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摸索出来的，而摸索中国道路的不是冰冷的理论，而是一个个火热的灵魂。本书是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高渊的人物采访特写选集。在本选集中，作者对那些在中国当代发展模式上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那些改革的探路者，进行了细致地刻画。包括：陈锡文、高尚全、邵宁、王新奎、郑永年、周其仁、张五常、王赓武、陈佳洱、胡锡进、白岩松、曹景行、李辉、张力奋等个人，和“WTO 谈判者”“东京审判中方三杰”两个人物群体。这些人物的人生，既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侧影。

高渊，现任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曾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主笔、新闻采访部副主任。参与创办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并任主编。

站在高处的记者（李泓冰）
自序 我当记者这些年
庙堂之高
陈锡文 我与中国农村50年
王新奎 我的角色不是官，而是僚
高尚全 一个甲子的改革情结
邵 宁 如果那轮国企改革失败，我可能第一个被问责
江湖之远
郑永年 我刚把户口迁回余姚郑洋村
周其仁 把自己当外星人，看地球人卡在哪里了
张五常 我可能说错，但不会说我不相信的
王赓武 我从外国人视角看中国历史
象牙塔中
陈佳洱 我当北大校长那些年
吴启迪 生命、同济和江上舟
方汉奇 新闻史家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媒体巨变
白岩松 我没走，因为新闻还在这里
张力奋 全球进入假新闻时代
胡锡进 我也会退出江湖的
曹景行 一个人的CNN
入世风云
沈觉人 任何成功的国际谈判，都是妥协的结果
佟志广 入世就像下场大雨
谷永江 复关成败事，尽付笑谈中
石广生 如果倒退十年，入世谁也谈不成
孙振宇 “经济联合国”正面临过时的危险
张月姣 我当WTO大法官那九年
东京归来
梅小璈 法官梅汝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向隆万 检察官向哲濬：往事都藏在心里
倪乃先 首席顾问倪征□(特殊字体)：不拿下元凶，无法见江东父老
后记 把天聊起来目标群体下去

站在高处的记录者
李泓冰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70年，中国从战乱后的积贫积弱，直到通过持续改
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
的发展道路。新中国70年的波澜壮阔，事关一个亿兆人口
的古老民族的前途命运，无论是在中国上下五千年，还是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一场极其醒目的历史叙事。这
70年的中国，从数千年的封建观念笼罩中，从盘根错节、
积重难返的旧体制中，锐意革新、艰难突围，其间究竟发
生过什么？改革开放究竟是由哪些人、哪些事一一促成的
？碰到过哪些坎坷、采取过哪些应对措施？如何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具体所指又是什么
？
这本《中国寻路者》，或许可以借助采写的人物之口
，一一解开这些与改革史息息相关的扣儿。开卷之益，就
在于仿佛读了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缩微版“史记”。
这本书选自作者的“高访”系列访谈，该系列甫一问
世便颇引人注目。很有一些同行钦羡。一是羡慕高渊的文
字，二是羡慕身为党报记者，有这样自定主题、采写人物
的“随心所欲”。
作者确实得天独厚。借力上海报业的全方位改革，他
成为解放日报的特聘首席记者，这个“特首”，让他没有
了职务和条线的羁绊，可以做一些颇具学术意味的采访调
研，也就有了重磅的“高访”人物系列。
其实，即便有了这样的“得天独厚”，也不是谁都能
像作者一样成为如此水准的高访主笔。细数他笔下的人物
，你会发现，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分量的人物。没
有充分的积累、学养和见识，是不可能在他们面前，拥有
平等对话的机缘和底气的。
且看他曾采访的那些人物：
陈锡文，黑龙江知青出身的前中财办副主任，一直是
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连续参与起草了17份农
村改革“一号文件”。他回忆80年代初成立“中国农村发
展问题研究组”之际，邓力群和杜润生都来了，他还记得
当时让他感觉振聋发聩的一席话，“中国是一个农业和农
民大国，农民如果还贫困，那么国家就富裕不了……就不
可能现代化”。
石广生，前外经贸部部长，主持中国人世谈判，代表
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十几年后他
感叹：“实践已经回答了我的担心，中国人世是成功的！
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人世付出
的代价会很大。”
王新奎，曾经和一些青年学者一起，同几任上海市主
要领导定期务虚，感受了上海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历程
。作为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深度参与了浦东改革开
放进程。他认为，改革“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
王赓武，出生在印尼的澳大利亚公民，国际影响力颇
大的中国问题专家、香港大学前任校长。他提出“中国正
面临第四次崛起，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可以和两千多年
前秦统一中国时的爆发力相提并论”。
郑永年，浙江农村家庭走出的书生，继王赓武之后担
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说：“我总觉得80
年代是很好的时代……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
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
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70年崛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这些话，在历史长廊中余音绕梁、经久不息。在高
渊的书写下，新中国道路上的诸多细节纤毫毕现、熠熠生
辉。这样的一些人物，显然是高渊有意识的选择，是有意
在为新中国、为中国改革史留下珍贵实录，这些实录发人
深省，也深具史料价值。毕竟，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太
需要了解改革的来处，都不能忘了当年为什么“非改革不
可”，也由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决策层不曾动摇过
改革共识，包括当下对“改革再出发、思想再创新”的一
再鞭策。也许，越到后来，如“高访”这样的人物选择、
这样“保真”式的书写，会愈发凸显出其分量。
看得出，每访一个人物，作者都做足了功课。他的发
问不温不火，尽量隐没自己的主观意志；同时又有和受访
者平视、对等的姿态，仔细拿捏着访谈的节奏。中国从来
没有停顿过攻关克难，“正人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
拦”。而他像是一位熟门熟路的向导，带同读者一起，随
着受访者一同重走新中国70年的深川和大山、泥淖与渡口
。
作者有时会出人意表地从ABC问起，比如问王新奎：今
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你的心目中
，“改革”是什么？引出了王新奎很棒的回答：“‘改革
’这个词，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广泛
流传的。原来不说这个词，讲的都是革命。”“‘改革’
有它的特定含义。简单地说，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
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
的……”之后，上海以及浦东改革开放的繁花，从王新奎
的叙述中一一过眼。
有时是闲到不能再闲的闲笔。比如作者问郑永年：我
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
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只走不跑吗？
结果引出郑永年的回答：“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
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
感觉。”他还提及在浙江四明山区的童年，“经常吃不饱
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
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农民的儿子这条线
，一直在访谈中若隐若现，或能解释网友眼中郑永年“曲
线救国”的心路历程。
当然，“高访”的采访对象，并非都是“改革人物”
，比如也有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法学界泰斗
倪征噢的女儿倪乃先，还有媒体人白岩松……但是，尽管
不在改革的核心位置，他们的工作仍然和新中国的过去和
当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拓宽了新中国复兴之路的历史背
景和现实维度。
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本书也值得一读，甚至具备某种
教科书的意义。
新闻人物的“高访”，在20世纪有一位标杆式的记者
——法拉奇。她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逼
问甚至挑衅的提问方式采访世界政要，具有浓重的“法拉
奇”标签。在采访中，她就仿佛站在聚光灯下，当仁不让
，咄咄逼人，甚至会把对方问到气急失态，由此采访出了
很多经典作品。
高渊的人物访谈却完全不同。他的公号署名“水米糕
”，颇能说明他的采写风格——很糯、很温润、很纯净，
没有华丽的描写、锐利的词锋，也没有炫技式的枝枝蔓蔓
，却使记者和受访者、新闻和历史、人物和时代不落痕迹
地深度交融，难分彼此。他访谈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有惊
心动魄或至少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都和国家命运和改革
的命运休戚相关。但在他，每每只是闲闲地起个头儿，或
在受访者沉浸或稍歇的时候，悠悠地随意递个话儿，话题
就这么长江大河地流淌下去、漫过历史的沟沟坎坎……在
看似温糯和软的访谈中，却充盈着某种“虽九死其犹未悔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息，透出属于新中国、新时代
的痛与快乐、爱与哀愁。
高渊和法拉奇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善于把握谈话节
奏，访谈中的控制能力，以及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
立人格——这一切，唯有站在“高”处，方能做到。
其实没有资格作序，就算一篇导读罢。

中国道路是摸索出来的，而摸索中国道路的，不是冰冷的理论，而是一个个火热的灵魂。
我们身处巨变的年代，每一天都是历史，每一个维度、每一刻都值得被以客观真实专业的方式记录。记录不平凡的历史细节，留给后人理解他们未曾亲历的时代。
风雨70年，尽付笑谈中，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与波澜壮阔的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他们在新中国7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建设进程中，贡献过智识和一生的生命；他们身上有一种当下鲜有的赤诚之心——家国天下、全力以赴，更有那“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中国抱负。
这是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缩微版“史记”，寻找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之中国的足迹。致敬中国70年巨变的推动者与见证者，聆听那些历史性时刻背后不为公众所知的故事。

把天聊起来，聊下去
四年前，刚开始做“高访”时，我曾做过一个梦。
好不容易约到一位“骨灰级”大佬，那天在他家客厅
等了许久，他女儿带我去卧室，路很长。我在老先生的床
前坐下，他女儿发话：“你采访吧，但老人家身体欠安，
只有五分钟，现在开始计时。”我突然想起，事先拟好的
采访提纲忘在了客厅，跑回去拿肯定超过五分钟。我只能
硬着头皮问：“您今天午饭吃了什么？”
醒来想想，如果真的问到中午吃啥，或许比问些缺乏
新意的官样问题更有意味。因为深度往往蕴藏于细节中。
这几年，我把每次采访当作一次聊天的机会。但和名
人聊天，心中还是会有些忐忑，担心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
，无法真正做到平视。
平视是一种态度。与高端人物对话，最需要的就是平
视。因为只有不仰视，不关注他们的头衔，才能不卑不亢
，才能更好地关注人和人性，才能让他们说出真实的想法
。这既是心态上的平等，对知识储备也有较高要求。
那次，我采访中国复关人世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谷永
江，他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上海嘉定开的一次会，
说到会议组织者是当时的机械工业部部长，但一时说不出
名字。他拍着额头感慨：“你看这一上了年纪，连这么熟
的人的名字都忘了。”我说：“是何光远吧？”谷永江一
拍大腿：“对啊！”
接下来，他有问必答，主动跟我说了很多鲜为人知的
细节，临别还邀我以后采京去他冢继续听他讲故事。
不过，平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正如白岩松跟
我聊到的，不仅要平视人，还要平视社会。他说，平视社
会意味着舆论监督走进中国的传媒，尤其是电视。过去我
们报道的社会生活，全是阳光灿烂的那180度，但是从《东
方时空》开始，以及第二年诞生的《焦点访谈》，我们看
到了生活中的另外180度，那里可能有很多问题、缺点、腐
败等，这样呈现的社会生活开始变得真实起来。
但说到底，平视只是表象，在它背后还有隐藏更深的
理念。
我初当记者时，有位媒体前辈来给我们这些新记者上
课，他说当记者一定要学会三样东西：电脑、开车和外语
。当时觉得有点难度，但时移世易，对于现在大学新闻专
业的毕业生来说，应该已经不在话下了。
如果说这三样本领是硬件的话，还应该有三个软件：
追求真实、崇尚理性与尊重常识。方汉奇先生说，媒体的
核心属性是真实性。那么，追求真实、探究真相当然是媒
体人的责任。同时，在这个众声喧嚣的时代，如何保持冷
静，理性地看待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
而最为基础的，应该也是最为朴素的理念，就是尊重
常识。尊重那些经过历史验证的思想，尊重先贤实践得出
的真知，尊重家中老人从小在耳边唠叨的规范。
限于篇幅，未能将这几年做的“高访”尽数收入本书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版时弥补。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
纪文景，尤其感谢本书责编贾忠贤和周灵逸两位女士的鼓
励与支持。此外，虽然本书出版前我对所有访谈又做了一
次校对梳理，但依然会有疏漏，期待读者朋友们指正。
聊天是件有趣的事。只有把天聊起来，才是好的访谈
。我期待，不仅把天聊起来，也要把天聊下去。
谢谢各位！
高渊
2019年2目20日

北京，博学胡同一号。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并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着一条窄窄的府右街，与中南海紧邻。而且大门口只有门牌号，以及站岗的军人。这些都说明，这里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里。在二楼，67岁的陈锡文走过来与我握手，微笑着略做几句寒暄，便开始了我们历时三个半小时的长谈。
如果从他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算起，他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如果从他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算起，他研究中国农村已近40年。2016年6月，陈锡文卸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锡文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更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也被称作是真懂中国农村的官员。
我说，有一个敏感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转基因。现在各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转基因似乎成了一件没法沟通的事，你对转基因是什么态度？陈锡文略思考，说：“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按理来说，门外汉不适合谈这个，因为不懂嘛。”
在陈锡文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上对转基因的讨论过于情感化，都是情绪。比如，有些人很激动地说，美国人自己从来不吃转基因食物，种了都卖给中国人吃。“这是天大的笑话！确实有很多美国老百姓不知道吃了转基因食物，但不是不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正式批准上市是1996年，已经过去20年了。”
但为何美国对此的争论远没有我们激烈？
陈锡文坦率地表示，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美国政府长期监管很严格，尤其是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公信力很强。他们的管理程序也非常规范，凡是通过了FDA的严格论证，美国民众就认可是安全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他们相信FDA。”
很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吃了转基因食品，那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标注一般是怎么规定的呢？
陈锡文透露，从全球来看，大致是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美国，不用标注，由FDA确保食品安全。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但联邦立法还是倾向于继续不标，有些州可能会要求标注。
第二种是欧盟和日本，都是要求标注的，但他们有个限量。比如，欧盟规定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的含量超过0．5％，必须标注。日本是超过5％要标注。
第三种类型就是中国。我们规定不管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含量多少，只要有就必须标注。
这些不同的规定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各国对转基因的不同态度。
2015年，陈锡文为转基因问题去欧洲考察，发现法国已经基本停止研究了。他去了才知道，这里面有政党政治的因素。 萨科齐竞选总统时，法国社会有两大忧虑，一是核电，二是转基因，反对主力是绿党。萨科齐就跟绿党谈判，要求对方不要反对核电，因为核电在法国总发电量占比相当高。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上台后停止发展转基因。后来奥朗德上台，也延续了这个政策。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