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出身孤寒，自画荻识字起，便与文字结缘，又因杰出的文学才华而步入仕途，在政坛中跌宕起伏，最后成为令人仰慕的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他作为北宋文学巨擘的地位早已毋庸置疑， 1057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手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等人，成就了北宋文化最为辉煌的一代。在政坛上，他立朝蹇谔，不以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和理想，在波诡云谲的朝堂纷争，他既收获了赞誉，也蒙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他既赢得朋友，也失去过友谊，甚至结下仇怨。这本传记从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入手，以他的人生起落为经，诗文作品为纬，以诗词文入传，不仅全面展现他起起落落的一生，展现了一代文宗的高贵品格和精神。

第一章 一代文宗出孤寒 1
从沙滩画荻开始，幼年的欧阳修在母亲引导下读书习字 1
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 5
少年欧阳修显露出颖异的资质 7
第一次汴京之行，使欧阳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及原因所在 8
追随时尚的潮流写作诗文，内心深处却渴望着新变与突破 12
由监元、解元而至省元，一年之间，欧阳修三登榜首 16
第二章 伊洛群英开新声 21
西京留守府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22
浪漫的性情恰与浪漫的生活两相契合 26
欧阳修学作古文的引路人与竞争对手 29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第一个小高峰 33
欧阳修与梅尧臣迭相唱和 38
明道元年初春，为款待好友陈经，欧阳修约杨愈、张谷同游龙门山 41
三月下旬，欧阳修与梅尧臣、杨愈结伴去嵩山揽胜 44
“逸老”之名在欧阳修心中激起巨大波澜 48
新秋的一天，欧阳修在会隐园为梅尧臣饯行 52
趁着祭告嵩岳山神的机会，谢绛率欧阳修等僚友作数日山水之游 55
明道二年春，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欧阳修身上 59
壮丽的黄河开启了欧阳修豪健的胸襟，也成就了他奇丽瑰伟的新诗风 63
明道二年冬，西京留守府充满着离别的氛围 66
欧阳修的刚直、才识与仁厚，给王曙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67
三月将至，欧阳修西京任满，回首之际，充满了依依惜别的深情 69
第三章 庐陵事业起夷陵 74
欧阳修以雷厉风行、敢为天下先的品节与朋友相互砥砺 75
好几位公卿之家看中才具超群的欧阳修，先后托媒人提亲 80
创作上的日趋成熟，带动了欧阳修对散文理论的深入思考 84
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欧阳修大倡言事之风 90
欧阳修专注于国家的财政痼疾，范仲淹则着眼于吏治的腐败 94
欧阳修暗下决心，要将贬谪作为砥砺节操、升华自我人格境界的契机 100
欧阳修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沉溺于怀旧的伤感与自怜的忧思 104
利用公余之暇，欧阳修勤奋地投入到学术的思考与研究之中 110
抵达许州，八月举行了成婚大典 114
振兴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的理想目标在欧阳修心中越来越清晰了 116
对于欧阳修来说，乾德就像一片精神的荒漠 120
卸去乾德县令之后，欧阳修应谢绛邀请，先往邓州寓居一段时间 124
婉拒范仲淹聘请 128
第四章 力振斯文扶新政 131
欧阳修强烈体会到壮年早衰、时不我待的深沉悲感 131
无缘参与抗敌御侮的军事作战，欧阳修将热情和精力倾注于思想文化研究 134
好友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此时，他们的话题格外沉重 138
欧阳修声望日隆，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 143
欧阳修成为了革新派的主要代言人 147
韦城知县的晚宴上，有位美貌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 153
对五代时期的忠义之士大书特书，推崇备至 156
吕夷简罢相，欧阳修增补为谏官 159
庆历三年十月，著名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 163
春天的气息、春天的花朵温润了欧阳修的心灵 167
万籁俱寂的深夜，欧阳修奋笔疾书写下了《朋党论》 171
长期以来，欧阳修一直致力于文体文风的改革 175
富弼之命下达不出十天欧阳修也接到了新的任命 179
“进奏院事件”之后，守旧派纷纷占据要职 182
欧阳修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绝不向守旧势力低头屈服 186
一场政治迫害在意料之中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了 190
第五章 与民同乐醉翁情 195
痛定思痛，欧阳修心中充满了不平和愤懑 195
滁州地僻事简，公余之暇，欧阳修寄情山水，借以排遣忧烦 198
作为一名关爱黎民、喜欢与民同乐的官员，欧阳修主张为政宽简 202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散文风格成熟的标志 204
在苦难中，欧阳修用种种美好事物自我遣玩 209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与理论建树上的尝试与发展 213
欧阳修闻知石介身后奇冤，悲愤难抑 217
对于众多的青年士子来说，欧阳修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 221
平山堂建成不久，一天，忽有远信寄到 226
怀着深切的哀悼之情，欧阳修撰写了《尹师鲁墓志铭》 231
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刚满四十一岁的苏舜钦在苏州病故 236
初到颍州，欧阳修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241
欧阳修坚持不懈地从事经学与史学的研究 245
几任地方官后，欧阳修对民间疾苦的了解越来越深 249
欧阳修一生交朋结友，无不以“同道”相期，而与“同利”无缘 254
欧阳修极为看重家族世系，也极为关注家族兴旺 259
经过整整十七年的艰苦写作，《新五代史》终于基本完成 262
第六章 文坛始自嘉祐新 267
欧阳修又一次成为了流言与阴谋的受害者 267
欧阳修满怀热情地“付托斯文”，王安石却志不在此 272
《范公神道碑铭》写成后，引起了富弼、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极大不满 275
四五月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欧阳修再次萌生了引退的念头 278
至和二年八月，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 283
这年五月，大雨成灾，汴京城里水势汪洋 286
囿居省院，诗歌唱和成了调节受困精神的良药 289
利用科举改革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愿望 293
欧阳修终于将宋代古文运动引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97
欧阳修宽广的胸怀、发现人才的识力、提携后进的热忱，令人深深感动 302
欧阳修深感体力

年前我们写完了《苏轼传》后，就开始从事这部《
欧阳修传》的写作了。这是顺理成章的。欧阳修是苏轼
的恩师，是苏轼成长道路上一位影响深远、举足轻重的
人物；而苏轼则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领袖，从“
欧门”到“苏门”，不仅保持着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一
贯性，而且是北宋文学高潮的集中表现。欧、苏二人都
是统摄兼擅各个文化领域的综合性人才，是北宋文化高
度发达繁荣的结晶和代表。苏轼的“全才”特征实导源
于欧，欧才是北宋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百
科全书式”的文化巨星。南宋杨万里之子杨伯子（东山
）说：
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
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
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
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
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
，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
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
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
。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
未必能及欧公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
）
这里提出一个颇有兴味的问题，即欧、苏比较。杨
伯子认为，第一，二人都是“全才”，他列举了欧氏在
诗歌、碑志文、史书、骈文、经学、奏议和词七个方面
的成就，推为“得文章之全者”。第二，苏不及欧，苏
诗虽佳，但或有不如人意者，而且他不曾作“史”，不
像欧有《新五代史》（其实欧还主持《新唐书》的编撰
），即使作史，也未必能达到欧的史学境界。杨伯子的
第一条意见人们都能认同，第二条意见却会引起争论。
他可能是有某种针对性的。苏轼在世时，就有人认为苏
高于欧，苏轼坚决予以拒绝。他的《答舒尧夫》说：
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
。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
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
狂则愚而已。
欧、苏并称，这已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称谓，强予轩
轾并无必要，杨伯子的抑苏扬欧疑有崇尚乡贤的感情因
素在起作用（杨也是江西庐陵人）；苏轼认为欧氏是天
才，是千百年难得一现的天人，有人若以为可与他并肩
甚或超过，那简直是狂妄与愚蠢，“非狂则愚”了，苏
轼尊师的态度，终生未变。欧、苏年龄相差正好三十岁
，整整一“世”，是两代之人，各自承担并出色完成历
史赋予他俩的文化使命。若要勉强相较，则从开创性而
论，欧氏始终处于“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崇高地位，他
于“宋学”、“金石学”、“诗话学”等均允称第一人
，于宋代文学包括文、诗、词、赋，都是居于文坛前沿
、引领风尚的伟大作家。苏轼则在文学的成熟性与艺术
造诣上具有非凡的成绩，甚或超越乃师。然而他又是在
欧氏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前行的。人们说：“名师
出高徒”，也可以反过来说：“高徒出名师”，这在他
们二人身上尤为适用。要之，北宋出现的欧、苏二人是
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荣，他们先后辉映，融为一体，具有
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写的这两部传
记自然地成了同一系列的“姐妹篇”。
这部《欧阳修传》在写作原则与方法上，一仍旧章
，都依照《苏轼传》。我们仍坚持两个原则：即遵循“
无一‘事’无来历”的“信史”宗旨，却不主张“无一
‘字’无来历”，也就是说，既追求叙事的文献根据，
而又允许做适度的想象和推演，此其一。同时注意传主
的文学创作的介绍，采取类似“以译代注”的方式予以
阐释，注意叙述的一气呵成的文脉，也把著者对文本的
一份理解和体悟与读者交流。除了这两点相同外，在叙
述风格、章节结构上也都没有很多变化，读者如有兴趣
，不妨两传连读，不仅能读出欧、苏二人的同异，也能
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北宋社会、政治、文化面貌有更多的
了解。当然，我们在写作欧传时，也对传记写作问题另
有一些体会。
形神兼备，以形传神，应是传记作者追求的最高目
标。为欧阳修立传，也就是为他画像，应该包括外貌形
象和内在特质。欧氏任扬州知州时曾请画家来嵩为梅尧
臣画像，梅氏诗云：“广陵太守欧阳公，令尔（来嵩）
画我憔悴容，便传仿佛在缣素，只欠劲直藏心胸。”（
《画真来嵩》）同时来嵩也为欧氏画像，梅氏《观永叔
画真》云：“良金美玉不可画，可画惟应色与形，除却
坚明尽非宝，世人何得重丹青？”看来梅尧臣对肖像画
评价不高：画像只能大致描摹出外在的“色与形”，对
于内在的“劲直”或“良金美玉”般的品节却无能为力
。梅氏的看法有些偏颇，优秀的画师是能够以形传神，
即以“写照”达到“传神”，从而臻至形神兼备的境界
，只是需要艰苦磨砺而已。人物传记的写作也是如此。
细节的选择和描绘在为传主传神写照中具有特殊的
作用，这一点西方传记更显优长。近读四川学者刘咸炘
（1896—1932）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述林》，
他说：

此时，在文学观念上，欧阳修仍与尹洙基本上一致，但与同年好友石介，则旨趣大异。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与欧阳修同年进士及第。他“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元?脱脱《宋史?石介传》），在思想上崇尚儒学正统，力斥佛、老虚妄；在文学上倡言古文，激烈抨击西昆体时文的流弊，尝作《怪说》、《中国论》，认为“去此二者，可以有为”。石介时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府推官，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名健将，他的这些文章影响很大。
一天，欧阳修在王拱辰家品茶，拱辰拿出石介刚寄来的书信和随信附寄的《二像记》石刻本，请大家欣赏。欧阳修接过一看，竟是满纸乌黑，几不可识，反复细辨点画，才慢慢看明白他写的内容，心中不由暗暗吃惊。回想前年在洛阳时，他收到的石介来信，那时字迹并不如此怪异。当时在座的还有蔡襄，同辈中书法最精，遂将书信递给他，问道：“君谟（蔡襄字），你看这字迹，是因为不懂书法才写成这样吗？”
蔡襄仔细看了看说：“不是。”
“那么，是书法的规则本来应该如此？”欧阳修一脸困惑。
蔡襄摇摇头说：“也不是。”
“或者，”欧阳修想了想：“是不是古代书法史上曾有过这么一种字体？”
蔡襄笑道：“没有。”
“现代还有谁这样写字吗？”
蔡襄仍是摇头。
“那么，守道为什么非得这么写呢？”
蔡襄回答说：“我看呀，他这是故意标新立异，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欧阳修联想起最近读到的石介的几篇新作，其好古悯世之意固然令人感动，但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对所论述和批判的事情又没有深入地追源溯流，在文章风格上也是求新求怪，不讲究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些倾向与他习字的偏向显然是同出一辙。本着朋友之间相期于道的想法，欧阳修决定给石介写封信，直言规劝。他说：
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与石推官第一书》）
追求真理，是君子求学致道的目的所在，即使是那些在历史上被称为特立独行的人，如果细考其行迹，也不会越出君子的行为规范，只是与当时那些得势的庸俗之辈不相符合罢了。因此，求异取奇并不是君子所当为。而石介的书法，“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天下皆非之”，却“昂然自异，以惊世人”，对于这种做法，欧阳修觉得很不可取，而且他见微知著，敏锐地察觉到石介这种“好异以取高”的习尚，将有可能把一代青年学子引入歧途： 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同上）
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语，倔强劲直、性格偏执的石介却听不进去，他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本不善书，更不屑以此“特异于人以取高”。因为他所留意的是尧、舜、周、孔之道，这才是匡时济世的根本，而书法只是用来传播圣人之道的一种工具，“能传圣人之道足矣”，又何必孜孜于此？更何必古有法、今有师？他说自己真正有异于众人之处乃是排摒为害儒学正统的佛老思想，诋斥雕章琢句的西昆体时文，但也并非是“特为取高于人”，确实是出于卫道的需要。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批评是，自己可能给青年学子带来不良影响，他在信中反驳道：
国家兴学校，置学官，止以教人字乎？将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责我不能书，我敢辞乎？责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答欧阳永叔书》）
接读来信，欧阳修觉得石介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书法固然只是一种工具，好与不好无关乎国计民生，但他所忧虑的是，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不良的思想倾向，恐怕会让正在兴起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革新走一段本可避免的弯路。是的，我们要求新求变、破除陋习，但并不意味着不分良莠，全盘否定。批判传统，同时也应该尊重传统，这样才能去芜存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因此，他又提起笔来，再陈其辞：
然至于书，则不可无法。……今虽隶字已变于古，而变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与石推官第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