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2年起“北漂”至今。曾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写作，先后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做文学编辑。作品见于《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多部，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等奖项。

陈集益的审美趣味显然是偏向于现代派的写作的
，但他能够对仿制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先锋性并不
在于结构、叙述、手法等这些表层的东西，他不在丽
相七做成现代派的样子。他的先锋性在于他从现代派
那里学习到了一种反主流、反时尚、反定规的思维方
式。不可否认，陈集蓣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
的可能性。
——贺绢俊

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自序）/ 陈集益
制造好人
驯牛记
金塘河
侍候
狗
特殊遭遇
打开时代与历史的魔盒（访谈） / 陈集益 张鸿

制造好人
一
制造好人的机器真的要运来吴村了，这事让我很是紧张。这机器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制造出好人，是怎么制造的，我一概不知。接到通知时，乡里的刘干事只说有一台榨制什么的机器要运来吴村了，务必配合省城来的朋友搞好这次工作，他们是省里什么协会某某主席的哥们。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主任，可我要接待的是省里来的、什么主席的哥们，这是多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答应刘干事说：“放心吧，刘干事，我会好好招待客人的。山里需要榨制的茶籽、桐子、油菜籽多着呢，机器不会闲着的。只是，收费多少合理呢？”刘干事说：“从省里运来的可不是榨油机，而是一台制造好人的机器。陈哥你不是在装聋作傻吗？”
我蒙了，这样的机器于我而言闻所未闻。在我的追问下，刘干事在电话那头不痛不快地说，那机器其实是省里几个艺术家搞的什么行为艺术，他们要找一个地方实验“制造好人”，托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我们这偏僻地儿。我不清楚行为艺术是个什么玩意儿，当年在学校，艺术总与美术、音乐、文学联系在一起，那是非常高深、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但是直觉告诉我，“制造好人”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情，难道好人是能够制造出来的吗？我把我的想法跟刘干事说了。刘干事说：“陈哥，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嘛，制造好人是一项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你有听说吗？我查了资料，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拿身体表演的艺术。大概跟杂耍、杂技，移形换位、大变活人差不多吧……”
在这之前，我接待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老干部来山里疗养的，有专门驱车到井下村再步行上来吃野味的，有本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带着学生来写生的。但是恕我直言，我不太想接待这次要来的人，省城那么大，难道就没有这帮猢狲的用武之地吗？干吗跑到大山里来？但是我也不想得罪刘干事。尽管他在山乡也就是跑跑腿的角儿，恐怕连古戏中的九品芝麻官的部下都算不上，但是你得明白，当他通知一个什么事情要我去做的时候，他代表的是整个山乡政府。一旦他把我拒不接待贵宾的事情上报给乡长，那么我就再也不可能审批出木材用于买卖了。而我，那几年赚钱的主要方式是贩卖木材。所以我挂了电话，就决定把我们村的大会堂腾出一个地儿来，同时差几个青壮年去把机器抬回来。
那时候绕着山乡水库修建的公路虽然延伸进了大山，山里人来往于山乡政府和汤溪镇方便多了，但是由于资金匮乏公路修到井下村就搁置了。从井下村到吴村有五里地的泥泞路，该路修筑在溪边田坎上，就像被洪水冲上岸的一根烂猪肠—我派去的几个人在这路上奋战一天，庞大的机器压断了好几根硬木杆子，还把一个人的脚指头砸伤了，天黑之后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家，每人身上披着一层白剌剌的盐。第二天，才有机灵人带了几根碗口粗的圆木垫在机器下面，圆木随机器的推移一根一根交换着当轮子使用，这样才将机器一步一换地挪到了村口。 机器一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把冷冰冰的铁制椅子，椅子靠背上方悬着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子上有密密麻麻的电线、管线、电容、小零件，其中有一部分电线管线连着机器的第二部分—那是一个立式的柜子，上面装满各种奇怪的仪表、指示灯、按钮，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整台机器的控制台—而机器的第三部分是横卧的，它状似一口密封的棺材（后来知道它叫制造舱），机身和机盖都由乌黑发亮的铁板焊接而成，焊接处可见成排的焊钉，好似一只只黝黑发亮的牛蜱虫；它是三个部分中体积最大的，应该也是最重的，看样子完全可以躺下一个人；比如，人头搁在机器宽的那一头，人脚搁在机器窄的这一头—它的两头，都从里面伸出来很多管子，管子颜色和质地各不相同……
不瞒你说，我也是一个初中生，山乡初中毕业的，在当年的吴村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可是由于回村务农多年，泥土代替了课本，我已经把有限的一点物理化学知识都忘掉了。我看不懂它的构造原理，就像我想不明白：那几个省里来的猢狲为何要制造出这样一套怪模怪样的机器，它到底干什么用？真的能制造出好人？还是仅仅用于“移形换位、大变活人”的道具？—我仔细地端详，它稳健、牢固、严实又不失实用，我想当一个人躺进这样一个冰冷、压抑、封闭的容器，他一定会感到无端的恐惧。那么村里谁会第一个躺进去供他们做实验呢？
我有些后悔了，后悔答应刘干事接待这帮子人。
他们一共四个，三男一女，男的有两个留着长发，有一个染着烫过的黄毛。他们穿着花花绿绿或者方格子衣服，戳有破洞的牛仔裤紧勒着结实的屁股，反而那女的剪了一个毛寸头，穿的衣服是亚麻布的，松松垮垮，看不见胸也看不见臀。他们讲普通话，一个戴眼镜，一个戴墨镜，一个扎耳环，一个手持摄像机。他们对农村充满好奇，据说大伙儿嗨哟嗨哟搬运机器的时候，他们在田野里为看见一只蝴蝶而欣喜。当机器运抵目的地，我慌慌张张跑去迎接，满脸堆笑，看见他们正围着一堆牛屎戳戳捣捣，嘻嘻哈哈。
我本打算安排他们去我家里吃住的，就像以

“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是花城出版社近年着力打造的原创文学品牌丛书。
丛书名称沿用了[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评论著作《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名和义，我们想呈现给大家的是在重构现代性文学观念的过程中，对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的探讨。
现代性写作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策划出版“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旨在推崇现代性写作，拒绝平庸叙事，希冀汉语写作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并且搭建起一副崭新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拼图。
本书是《十月》新锐人物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获得者陈集益力作。陈集益的小说兼有莫言的雄浑，阎连科的荒诞，余华的幽默。

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
——陈集益
现代性于我是一个经常听说但又不太清楚具体含义的
词汇。因此谈论这个词我会感到心虚。当然，在与人谈论
文学话题时，偶尔也会从我嘴里冒出“现代主义”“现代
派”“后现代”之类的词，心里直犯嘀咕，它们都有什么
关联？我并不是一个喜欢钻研的人，比较害怕读理论书。
有一阵子，我常常从评论家评述别人的作品里看到这个词
，通过间接的理解，推测现代性可能跟工业文明、科技进
步、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精神
追求与传统有别。总之，我隐约感到它是一个与现代社会
、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产生共振的词。说这番话的目的，
并不是要解释现代性的概念究竟怎么产生，想说明它的特
点与意义，而是当我得知自己被选为“现代性五面孔”丛
书的作者后，感到荣幸的同时也曾琢磨过我的小说与现代
性是否存在暗合的问题。所以当我拿起笔，还是希望从这
个特定角度出发，来回顾我怎么就写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作
品，借机也梳理一下我的写作历程、追求，以及得失。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保守的人，穿着打扮显得土气，
言行举止一直没有学会城市人的那套样式，甚至有意无意
地拒绝融入城市人群，加上我这土得掉渣的名字还有大多
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如此这般，往往让人以为我就是那
类擅长写“狗剩”“二蛋”“寡妇偷情”“妯娌吵架”“
公公扒灰”的乡土作家。事实上，我并不喜欢那样的故事
，尽管在农村确实存在那样的人与事，尽管小说是可以复
制现实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如果说“艺术来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作家们更不该
去渲染农村中那些粗鄙与低俗的内容，或者一转身，再将
炊烟和老黄牛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符号来写。不管怎么说，
写作还是需要一些新的、独到的发现。那么，我为什么就
不能在乡村看到癫狂、荒诞、异化、梦魇，看到这个时代
投射的阴影产生一些稍微“现代”的思考呢？我以为乡土
也好，城市也罢，仅仅是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载
体，我们需要在惯常的认知上写出新的思想、新的意义。
收入本书的《制造好人》，故事虽然“发生”在我的
家乡吴村，但是很显然，它想要表达的东西远远大于一个
村庄的范畴。与其说这是一个发生在小山村里的故事，不
如说这是象征一个国家或者一段历史的寓言，我尽可能地
融入了政治层面、信仰层面、文化层面、人性层面具有现
实意义的思考。《驯牛记》中，那些养牛驯牛的过程尽管
花去很多精力才得以准确描述出来，事实上，我要写的重
心既不是农事经验，也不仅仅要塑造一头桀骜不驯的牛，
我要说出的是被驯服的悲哀，驯牛史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规
训史。而《金塘河》的写作，一方面叙述模仿了河流的流
淌，时而流畅自然，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惊涛骇浪，但是
这条河流终将要被下游的水库阻断，就像小说中的父亲一
心想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终将破灭于寄托着美好愿景的洞
中。整篇小说中，我最看重的就是山顶上那个洞的出现，
如果说这篇小说确实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这个洞是一个
深不可测的漩涡，当我们挖洞越深，就越爬不出可怕的漩
涡的裹挟。《狗》差不多也是这样写成的，只是背景放在
了城市。
除了收入本书的这几篇，我还写了大量这类风格的小
说。比如《野猪场》里野猪泛滥成灾，可以看作是欲望和
权利失控祸及民生。《吴村野人》写的是文明人与野蛮人
杂交后，上演了一出愚昧落后和现代商业社会畸形结合的
闹剧。《人皮鼓》中我把“剥人皮”这个极端情节当作某
个社会转型期的征候来写。因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新兴的老板阶层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榨，其原始积累过
程，我以为就是“剥人皮”的过程。在《杀死它吧》中正
是那条血泪筑成的大坝破坏了河流的自然流淌，人工水库
的出现导致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所有人最
终陷入绝望的境地。又比如《第三者》中患病的前夫、不
愿抛弃前夫的妻子、为了照顾前夫和不让家庭崩塌而特意
招回来的现任丈夫，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三者之间
相互抵触相互折磨，那个忍辱负重的妻子所承受的苦痛，
当她每天面临两个丈夫的蹂躏，我们何尝不正经历着类似
的欺压？
有评论家看过我的大部分作品后指出，我擅长把人物
推到一种面临选择时两难的绝境，“阅读时我真是替人物
担忧，怎样做都不行”，又说，“人物往往会有点偏执，
怀着美好的愿望出发，但往往走向覆亡的悲剧”。是的，
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困境。我常常为自己的无
能、懦弱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
一样感到无力，感觉找不到出路，心怀巨大的悲凉与沮丧
。我不知道当我就像一个摇滚歌手扯着嗓子，在小说中反
复书写着这样的处境，这样的主题，这样的情绪，是否有
点像行为艺术。但是，当我们感到难以言说时，我以为言
说本身就是价值，尽管有可能不够雅致。我曾写过一篇《
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从
没有忘记我最初的写作动机，它是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还有那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
想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个时代和裹挟其中的人，尽管由
于才疏学浅，我既理不清这历史，也无力提出什么问题，
我能做的仅仅是忠实于我的记忆、在场的感受、个人的体
验，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
。”或许，我笔下呈现的世界很多时候是黯淡的、压抑的
，甚至是残酷的，像《往事与投影》中充满了疯狂、暴力
与死亡，《野猪场》《吴村野人》《制造好人》中充满了
躁动与不安，但是，这的确是我真实的生命体验，而且自
认为这样的体验至少在同龄人中还没有很多人去写，是值
得我写的。
好的小说（当然不是全部）我以为是不能离开历史，
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的，就好比我们的生活脱离不开政
治的影响。年轻的时候，我曾喜欢花样翻新、手法诡变的
“先锋文学”，甚至喜欢过单纯游戏性质的文字—事实上
现在也还爱读—只是人到中年以后，就像对自己的家庭有
了更多责任感，我对写作的态度也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前
几年我读到杨显惠的作品，感到震惊的同时不免感叹，如
果当年那些天才作家前辈倡导的先锋文学在强调“怎么写
”的时候，不要有意疏远“写什么”，那么在我们国家就
可能产生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说不定现在的文坛就不是
这么个格局。“写什么”和“怎么写”，我以为是可以在
一篇小说里同时得到解决的，它们不是矛盾体。基于这样
的认识，我在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现实题材故事中传达我
的思想和立场，也试图从先锋文学那里借用一些技巧（当
然也包括他们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反叛精神）用于现实主
义写作中，一方面遵守着传统写作的“小说三要素”，一
方面通过隐喻、象征、变形、寓言化等等手段，抓取时代
征候，反映时代洪流中的人物生存处境、社会生活以及精
神状态。
福克纳曾经说过：“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
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
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这句
话涉及诗人和作家的素养与人格。而小说是要体现作者审
美取向、价值观、人格高下的一种文体，当一个人面对严
峻的现实和苦难的人民熟视无睹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作
品也将是可疑抑或打点折扣的。
为了完成这篇自序，这两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些相关资
料，只是合上书页，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说，我只断章取
义地记住了福柯的几句阐述。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
态度”：所谓态度，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
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
…是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对时代进行“批评性质询
”的品格。对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评
的精神—可能这是能被我记住的原因。尽管，我对现代性
依然一知半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
。
是为序。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制造好人》收入了陈集益近年创作的六个中短篇小说。作者致力于书写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心灵记忆，以此反映时代洪流中人的生存处境。《制造好人》是荒诞时代的现实折射，也是人性的集中表演。《金塘河》中一心想要脱贫致富的父亲堪比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桑提亚哥，蕴藏着惊人的情感势能和思想张力。《驯牛记》和《狗》借动物说人，寓意深远。《侍候》和《特殊遭遇》写底层人的血泪挣扎，是与身俱在的痛与思。书中作品从艺术表现看多有魔幻现实主义味道，从思想性角度看则属批判现实主义。其字里行间既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又葆有先锋文学的遗韵，从而使小说所产生的审美与意蕴，超越了社会现实和故事本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