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著的这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
本书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中译本序言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德清县的石匠们
萧山事件
苏州的乞丐们
胥口镇奇事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第二章 盛世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长江下游社会
劳动力的解放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人口、物价与金钱
不平衡发展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妖术、敌意与焦虑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弘历面对谋叛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八旗精英
文化的传播
江南问题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于南方的罪恶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蔡廷章 初识魂魄之力
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李绍舜沦于妖人为奴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刑律条款下的妖术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躯体与灵魂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头发与邪术
妖术预防法
对于僧道的怀疑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历的行省官僚
肱股心腹
信息系统
江南的隐情
一些尴尬的发现
现场的眼线
浙江的撇清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张四儒的厄运
接踵而来的危机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河南的执法
阴谋的升级
救世的追求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妖术西行
运河上的妖术
对嫌犯的围捕
两心相悦的奸情
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
第八章 终结
民间的诬告
家内的谋反
一个顽固的债主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张四儒的坦白
剪辫首犯的故事
一个愚蠢的错误
旅途横祸
说服弘历
与官僚机器算总账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权力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三年考绩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
庇护对抗纪律
揣摩上司的意图
弹劾的障碍
特殊的考评制度
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宫中陛见制度
上层制度：“政治任命”
礼仪行为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严饬属下
重申官场规范
强化个人关系
官僚的抵制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君主：真实和幻影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参考文献书目
致谢
索引
译者后记
《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
这样一本书。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
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有名的
“剪辫案”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机
会：事实上，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关叫魂
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
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尽管我仍然在有关清代通讯
体系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
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
深入地探讨。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
（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
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
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
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
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
社会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
学者，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
了特别的感染。这是因为，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
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本书完成于八
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
情况会如何发展。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
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
历史。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
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
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
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
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
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
，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在我
看来，在这些限制因素继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
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将对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陈兼博士和刘昶博士将本书译为中文，我
谨在此表示感谢。我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与我分享他
们对于本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一
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
孔飞力（Philip A.Kuhn）
1998年夏于美国麻州剑桥

孔飞力著的这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通过讲述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发生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把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搅得天昏地暗的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帮助读者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讲述的是
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套用国内出版界朋
友们的一句行话，这是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中出现
的一本“大书”。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乾隆皇
帝）可谓空前绝后的一人。在他治下的六十余年间
，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
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正是在弘
历治下的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整个大清
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
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
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到
了几乎半个中国，其影响所及，小民百姓为之人心
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
不宁。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
术横行？仔细读过这个故事，不禁又会问：从历史
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二百多
年后的今天再来讲述这个故事，又能令生活于今天
的人们得到怎样的启示？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叫
魂》这本书使人觉得可读和耐读的地方（尽管人们
对于书中关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解释是会有见仁见
智之处的）。读这本书，是在读历史。但每每又会
让人联想到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情——至少
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常常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孔飞力教授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
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他于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是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费正清教授的高
足。1977年，当费正清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
飞力教授便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
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
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
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
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
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孔飞力教授并不属于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
。事实上，在他迄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写作生涯中，
他只出版过两本专著。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初的《
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此书中译本
于九十年代初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
便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的这本《叫魂》。这两本
书出版后，都在美国历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普
遍被人们认为起到了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作用。
《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将政治
军事史研究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促成近代中
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进行了探讨
。《叫魂》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
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
，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
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
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此书于1990年出版后，
获得了当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我
们两人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课的时候，都曾以
《叫魂》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颇受学生欢迎，
并因而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想法。尽管我们自己都有着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与
早已排得满满的研究写作计划，我们最终还是决定
担负起将《叫魂》一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们采取
了分工合作的方法，由陈兼翻译第一至第五章，刘
昶翻译第六至第十章，然后两人分别校阅对方所译
章节，最后由陈兼对全书译文进行统校。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竞时时感到承担
翻译此书也许是一个“错误”。《叫魂》不是一本
好译的书。尽管我们都是历史科班出身（但并非专
治清史），在国内及美国大学历史系也都已任教多
年，但在翻译此书时，仍然感到十分吃力。孔飞力
教授写作此书时大量引用了清代的文献档案资料，
在论述过程中，又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稀奇的故
事的同时，将它们同自己对于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
理解与一种深刻的历史人文关怀糅合在一起，以极
为生动精巧的英文写成了这本书。要以流畅的中文
忠实地反映出原书的意思与风格，真是谈何容易！
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对原文与译文都反复推敲，可
谓殚精竭虑，自以为是尽了力量的。经过两年多的
努力，译文最终是完成了，但其中定然会有许多不
妥乃至不达之处，我们只能诚恳地一期望读者诸君
予以批评教正。
在完成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友
人和同行的帮助。孔飞力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清
宫原始档案的复印件，并认真解答了我们的许多问
题。姚平教授和陈之宏博士仔细阅读了部分章节的
译稿，并提出了不少可贵的修改意见。胡少华和李
迪两位先生在担任译者之一的研究助手期间，做了
许多具体甚至琐碎的服务工作。此外，我们还曾得
到林满红教授和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及时
提供的帮助。我们谨在此深表谢意。
陈兼 刘昶
1998年10月

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届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
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
——［美］魏斐德《纽约书评》杂志
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又令人
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
国性的除妖运动。
——《纽约客》杂志
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做了细致、强有力
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
——“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评语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位，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崇。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1762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 “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官吏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极端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闭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最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的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有意延搁公事”。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朕洞察”。
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这就是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当我们对1768年官吏们在皇帝反妖术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时，就会对这些陋习有更多的了解。
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文化的堕落腐败。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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