《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以通俗流的语言，围绕20世纪初四川社会经济状况和川汉铁路筹建始末，阐述了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以“破约保路”宗旨提出的依据及其实施为重要线索，分析了四川地方政府和主要官员对保路运动的基本态度，再现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保路风潮、各界民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以及四川各地反正独立的历史画面，揭示了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原因。本书由鲜于浩、张雪永合著。

今年是2011年，四川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已经发生100年了。当我们回顾这一近代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时，应该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四川人民对辛亥革命的特殊贡献，永远铭记在辛亥革命时期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英勇献身的中华英烈，永远铭记在四川保路风潮中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慷慨赴死的蜀中先烈。

《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以通俗流的语言，围绕20世纪初四川社会经济状况和川汉铁路筹建始末，阐述了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以“破约保路”宗旨提出的依据及其实施为重要线索，分析了四川地方政府和主要官员对保路运动的基本态度，再现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保路风潮、各界民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以及四川各地反正独立的历史画面，揭示了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原因。《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由鲜于浩、张雪永合著。

前言 引起中华革命先

第一章 20世纪初的中国与四川社会

 一、列强的灭国新法——“不劳兵而有人国”

 二、列强在四川侵略势力的扩张

 三、清末新政及其在四川的施行

 四、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形成

第二章 四川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川汉铁路公司的筹建与演变

 二、川路股款的筹集宣传与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川路股款的征收与保路运动的群众基础

第三章 四川保路运动领导集团的形成及组织基础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四川的活动

 二、四川立宪派与保路运动领导集团的基本形成

 三、四川保路运动的组织基础

第四章 “合法”与“非法”抗争交织的四川保路风潮

 一、清政府“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出台

 二、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保路运动

 三、四川“破约保路”斗争方略的确立

 四、“非法”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及其“合法”抗争

 五、“合法”的川路特别股东会及其“非法”抗争

第五章 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与武昌首义的爆发

 一、保路风潮中的四川各界民众

 二、保路风潮中的四川地方官员与“成都血案”

 三、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

 四、清政府应对四川局势的举措与武昌首义的爆发

第六章 四川各地的独立风潮

 一、四川各地相继独立

 二、成都兵变

 三、成渝两地军政府的合并

结语 四川保路风潮——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各地商会组织得到发展。革命形势不断上扬，爱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得到不断提高，成为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国内外组织革命团体，出版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3年前后，在上海和东京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兴起了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太炎(1869一1936)，又名炳麟，号枚叔，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受改良思想影响，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转变政治立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直斥他们仍抱幻想的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论证了实行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必然性。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组织的政治活动，与章太炎等人志趣相投，结为兄弟。在日本期间，他深感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即希望国人能摆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写就《革命军》一书。1903年4月，邹容避居上海，《革命军》由章太炎润色并作序，于1903年5月出版。后邹容因上海爱国学社和《苏报》大力宣传革命而被捕入狱，被判监禁两年。1905年4月，邹容不幸病死狱中，年仅20岁。《革命军》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其发行量为清末书刊第一位，达19万余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思潮的迅猛发展，也促使不少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官费留日学生，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1903年，陈天华写成《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实行“排满革命”的道理，并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的揭露。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在四川，杨庶堪等人于1902年在重庆组织公强会。1903—1904年间，吴鼎昌、孔庆睿在成都组织华阳书报社，刘汉柏组织公德社。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兴起。首先是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旨在抗议俄军拒不撤军的侵略罪行，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抗俄。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1907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了抵制英货运动，1908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同年两广地区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从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总部设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实际上相当于副总理。同盟会有自己的《同盟会章程》，它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有明确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它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报》，有公举的领袖；入会者都以个人名义申请，须履行一定的组织手续，入会后要遵守规定的组织纪律；整个同盟会从本部到支部再到分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打破了过去的地域观念和习惯。所有这些特点和优点，使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06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得以系统形成。

20世纪初期，迅速崛起的日本成为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为280余人，1902年有500余人，1903年近千人，1904年达3000余人，到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8000余人。

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海外，孙中山亦因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清朝政府通缉，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只能在日本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活动。由于他们在青年中的威望较高，对后来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影响非常之大。留日学生中出现的革命派、改良派，大多与他们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如众星捧月，为了追随亡命客而赴日本留学的人，更如铁之为磁石所吸引。”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时，约100名留日学生专门到横滨迎接。8月13日，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欢迎会上，出席者有1300余人，连屋外也挤满了人，可谓盛况空前。

在这期间，不少四川青年也东渡日本求学。1901年，四川派遣22名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而据不完全统计，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高居各省留日学生人数第三位，仅次于湖北和湖南两省。据吴玉章所述，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达2000余人。和各省留日学生类似，他们大多因爱国而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倾向于改良，而另一部分人主要受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影响而成为革命党人。

在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里，除邹容外，来自四川荣县的吴玉章也是其中的佼佼者。P27-30

新中国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答案是，新中国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成(成都)渝(重庆)铁路。

为什么新中国修筑的第一条铁路选在西部内陆的四川省境内？是谁最早在新中国提出修筑成渝铁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更多人不清楚。实际情况是，早在重庆解放之初、成都尚未解放之时，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就提出了修筑成渝铁路之议。后经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批准并调拨1亿斤大米作为筑路工程的第一笔投资，成渝铁路得以迅速地在1950年6月15日开工，并于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

邓小平为什么会在重庆解放之初就提出修筑成渝铁路？仅仅因为他是四川人吗？当然不是。在重庆解放之初就提出修筑成渝铁路之议，是因为他深知：四川人民曾经含辛茹苦，为拟议中的川汉铁路交纳了巨额铁路股款；四川人民曾经在辛亥年(1911年)为“破约保路”掀起过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和遍及全川的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从而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四川人民从清朝末年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历经40余年都没有盼到铁路修成的那一天。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用短短的两年零十五天就将四川人民盼了40余年的铁路建成通车了。成渝铁路与清末拟议中的川汉铁路相较，虽然路程短，修筑难度有所降低，但更符合当时国家和四川省的实际，有利于四川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千年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交通状况，也得到了根本改观。

矗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近百年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可以作证：四川人民曾经为筹建川汉铁路交纳了1100余万两白银(约合1600余万银圆)铁路股款；四川人民在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中，严词批驳清王朝的“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拒不交路；他们以“四川保路同志会”和“特别股东会”为依托，交替使用“合法”与“非法”斗争手段，不惜罢课、罢市，甚至抗粮、抗捐，与清朝中央政府对峙达三个多月；“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风潮发展为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四川民众与清朝军队的抗衡又达两个多月之久。

在四川保路同志军抗击清军的枪炮声中，在清朝政府焦头烂额、穷于应对之时，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爆发了。此后，各地的革命党人乘时而起，全国十多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迅速地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2月，隆裕太后不得不代替年幼的宣统皇帝发布上谕，宣布退位。伟大的辛亥革命成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260余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了。

值得注意的是，清王朝“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同样涉及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群众性的保路斗争因当地政府的严厉取缔或镇压而渐趋沉寂之时，正是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之日。1911年9月14日，著名的湘籍革命党人宋教仁在《民立报》撰文指出：“始则有湘鄂人争之，不得；粤人又争之，亦不得；最终乃有川人奋起力持，设保路同志会，誓要求政府取消结款契约，收回川汉铁路国有成命，听归商办。始事以来，坚忍不懈，以与政府相抗者已二月，其意志之强固，毅力之宏大，迥非湘、鄂、粤人所能及。”四川人民在辛亥四省的保路运动中后起而成效甚著，堪称独树一帜，居功至伟。

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朱德也高度评价了四川保路运动的丰功伟绩：“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

今年是2011年，四川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已经发生100年了。当我们回顾这一近代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时，应该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四川人民对辛亥革命的特殊贡献，永远铭记在辛亥革命时期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英勇献身的中华英烈，永远铭记在四川保路风潮中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慷慨赴死的蜀中先烈。

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彪炳史册！

我之能在四川保路运动方面有了一些研究成果，的确是先师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教授和四川大学隗瀛涛教授耳提面命、悉心栽培使然。

1981年初夏，林先生收到了四川方面的关于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林先生时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湖南省社科联主席等职，公务繁忙，无暇赴蜀。于是，林先生嘱我(时为林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撰写一篇论文，并将题目定为与川汉铁路的筹建及四川保路运动研究有极大关系的川路租股研究。

我当时对四川保路运动，尤其是川路租股知之甚少。奉林先生之命，回四川查阅资料，当面向隗瀛涛教授请教，受益匪浅。，之后，在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沙先生的帮助下，查阅了20余部县志及很多相关资料，在四川省档案馆也见识了不少档案资料。《试论川路租股》一文草成后，面呈隗瀛涛教授斧正，受到隗先生的肯定。当年夏，即以此文参加了四川省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回到长沙，林先生阅后亦较满意。随后，我在湖南省图书馆又查阅了有关湖南省征收租股的资料，作了补充修改。1981年10月，我参加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有幸获奖，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并在《历史研究》发表。林先生和隗先生的指导帮助，不仅使我草就一篇论文，还决定了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和研究方向。

不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便顺理成章地定为《川汉铁路与四川立宪派》。在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隗瀛涛教授嘱他的研究生谢放(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将他的新作《四川保路运动史》、他和赵清教授主编的《四川辛亥革命资料》的清样稿寄往长沙，此后我又在隗瀛涛教授家中借阅了没有收入《四川辛亥革命资料》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西顾报》等报刊复印件，既省却不少奔走图书馆的时间，也得见一些没有公开出版的珍贵资料。

1982年毕业之后至今，四川保路运动依然是我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除《试论川路租股》一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外，我还陆续发表了《“破约保路”宗旨的提出及其实施》、《邓孝可与四川保路运动》、《赵尔丰与四川保路运动》、《四川保路同志会不设会长副会长》、《(辛亥革命辞典)一则条目的几点失误》等论文。在我的指导下，我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亦先后发表了《川路特别股东会析论》、《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状态》、《试论川路公利之股》、《湘蜀两省保路运动比较研究》、《铁道干线国有政策析论》、《资州罗泉井会议考》等论文。因此，本书既有我独立研究的成果，也有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的一些研究成果。还须指出的是，1996年承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三井先生惠赠四川大学戴执礼先生在台北出版的三卷本《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利用戴先生穷一生精力所编辑出版的最新资料。西南交通大学张雪永教授事务繁忙，毅然参加本书的写作。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基金项目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资助。

本书的第一、二、三、结语部分及前言、后记等由鲜于浩完成。第四、五、六部分由鲜于浩、张雪永两人合写。。

就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时，我的研究方向就是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90周年将到之时，我近20万字的书稿因换电脑而不幸丢失。承蒙四川人民出版社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际约我撰写本书，也算了却了我多年的一个夙愿。四川人民出版社相关领导和编辑曾数次光临寒舍，为本书的写作及出版事宜付出不少心血，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忱。

仅以此书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

仅以此书纪念四川保路运动100周年。

仅以此书追念先师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教授和四川大学隗瀛涛教授。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鲜于浩谨识

2011年3月于西南交通大学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