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的胜利，一些美国学者为此欢呼雀跃，然而，“9·11”却打破了一切幻梦，如今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令人困惑，曾经标榜为资本主义典范的美国为何会遭遇诸多问题？美国能不能迈过这道坎，继续引领全球的经济？

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四种不同形态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增长。作者认为，只有摒弃“坏的资本主义”形式，选择“好的资本主义”模式，美国才能安然渡过危机，西方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任何关心全球和美国经济未来的读者都不应该错过。

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的平均购买力只有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是什么促使了经济的增长？又如何将这种增长维持到下个世纪？为什么说经济增长对一国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为什么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更容易出现？如何能够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移植到至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国家？本书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有不同的形态，而不是像很多观察者错误地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形态。作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概括了四种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寡头型、国家导向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态有不同的制度和规则，形成了不同的激励机制，推动或阻碍企业家们的创新话动，进而使有的资本主义对增长而言是“好的资本主义”，而有的是“坏的资本主义”。

序

英文版序

第1章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第2章 经济增长为何重要？

第3章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第4章 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及其对增长的影响

第5章 领先性的增长

第6章 在欠发达经济中释放企业家精神

第7章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第8章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附录 数据收集和测量问题

参考文献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们有幸目睹和享受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长期的经济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表现如何在最富有的国家中得以保持？它如何能够被移植到那些大部分人口过着贫困生活的地方？为了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有必要探究那些已经取得了这些非凡成就的经济体到底有何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主题重新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声称已经有了某些答案(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出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怀疑)。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假装我们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式的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是，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途径就是着眼于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结构，这样的总体结构可以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给出部分的(或许是相当大部分的)解释。我们将特别关注这样一些规则和制度，它们产生的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家们不停息地工作，来创造、运用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实际上，我们将说明，这些激励机制使得不同经济体的重要行业中的企业家们无法故步自封，而是迫使他们甚至在现有的创新尚未终结时便开始计划下一轮的创新活动。

我们所谓的“企业家”指的是些什么人？通常这个名词指的是那些创办新企业的人。这个定义包括丁众多的个体经营者和开办新企业的人，不管企业的业务是什么。在本书中，我们将比较狭义地——我们相信也是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个名词，即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开发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实体。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已指出的，“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小企业都是企业家型的或代表了企业家精神”(1965，第21页)。德鲁克(以及我们)更喜欢采用一个他认为来自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他说，这个名词“意在表明一种不同意见：企业家颠覆和打乱既有秩序”。约瑟夫·熊彼特(20世纪为企业家欢呼的伟大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的说法来形容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正如德鲁克在诠释熊彼特的分析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健康经济的‘常态’是由创新的企业家所带来的动态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最优化，这也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核心现实。”或者，德鲁克还有更为直接的说法：“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

我们承认，集中关注狭义的企业家——或许可以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意味着比较少地关注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处可见的“复制型”企业家——那些生产或销售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而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经描述过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发商、面包师、屠夫以及各种制造商和商人们，他们从乡村买来产品，把它们加工之后再逐渐卖给那些有需要的居民们”。他所描述的这些人就是复制型企业家(尽管他当时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复制型企业家在大多数经济中当然很重要，因为其代表着一种摆脱贫困的道路，一种只需要极少资本、教育或经验就可以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真正重要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因此，我们在全书中将集中关注的也就是这种形式的企业家。换言之，企业家——在我们所使用的意义上——不同于“小企业”以及很多新企业。

当然，我们认识到，没有哪种经济可以仅靠企业家而获得完全成功。很多这类的企业会因太小而无法达到规模经济。从企业家提出的一种激进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业上有用的、足够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来很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中间有很长的距离。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是那些创新型企业家与较大型的成熟企业相结合的经济，这些大型成熟企业(通常从其企业家的创业开始已经经历了两代甚至更长的时期)可以对企业家提出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大企业自己提出的)创新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并付诸规模化生产，从而将之引入市场。当我们在本书的不同场合提到“企业家型经济”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两类企业的混合。P2-3

很多书是以一个核心理念为出发点的。本书建立在两个观点之上。

第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只具有单一形态的经济体制，而是具有多种形态。就其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意义而言，这些形式有实质性的区别。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只具有单一形态的观点所赖以建立的隐含假定，即认为所有的资本主义本质上都相同的理念，反映了冷战时期流行的思维。当时，代表着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你争我夺，笼络人心。其中的一方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经济建立在财产的私有制基础上，另一方是其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区别似乎就已经将这两种经济制度分割开来，至于资本主义存在更多形态的可能性，人们没有给予更多的思考。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以及民主形式的政府)的胜利。一些美国学者为此而欢庆，有人甚至认为，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尽头”。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使这一幻觉破灭了，至少是就政府形式而言，幻觉破灭了。但是，其实在那个悲剧性的日子之前，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事件已经开始对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运行方式的理念提出了质疑。

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可观的生产率增长和创新，这些增长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型新企业所带来的，而不是由那些此前已经主宰了美国经济的大型企业所带来的。某种新的东西已经在发生，对于我们三个作者中的一位，这种变化已经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值得提出一个特别的标签：“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不断产生激进想法以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家们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有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在那里，激进的企业家精神明显缺失，共同主宰经济的通常是得到其政府“重点支持”的大型企业和那些小规模的零售店或“夫妻店”。

从这一简单的认识出发，我们意识到，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采取了其他的形态。在有些地方，国家似乎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指挥交通”，因此，我们的称之为“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很多人曾经认为——而且可能仍然认为——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是使很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飞跃式起飞的关键所在。在另一些国家，政府也发挥着作用，但是，政府领导人以及那些支持他们(或是害怕他们的)少数权贵似乎并不在意增长，而是更在意从经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由于这些经济允许私有财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是这些财产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这类经济特征的最恰当的概括是“寡头型”。

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的四种不同形态——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增长。我们相信，这些区别不仅具有重要的描述性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含义。因此而有了本书的标题所指的“好的”和“坏的”资本主义形态。显然，我们认为，有些资本主义形式是值得推广的，另一些则应当被拒绝和取消。我们在本书最后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便旨在实现这两个目标。

第二个认识或命题对于下面提出的观点至关重要。如果读者们从对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简单的概述出发便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只有第一种资本主义形态——即“企业家资本主义”——是“好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形式，也是可以原谅的。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着美国进入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并且在诸如爱尔兰、以色列、英国、印度、中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流行。但是，如我们其中的一位(鲍莫尔)早在10年前就阐述过的，为了使经济真正保持最佳运行，需要创新型的企业与建立已久的较大型企业的并存。少数的企业家也许会提出“下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如果新的产品、服务或生产方式不能够被加工到可以在市场上以大部分人或企业能够付得起的价格售出的地步，它们将极少能够变成市场的现实。正是这个关键性的认识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资本主义”的最佳形式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混合，尽管这种组合的确切结构因各国的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于文化和历史的特点，我们希望其他同仁以后能给予更清晰的说明。

如果仅仅有上面这些观点而没有来自其他机构或个人的帮助，也无法形成一本书。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最重要的考夫曼基金会，一家致力于理解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世界领先的基金会。通过积极参与该基金会的管理(我们其中的两位是基金会官员，一位是特别顾问)，以及有机会与我们的同事们讨论本书中的很多观点，我们三人都获益匪浅。我们的这些同事不仅包括在基金会工作的同事(我们与他们有无数次具有实质收获的谈话)，还包括很多由基金资助的学术界同仁。特别是，因为我们有幸可以调动基金会的一些资源来推进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性质、原因、结果以及相关政策的经济学研究，过去3年里，我们获得了仅仅靠我们每个人自己所无法获得的世界性视角。那些由基金会支持的学者们以及其他很多在棚关领域工作的学者们的成果研究给了我们诸多启发。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鲍莫尔的工作特别得到了纽约大学伯克利企业家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他是该中心的学术主任，该中心是得到考夫曼基金会慷慨资助的学术组织之一。

如果没有我们从很多领域的同行那里得到的出色的协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们对他们心怀感激。一批一流的研究者团队——里迪(E.J.Reedy)、马里萨·波尔里齐(Marisa Porzig)、戴恩·施坦格勒(Dane Stangler)、马克·多拉德(Mark Dollard)——帮助我们寻找重要的信息，提出关键性的观点，在各个方面一直给予我们帮助。我们还必须对另外两个人表示特别的感谢：一位是阿丽思·弗雷利奇(Alyse，Freilich)，她不仅对研究性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完成了起草本书附录的出色工作，这个附录解释了在研究企业家问题上遇到的使研究工作复杂化的数据困难；另一位是丽莎·米歇尔(Lesa Mitchell)，基金的另一位官员，她从事着开拓性的致力于理解和帮助改变大学产生的创新之商业化(使之更好地被商业化)的工作，这种努力将逐渐得到其理所应当的普遍性的认可。

我们还要对基金会的格拉瑞·奥尔森(Glory Olson)，苏·安·贝蒂·布莱格曼(Sue Ann Batey Blaekman，鲍莫尔的老同事)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查尔兹(Eliza Childs)等的工作和编辑帮助表示感谢。对于本书的编辑们，麦克·欧马里(Michael Malley)和史迪夫·库卡(Steve Colca)，我们也由衷地感激；他们仅仅基于一份简单的提纲便敦促我们撰写本书(这份提纲在事后来看，与完成的作品只有微小的相似)。对于本书设计精美的封面，我们也不敢贪功，这份荣誉属于麦勒迪·德林格(Melody Dellinger)。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在本书逐渐形成过程中来自佐尔坦·埃克茨(Zoltan Acts)，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罗伯特·斯托姆(Robert Strom)和麦克·宋(Michael Song)对于本书的某些部分的评论和投入。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分享我们的工作和在提出本书后面的那些想法时所经历的智力上的兴奋和激动。正如其他合作型作者所知，两位作者能够共同完成一本书并且依然是朋友已属罕见。本书则反映着三个人的独特的合作，每一个人为这本书带来不同领域的专业经验，并且随着合作的进展而加深了友谊。对于能够共同完成这一著作，我们彼此心存感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亲身体会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球化还让我们有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不仅对政府，对我们企业，也很重要。

柳传志

联想控股集团总裁

《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让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按照书中的说法，有些资本主义形式明显优于其他形式，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能带来增长和繁荣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至于其他形式最好能避而远之，因为它们会导致停滞。这种关于国家财富的新观点将为所有国家(从最富裕的国家到最贫穷的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指导。本书思想宏大、新颖、深邃且富有胆识。

乔治·阿克洛夫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