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这个激烈动荡的转折年代，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们。当年多少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早已被人遗忘，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已烟消云散，只成为历史家的研究对象；可是，充满矛盾的梁启超还或者，起码他的追求、他的苦难和欢乐仍萦绕在今天的文学家心中。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作为夏晓虹先生的梁启超研究发轫之作，本书曾多次再版，本版又进行了增补修订。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亦适合大众阅读。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另有增订本）《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总序
中华书局版序
第一章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第二章 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
——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
第三章 “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小说研究
第四章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启超诗歌研究
第五章 “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梁启超“新文体”研究
第六章 反叛与复归
——梁启超与传统文学观念
第七章 借途日本学习西方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
第八章 “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
第九章 “欧西文思”与“欧文直译体”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
第十章 结语：“但开风气不为师”
附录一 梁启超学术年表
附录二 梁启超著述要目
后记

在我的学术履历中，《觉世与传世——梁启超韵文学
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1982年，当我跟随导师季镇淮先生开始研习近代文学
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学界还相当寂寥。孟祥才编著的《
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读来虽觉保
守、陈旧，却是其时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最为详细且最具
学术性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成的硕
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里，所
能参考的文献便极其有限。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8月，实藤惠秀的《中国
人留学日本史》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
编》分别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时
，那份“天助我也”的喜悦。虽然两书印数均有五六千册
，可放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实属微不足道。为确保捷足
先登，我不仅动用了已从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当时
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退休的妈妈的关系，劳动其先前的
同事直接从内部购书；并且恳请刚刚从王府井书店转了两
三次公共汽车归来的哥哥立时再走一遭，替我抢买下那部
厚重的年谱。如果说，学术研究不只需要勤奋，也需要机
遇，那么，当年我选择这样的论题也还算是适逢其时。在
勾勒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所受日本明治
文学的影响时，这两部及时到手的书无疑对我大有助益。
毕业留校，一向关照提携我的张少康老师，又先后两
次约我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论文，使我得以在刚
刚起步的方向上继续用力，并在反复阅读与写作中，不断
推进与完善对于梁启超文论的理解与论述。其中稍晚完成
却出版在先的一篇，即收入《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
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梁启超》一文，显然比早
些时候写出的《梁启超文艺思想刍议》论说更为成熟。此
文因而直接成为本书的第二章。
关于梁启超“文界革命”论的考察既已拓展到其整体
文学观，追索前后期思想的演变，梁启超对传统文学观念
从反叛到复归的内在理路，以及其前期与日本明治文化、
文学的深层关系，便相应地进入我的视野。其间，北京大
学图书馆丰富的日文本收藏，特别是其中的《近代文学评
论大系》《日本近代文学大系》以及《现代日本文学全集
》三套大书，为我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与思路落实上提供了
特殊的便利。阅读中时时涌起的“发现”的惊喜，使原本
相当艰辛的论文写作也充满了快感。
“好风凭借力”，我仍然要感谢这期间出版界的眼光
与识断。李国俊所编《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年由复旦大
学出版社及时印行．我很快就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购买到
一册。在其中，我查出了梁启超曾给德富苏峰写过两次信
，联系到梁氏提出“文界革命”时，正是以德富苏峰为楷
模，声称其著作“余甚爱之”，则这一线索意义之重大可
想而知。而在1981年中华书局作为“内部发行”读物出版
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我又意外地看到《日
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文。如此，依据梁启超的自白与
同时代人的证言，梁之“新文体”与德富苏峰的“欧文直
译体”之间的关联于是在我的眼中清晰呈现。
为了论著的相对完整，其后，我又补写了关于梁启超
的小说与诗歌研究的两章，最后完稿的是“导言”与“结
语”。1988年4月，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第一本书画上句号了
。书名确定为“觉世与传世”，自以为对于凸显论述主线
，颇具画龙点睛之效，而此则有赖于平原君的一锤定音。
此书当年即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
“人文研究丛书”第二批书目中，原以为出版会很顺利。
殊不料1989年春夏间的一场风波，使这套书也受到牵连，
暂时搁浅。经历了一波三折，总算在交稿三年以后，拙著
才得以在原先落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样印出。而政治之
足以左右学术的命运，令人慨叹。彼时尚不时兴编辑在版
权页留名，我只记得责编与我同姓，工作认真负责，我对
他十分感激与尊敬。
1991年8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出版以后，在国内研究界受到相当关注。而更大的反响来
自日本。书中以将近一半篇幅讨论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
深刻影响，引起了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东京大
学教授藤井省三接连在《北海道新闻》与《东方》月刊发
表书评，以“探寻近代起源的实证比较文学研究”（《东
方》1992年10月号）为题，揭示本书的独特价值。紧接着
，1993年4月，以共同研究闻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也
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倡导下，组成了“梁启超研究班”。这
一共同体的研究结晶，即是1999年在日本出版的《梁兽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关于该项研究的缘起
，狭间直树教授自陈是接续包括拙著在内的“深入挖掘日
本与中国之间文化影响关系层面”的研究成果而展开：“
共同研究以‘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
’为题，将视点设置在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上。”（《序
文》）应该说，能够引发日本多学科学者对梁启超进行深
人研究，自然使得刚刚踏进学术研究之门的笔者备感鼓舞
。此外，神户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也在研究生课程中，对
本书做了专门研读，参与此课的学生逐章译注的细节虽不
能详知，但相信对于拙著必定补益良多。
实际上，在本书新版的修订中，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上述日文著作的中译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最有参考价值。特别
是笔者于第五章论述梁启超的新体传记文时，原先直接引
录了《罗兰夫人传》中“河出伏流”一节文字，以为梁文
中“有些议论甚至是作为全传的核心思想提出的”之范例
。而参与“梁启超研究班”的松尾洋二先生，则在其提交
的《梁启超与史传》一文中指出：“夏晓虹所引用的地方
，是《罗兰夫人传》的高潮之处，同时也是全传的核心部
分，反映了传记的中心思想。但是，夏晓虹未曾提到这里
的内容其实是梁启超翻译德富芦花所编传记而来的。”松
尾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梁启超如何取材于《（世界
古今）名妇鉴》的《法国革命之花》，其有所删改而隐去
翻译痕迹的《罗兰夫人传》后来又如何流传到朝鲜，出现
了朝文译本，并由此钩稽出一条近代东亚精神的历史交流
渠道。此一梁文原始出处的揭示足以纠正笔者先前的误会
，这次整理时，便依据其说做了相应改订。
不过，因为此书整体上仍属于旧作重印，对书稿正文
的修整因而仅限于个别字句。即使如松尾洋二先生的指正
，由于并未影响到主要结论，故也只放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大体而言，我的工作主要是核对引文，补充注释，以使
之更加准确与详明。
遵照编辑的意见，我选择了一些相关图片配置书中，
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历史场景与增加阅读兴味。毕竟梁启
超所生活的时代，距离今日已经有一个世纪。
2005年5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延请海内外学界名家，或写人物之精神事迹，或作专题之研习探讨，讲述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诸方面之问题，希冀于传承学术之同时，专家之学识亦可藉以略达于公众之平常感知。

我开始研究近代文学、研究梁启超，是很偶然的。
大学期间，我的兴趣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唐诗着
力更多。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勤奋
的人，因为学问以外的嗜好太多，人又太懒散，这也注定
了我的研究很难有大成就。由于多读了几本唐人诗集，写
过几篇谈李白、杜甫等人的文章，颇得老师们的好评，后
来竞也发表了，于是，我觉得，我的志向就是搞唐诗研究
了。
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由于导师们是联合招考，所
以第一次召集我们见面，便是自报志愿，以便分配导师。
我当然想搞唐诗，但那年隋唐五代段不招生；而除此之外
，我都没有太多准备，本也无所谓。宋代文学方向最热门
，我就表示愿意考虑两头。先秦文学研究毕竟需要大学问
，也有人报，我就自动到了近代段，季镇淮先生便成了我
的导师。
三十多年来，近代文学研究一直不景气。研究古代文
学的，嫌它缺乏古典的魅力；研究现代文学的，又嫌它缺
少现代的气息。在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学与生气勃勃的五四
文学的光芒交映下，近代文学显得黯然失色。不过，初人
此门的我倒是心中暗喜。既然这是一片生荒地，我即使捡
出个破砖烂瓦，也算我的考古新发现。抱着这种念头，我
开始接触近代文学。
需要补的课太多了。我对于近代文学的所有了解便是
“四大谴责小说”，馀者都未读过。补课当然要从“大家
”读起。龚自珍、曾国藩的集子看过了，没有很多的感触
，近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特色在他们那里表现并不明
显。直至读到黄遵宪的诗歌，特别是梁启超的文集，我才
对于近代文学的特质有了感性认识。
梁启超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创作。老实说，他的作
品艺术水平并不高，不成熟和随意性处处可见。最引起我
的兴趣的，其实还是梁启超这个人。梁启超很喜欢研究自
己，表现自己，特别是他口吐狂言时，让我觉得很开心。
辛亥年，他宣称：
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
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
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
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
书》）今天若有人如此倡言，难保不落个“政治野心家”
的恶名（当年即有人以此视梁启超）。不管梁启超是否真
正实行他的宣言，他敢于这样讲，已使我感觉此人活得自
在，活得磊落，因而大为钦佩。读他的文集，卷册虽多，
然而精言伟论，常能给人以愉悦。
我通读了四十册《饮冰室合集》，也浏览了同时代人
以及后学们对他的评论、回忆，对于我的导师季镇淮先生
所说的“梁启超是个跨时代的人物”才有了深刻体会。特
别是当我在钱基博1930年所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发
现了这样一段话：
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
不为之默化潜移者！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
我便意识到，研究梁启超，其实是研究近代文学的“
捷径”。从李白诗歌的研究中，我已经感觉到，准确把握
住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对于从总体上认识这个时代的文
学多么重要。而梁启超恰恰是这样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文
学活动能够全面反映近代文学作为过渡时代文学的特性。
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
流。研究近代文学，不可能绕过梁启超。研究透了梁启超
，也就可以说是了解了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
我本来期望的是捡到一截“破砖烂瓦”，没想到找到
的是一座“金矿”。我得承认，其中的含沙量比较大。近
代距离现在时间较近，资料保存较多，可说是看不胜看；
不比经过历史淘汰的古代文学，精品占了很大比重。搞近
代文学的人，常常需要沙里淘金。而金矿的开采又相当费
力。近代文学在资料的搜集与利用上存在着诸多限制和困
难，常使研究者处于欲看不能的窘境。想详尽占有资料后
再发言，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梁启超的情况相对好些，《
饮冰室合集》收集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梁启超年谱长
编》中保存了他的许多珍贵信件，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
便利。
写作此书，我的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资料的积累虽
尽力而为，仍有欠缺，尚可以客观条件所限为托词；而我
的不长于思辨，则使我在概括、总结时常感理论贫乏、力
不从心。近代文学研究无疑更需要理论的阐释，而不是艺
术的鉴赏。于是，我常常怀疑我之选择近代文学研究是否
明智。以我的气质，我并不是研究梁启超的最佳人选。但
我既已开始，凭着我对梁启超的兴趣，也总得把这桩事办
完。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发挥我在资料工作方面的耐
心和细致，以求弥补理论把握上的不足。因而，此书更侧
重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描述梁启超的文学活动。
我注意到，梁启超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屡变、
善变，可以说是他的矛盾心态最集中的反映。他的文学创
作与研究也呈现出极不稳定状态，而这正好是处在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近代文学的典型形态。我力图较为充分地展现
出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矛盾，对造

第一章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在《三十自述》①中，梁启超曾这样记述他的出生：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把自己的出生时间与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既有炫耀新知识之心，更有一种自觉处于国内外风云交汇之际，因而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庄严意识。的确，时代给予梁启超以机会，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者家庭，十八岁以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沿着前代读书人的老路走下去，他的前途不外科举仕宦或积学能文二途。然而，梁启超是幸运的，他躬逢良时，又躬逢得风气之先的良师康有为，再加上他个人的聪慧异常与生性喜新，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出将人相、宿儒才子完全不同的路。
这个玉成梁启超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充满了苦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在列强势力包围中的中国，面临着弱肉强食的瓜分危险；腐朽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则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不学习西方进行变革，就要亡国，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生当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梁启超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猛烈攻击顽固守旧派，宣传西方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学说及其他科学思想，给沉闷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新生气。无论其说是否粗疏浅陋甚至多有错误，也无论其人的政治立场为保皇、改良抑或其他，粱启超大量著述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发起人们对清政府的仇视与反抗情绪，加速了新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从而为政治上、文化上的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和封建社会同样悠久的封建文学，到晚清也失去了光辉，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改良文学随之兴起。作为这一文学运动领袖的梁启超，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虽然文学改良运动是与政治改良运动相辅而行的，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未获成功，而他所发起、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
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或文化，便不可能越过梁启超。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①，其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揭示梁启超的矛盾与困惑，因而成为本书的重点。
二 梁启超参加过科举考试，却成为一个长期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政治家；他出身旧学，却以新学家而闻名。这种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使他的矛盾与困惑也带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
还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便与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古文翻译家严复发生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新民丛报》时期。
严复1897年的原信现在未发现，不过，据其后来自述及梁启超复信中所述，是他以为梁启超发论草率，因而“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悔]”②。梁启超私下虽然承认严复所说未尝无理③，但在回信中仍然申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按：指《时务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①
到《新民丛报》创刊，第1号便发表了梁启超为严复的《原富》译本所写书评，极称其“精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此书的不足：
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梁启超认为：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据此，他批评严复的译笔古奥，不能使学童受益，而主张进行“文界革命”②，改变这种状况。严复私下也表示对梁启超的批评十分感佩③，不过，在复信中仍固执己见，声称：
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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