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玲芬著的《门对孤山》介绍:阅读丰子恺的作品,时常会跟着他那些可爱的漫画和随笔到了杭州,坐着画舫,游了西湖,看了湖光山色,读了江南四季,淡妆浓抹总相宜,横看成岭侧成峰。
丰子恺认为杭州居家最好,于是便暂离了故乡石门湾,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缘缘堂暂且放在一边,借送考、伴读之名,一门心思到杭州做了“寓公”,日日与西湖为伴,会友,游湖,写生,作文,度过一段快乐悠闲的好时光。
丰子恺觉得杭州是可爱的,于是,在上海劳作了十天半月,一旦工作告一小段落,偷闲乘车到杭州来放松一下。在城站下车,坐黄包车到达新市场时,望见杭州城里一片平广的夜景,心头感到十分的快适。
徐玲芬著的《门对孤山》介绍:杭州天生丽质,自古受人青睐。艺术家们尤其钟爱,留下了无数诗文故事,更增添了杭州的美感和底蕴。唐有自居易,宋有苏东坡,明有张岱……到近现代,与杭州结缘的文人墨客就更多了。“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道出了人们对杭州的无限眷恋。丰子恺更在杭州租屋,乐做“寓公”,前后居住近十年,缘分可谓深矣。
丰子恺在杭州时写过许多文章,画过许多画,他每每写到杭州,总是一往情深。
起初不经意的你
秋到江南,白菊飘香,空气里弥漫着甜蜜的味道。189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江南水乡石门湾丰家老屋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就在这天清晨,丰子恺诞生了,这是丰家盼了许多年后盼来的第一个男孩,可谓合家欢喜,连木场桥头后河边的杨柳也笑弯了腰。父亲丰鐄为儿子取乳名“慈玉”。祖母丰八娘娘立即叫人摆起香烛敬神谢恩。丰子恺就在全家上下都宠爱的环境里健康地成长。
丰子恺出生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力求维新救国。就在丰子恺出生的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在内外交困之下,清王朝正走向穷途末路。
1900年,因庚子之变,例行的乡试推迟了。1901年10月是光绪皇帝三十的万寿圣节,按例应加开恩科,也一并推迟到1902年补行。就在这一年秋,丰子恺的父亲第四次赴杭州应试中举,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但因当年丰子恺的祖母去世而不得出仕,在家设塾授徒。
起初,丰子恺在父亲的私塾里受教,学名丰润。1906年秋,父亲去世后,母亲钟云芳送他人镇上的于云芝私塾读书。1905年,科举废除后,各地先后办起学堂以代替私塾,于云芝的私塾也改成小学堂。1910年,小学堂借用西竺庵祖师殿为校舍,正式定名为溪西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为便于选举,流行同音简化字,一位老师将丰润改名为丰仁。溪西两等小学堂后经改组,原有高等部分的学生归人新办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校址仍在西竺庵。1914年,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小学毕业,面临升学。丰子恺的母亲很是忧心,与邻居沈惠荪先生商量丰子恺的前途问题。沈惠荪当时是小学的校长,与丰家有亲戚关系,在他的建议下,丰子恺的母亲决定送儿子去省城杭州投考中等学校。恰好沈惠荪的儿子沈元与丰子恺同班毕业,也要去杭州投考,由沈惠荪亲自送去。于是,丰子恺的母亲便拜托沈家父子带丰子恺同行。
1914年夏天的一个炎热早晨,钟云芳一早起来为儿子整理行装,照例给他吃了糕、粽,期盼儿子“高中”,然后把儿子送到沈家。丰子恺就随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了长安,再坐火车,到了省城杭州。这是丰子恺第一次到杭州。这一年,丰子恺虚龄十七岁。
丰子恺的父亲去世早,母亲虽不识字,却一生兼慈母、严父之职,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对丰子恺一生影响很大。她曾与沈惠荪商量过,认为丰子恺投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最合适。当时家乡新办学校,需要老师,师范毕业可以当老师,而且父亲早逝,丰子恺是家中长子,将来不能离家远行,当老师可以在家乡觅职,不必外出。另外,也考虑到师范学费低廉,毕业后不必再升学,可以减轻家里负担。钟云芳将这三层道理再三关照儿子,儿子也频频点头。
带着母亲殷切的期待,带着求知的梦想,丰子恺踏上了杭州的土地。
杭州毕竟是省城,这里的学校多如牛毛,而且规模也比石门湾的小学大得多,丰子恺的心也如西湖边的柳絮随风飞扬,强烈的求知欲望,占满了他的心房,使他几乎忘记了母亲的叮嘱。之前母亲曾说过,学商业必须要到大城市的公司去谋差事,自己没有父兄,不可离家远行,读了中学,毕业后要升高等学校或大学,家里又负担不起。而此刻,丰子恺唯一担心的是,这回入学考试如果不能通过,落第回家怎么办?不行,绝对不行!眼下最重要的是必须考取。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听说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丰子恺便不问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将来的造就如何,只拣报考日期不相冲突的一所中学、一所商业学校,连同浙一师一起报了名。
发榜那天,喜讯传来,丰子恺被三校同时录取,且成绩名列前茅。中学录取第八名,商业学校录取第一名,师范学校录取第三名。
虽然有三所学校可以选择,但丰子恺心里早已拿定主意,打算选择师范学校。这不但与母亲的希望吻合,更重要的是,之前丰子恺比较了这三所学校,师范学校的校舍规模宏大,有巍峨的七进教学大楼和不少附属建筑物,而且就建造在父亲当年考举人的贡院的旧址上。校内藏书楼藏书丰富,最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各方面条件都很合意。进这样的学校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缘分。这一选择,母亲高兴,自己也合意,真是皆大欢喜。P2-5
一人,一城,一生
杭州天生丽质,自古受人青睐。艺术家们尤其钟爱,留下了无数诗文故事,更增添了杭州的美感和底蕴。唐有自居易,宋有苏东坡,明有张岱……到近现代,与杭州结缘的文人墨客就更多了。“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道出了人们对杭州的无限眷恋。丰子恺更在杭州租屋,乐做“寓公”,前后居住近十年,缘分可谓深矣。
丰子恺在杭州时写过许多文章,画过许多画,他每每写到杭州,总是一往情深:
“杭州山水秀美如昔,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居家最好……”(1947年1月15日丰子恺致函夏宗禹)
“上海分明已经受着这种改造(把向来的和平可亲的市街改造为危险可怕的高楼大厦),杭州还不会。因此我觉得杭州可爱……”(1934年《市街形式》)
“我的老家在离开杭州约一百里的地方,然而我少年时代就到杭州读书,中年时代又在杭州做‘寓公’,因此杭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1959年《杭州写生》)
杭州是幸运的,能够赢得艺术家丰子恺先生这么多的赞美之词,杭州是可爱的,杭州居家最好,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是的,再没有另一个城市,能让丰子恺这样倾心,这样一心一意地爱着、念着、牵挂着。
阅读丰子恺的作品,时常会跟着他那些可爱的漫画和随笔到了杭州,坐着画舫,游了西湖,看了湖光山色,读了江南四季,淡妆浓抹总相宜,横看成岭侧成峰。
丰子恺认为杭州居家最好,于是便暂离了故乡石门湾,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缘缘堂暂且放在一边,借送考、伴读之名,一门心思到杭州做了“寓公”,日日与西湖为伴,会友,游湖,写生,作文,度过一段快乐悠闲的好时光。
丰子恺觉得杭州是可爱的,于是,在上海劳作了十天半月,一旦工作告一小段落,偷闲乘车到杭州来放松一下。在城站下车,坐黄包车到达新市场时,望见杭州城里一片平广的夜景,心头感到十分的快适。
丰子恺把杭州当作第二故乡,于是,当战火毁了家园,毁了他亲手建造的缘缘堂,无家可归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另觅新巢的地方,就是杭州。
情缘深深深几许?丰子恺与杭州的缘分,很深、很真,很纯且恒久,伴随了他的一生。
只为相遇那一个眼神
彼此敞开那一扇心门
风雨走过千山万水依然那样真
只因有你陪我这一程
是的,在丰子恺一生中,这十年的亲近和相处,都是彼此间的一种情缘,是风雨兼程的陪伴。
丰子恺在杭州的十年,有三个相对集中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少年时,在杭州求学,前后五年。
丰子恺出生在桐乡石门湾,在家乡高等小学毕业后,到杭州投考中学。1914年夏,他考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便与杭州结下了一生的缘分。杭州西湖,成为他最初的自然崇拜。五年的学习,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文艺底子。可以讲,丰子恺正是从杭州起步走上文学艺术的道路,杭州是他始终难以割舍的牵挂。
自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丰子恺认识了许多影响他一生的师友,尤其是李叔同、夏丐尊这两位恩师,为丰子恺以后的艺术人生奠定了方向。李叔同成为他艺术上的启蒙者,而夏丐尊又成为他文学上的启蒙者。
第二个时期,不惑之年,在杭州做“寓公”,前后四年多。
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丰子恺开始在上海创业,后在故乡石门湾建缘缘堂定居。这段时间,他仍常来杭州,求师访友,亲近西湖。1933年缘缘堂落成后,丰子恺春秋客居杭州,冬夏回到石门湾,过了一段陶渊明式的逍遥日子。这样的快乐日子,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中止。
丰子恺在杭州做“寓公”,先后租住过三处地方:一是皇亲巷6号;二是马市街156号;三是田家园3号。各处都留下了他赋闲写作的印记。这几年是他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品、文艺论著和漫画,先后出版漫画集、随笔集和文艺论集二十余部。杭州西湖,在丰子恺眼里是一部百读不厌的好书,春夏秋冬,西湖四季,丰子恺都一一领略,赞美之词洋溢在字里行间。
第三个时期,历尽劫难后,居杭州“湖畔小屋”,历时一年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丰子恺返回故乡。看到家园被毁,他带着无限落寞的愁绪,来到杭州寻觅新巢。1947年3月,丰子恺全家迁入杭州静江路(即今北山路)85号的“湖畔小屋”。“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这里环境幽静,门外隔湖正对孤山放鹤亭。丰子恺再一次做起“寓公”,过起了赋闲生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和绘画作品。可以说,这是他的又一个创作丰收期。
当然,与此前做“寓公”时不同,这时正是国民党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丰子恺的赋闲,有太多的不得已、不得意。他靠卖画为生,日子过得艰难。他在给新加坡广洽法师的信中说:“国内生活飞涨,民不聊生,来日甚可忧虑……”1948年9月,丰子恺携女到台湾旅行,后又与广洽法师会于厦门,后经香港,在隆隆炮火声中回到上海,迎接解放。此后,一直到1975年9月去世,丰子恺长住上海达二十六年。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虽然一直定居上海,仍时常会到杭州,杭州还有许多他的牵挂。一件事和一个人使他常常牵挂。为了给弘一大师建墓塔和纪念馆,为了见马一浮先生,他经常赴杭州。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丰子恺为给弘一大师修造墓塔和纪念馆,一边多次与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通信,请广洽法师在南洋募集资金;另一边,也多次与在杭州的马一浮、黄鸣祥等人商议,劳心费力周全此事。1954年1月,舍利塔落成,但纪念馆一事因种种缘由最终没有建成。许多年后,杭州虎跑的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建成。那时,马一浮、丰子恺等都早已作古,他们地下有知,也足可慰。
于丰子恺而言,马一浮与弘一大师是他平生最崇敬的两个人,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丰子恺与马一浮最初的相识是因弘一大师引见。当时丰子恺在浙一师读书,尚未出家的李叔同带了丰子恺去陋巷拜访马一浮,之后丰子恺便一生追随。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移居至花港公园边上之蒋庄。那时,丰子恺已定居上海,但每到杭州总要去拜访马一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得自由的丰子恺十年未到杭州,而马一浮也遭迫害,于1967年在杭州逝世。“文化大革命”后期,丰子恺被“解放”后,在学生胡治均陪同下,于1973年3月有了一次杭州之行,这也是丰子恺生前最后一次去杭州。
四
丰子恺走了,杭州西湖依然故我。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杭州、西湖,皆因他的存在而不同。丰子恺与杭州的情缘还在继续。
《护生画集》回归杭州。
丰子恺留给杭州的、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他独一无二的文与画。他的文与画为美丽的西湖增添了风采,是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护生画集》回归杭州。1985年9月17日,丰子恺逝世十周年时,新加坡广洽法师专程来到杭州,郑重地将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等题字的六册《护生画集》原稿共四百五十幅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从此,《护生画集》回归杭州,成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在杭州师范大学成立。
1998年12月28日,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在杭州师范大学成立,同时举行纪念丰子恺诞辰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为在杭州弘扬与研究丰子恺的艺术精神,搭建了新平台。主持该中心的陈星教授,研究丰子恺三十多年,成绩卓著,为传承和弘扬丰子恺艺术精神不遗余力,影响不小。1998年,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持设立“丰子恺文艺奖”,目前已举办了十六届。
杭州皇亲巷旧址丰子恺艺术碑建立。
2003年11月9日,丰子恺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日,“丰子恺艺术碑揭幕仪式暨《丰子恺漫画全集》电子版首发式”在杭州举行。该艺术碑位于杭州庆春路旁的皇亲苑,丰子恺曾在此租屋居住三年。在此建艺术碑,足见杭城对于这位艺术家的重视与喜爱,丰子恺的艺术精神将在这座城市永久传承。
晓风书屋的丰子恺情结。
杭州晓风书屋创办于1996年6月,至今已在杭城拥有二十多家分店,影响日益广泛。该书店经营者酷爱弘一大师、丰子恺,自2006年11月起特设弘一大师、丰子恺图书与艺术品销售专区,此举得到杭城“丰迷”们的欢迎,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曾多次在晓风书屋与书友座谈。该书店的经营理念是:“开有风景的书店,做有思想的书商。”而丰子恺的作品也成了书店的一道亮丽风景。
丰子恺与杭州,一个人,一座城,一生情,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值得再三品读。
徐玲芬写于桐乡
2016年10月
与丰一吟老师的一次闲聊
2013年6月底的一天早上,我如约来到丰一吟老师位于上海的家拜访。她刚从外面散步回来,还在吃早饭。素肉松过粥,清清淡淡。一碗番薯汤或玉米汤,是每天的早茶。入座,品茗,聊天,轻松自然。一把紫色的丝绸折扇,出自老城隍庙,在她手里摇出一种风雅来。
丰一吟老师的家,和上次来时变化不大,一屋子的书,有许多是丰子恺先生的著作及其子女们编写的关于丰子恺的书。窗口墙边一架钢琴,钢琴上面挂着画,画着游人、椰树、青山、白云,题“白云千顷,峰峦秀美,此去人间,不知几里”,是丰一吟老师的新作。那是我们熟悉的子恺的风格,看了总是很亲切。阳台上花木葱茏,远望高楼林立,此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次我在医院里,带了你的《江南物事》,打吊针时不能用毛笔写字,我就看你的书。一篇一篇读,蛮有趣的。回到家,事情多,反而没时间读了。我在想,你这种年纪能写出这种老旧事已不容易了,可以让年轻人知道些老习俗。”丰一吟老师一见面就对我说。
前段时间,她住院做常规体检,随身带了我那本《江南物事》。读的时候,她还发了几次短信来鼓励我,也指出了一些书中的不足。她说:“文章千古事。写文章只要言之有物,不讲空话,就好。你那篇《放泼留》很好。”又说:“《打送包子》一文的十三页第六行倒数第三字‘叫寿桃’似宜改成‘做寿桃’。寿桃和包子是两回事。”短信不过瘾,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去邮局挂号寄来,专门谈到对《江南物事》的感想,令我很感动。
我看到桌上的台板玻璃下压着一张宣传册,听说是为2012年7月在香港举办的丰子恺《护生画集》真迹展而设计的。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了正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的《护生画集》真迹展。上周我还专门去杭州看了展览,以前都是从书里看这些画作,这次有幸看到真迹,确实让我很过瘾。
说到《护生画集》,那故事就多了。从1927年起初发愿作《护生画集》到第六集成书,历经半个世纪。尤其是第五集是丰子恺在“文化大革命”前提前完成的,似有先知先觉,菩萨保佑。无疑的,《护生画集》现在是浙江省博物馆压箱底的宝贝了。但对于桐乡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护生画集》原稿失之交臂,大概是一件憾事吧。丰一吟老师说,当初桐乡的博物馆怕保存条件不够好,没有接受捐赠,也是对的,现在放在浙江省博物馆,也是一样,总归是回归家乡了,足可欣慰。
我想起最近淘到的一本旧漫画,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无字连环漫画父与子》。原作者是E.O.Plauen,重编者是吴朗西,发行者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该画册由丰子恺题写书名,还写了近千字的《序言》。序言中写道,引进这样的漫画,让更多的中国人来欣赏,起码有两大好处:一是“这种画法值得中国人采用”,因为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年,“文盲还很多,所以图画的宣传比文字的宣传更为有效,而无字图画的宣传尤为有效”;二是“笑是现在的中国人所需要的”,“所以无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而光是引人笑笑的书,在现在还是需要的”。文字朴实,观点鲜明,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我查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的《丰子恺文集》,并没有收录该文。
我把这篇轶文送给丰一吟老师看,她也说没有印象了。“爸爸的文章,在外头肯定还有许多,无法收集齐全。特别是类似这种序言还蛮多散失在外的。难为你有心,下次编全集的时候可以收进去的。”“爸爸在台湾办展览的时候,有一篇讲话题目大概叫《中国艺术》,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这篇文章。”“爸爸一生画了多少画,已无法统计齐全。现在出的《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漫画全集》,其实也都是相对的全。”
这是事实,这位艺术大师一生的作品,不计其数,也不必去统计数量。他的漫画和《缘缘堂随笔》,就够我们后辈人品读回味了。
闲聊还在继续,听丰一吟老师讲故事,所有的话题都离不开丰子恺和缘缘堂。
丰一吟老师说:“抗战时,全家的藏书随缘缘堂一起化为灰烬,这是被日本鬼子烧的。‘文化大革命’时,是自己毁自己。现在看看介好的画,以前都当‘毒草’,不敢留。有一天夜里,我和大哥瞒着爸爸妈妈,在楼梯间架个锅子烧画稿,半当中有人来敲门,魂吓脱。”
“爸爸一生为此吃足了苦头,我们也跟着吃苦。哪像现在这样可以放心地画、放心地写了。就是现在时间太少,有太多事来不及做啊。”
说到这里,丰一吟老师很感慨。她现在还有一个大任务要完成,就是把她父亲的二百三十六幅画临摹下来。目前墨稿画好了,还要上色,需要许多工夫静下来去做。她说还有许多文债、画债要还,总是感觉时间不够。
我是丰子恺迷,这些年来,一次次读丰子恺先生的文章和漫画,总是百读不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能有这样永久的生命力,实在少见。丰子恺先生的书我也买了不少,平时只要看到有关丰子恺的文章,我都会收集起来。
临别时,丰一吟老师送我丰子恺漫画册《仰之弥高》,还郑重地签上了名。我请丰一吟老师为我带去的几本书一一签名。其中一本书是丰一吟老师的大哥和二嫂编的。丰一吟老师说,可惜现在阿姐没了,大哥也没了,连小她九岁的最小的弟弟也没了。她的眼神里有一丝难过悄然滑过。 丰一吟老师在扉页上签上“玲芬友欣赏丰一吟”字样,写日期时每一次都要确认一下。她抱歉地说:“我记性不好,这点像阿拉姆妈。阿拉姆妈不认人也是少有。像阿拉爸爸的话,记性好煞,举办一个大的画展,哪个人订什么画,记得很清楚,永不弄错。”
也是在与丰一吟老师聊天时,我说起打算写一本关于丰子恺的书,得到了她的诸多鼓励。她跟我讲了许多她知道的故事,特别讲到丰子恺与杭州的缘分很深。她还记得小时候,她用父亲刚买来的一架新式照相机给父亲拍的第一张照片,背景就在杭州招贤寺。往事历历,音容笑貌宛在。
书成之日,我要对丰一吟老师说声感谢,感谢丰子恺故居缘缘堂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并征得丰一吟老师同意在书中呈现。当然还要感谢广大读者,当您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要原谅作者见识的浅陋,行文的简单,但其中的感情却是真挚的。因为我们都喜爱丰子恺。
徐玲芬
2016年1月9日于桐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