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命题，出自于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诚明》:“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但向上溯源，可以发现，这一观点，早已扎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处在当下，如何安顿“人”与“自然”的关系呢？愿本书所选释的古典诗文，能带来启发。

“天人合一”由宋代著名思想张载明确提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经久不衰的思想话题，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在此之前，古人虽未明言“天人合一”之语，但隐含“天人合一”思想的观念早已存在。本书是按照“道法自然”“民胞物与”“尽心知性”“山水媚道”“赏游登临”“田园逸趣”六类，将古代先贤相关论述精选汇编，并详加注释。

前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序的时代。不再是旧邦维新，而已是新邦更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文化建设的各项议题相继提上日程。相信所有富于人文情怀的人，都会欣喜地发现，随着学界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一些学术命题已经深入人心，譬如“中庸之道”、“和合之美”、“礼法合一”等有关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阐释的关键词和经典话语，已进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思维视野。其中，“天人合一”应该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思想话题。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命题，出自于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诚明》:“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显而易见，这里的“天人合一”，相通于周敦颐《通书·志学》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都致力于阐述心性儒学视阈下的圣贤人格养成模式。此处所谓“天”，含有“天理”、“天道”之意蕴。惟其如此，“天人合一”在这里就意味着人类良知发现过程中精神澄明境界的生成原理，换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遵循自然天性的发生原理和发展规律来实现人为修养的人格理想。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与人为的高度契合关系，尽管属于人类精神现象，但同时又在主观世界内部分解出另一种意义上的主客观关系，也因为如此，由宋代心性哲学家提出的“天人合一”命题，看似毫不涉及人与自然的主客观关系，实际上却隐含着与此相通的思想原理。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中华文明史上的“宋型文化”时代，是一个哲学与科学同步发达的时代，理学家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文艺家苏轼所强调的“技道两进”，显然有着某种相通的性质，比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在阐明“阳燧照物皆倒”这一科学现象时，同时就引申到“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的心性哲学论题。总之，正因为“天人合一”的完整命题是由宋人提出来的，而宋人的学术风格和思想精神，分明具有哲学与科学彼此相通的特性，所以，“天人合一”完全可以在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和阐发。

不言而喻，这种足可双向阐发的“天人合一”说，具有总结思想史历史经验并提炼思想史之思想精神的特殊价值。站在这样一种“天人合一”说的思想高度上，回望诸子百家的“天人之学”，透过各执一端的话语交织网络，人们自会发现，从《论语·阳货》记载孔子之言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荀子·天论》指出：“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未明言“天人合一”之语而隐含“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实际上可以分解为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和同样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精神。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今天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理念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精神时，千万不能脱离其社会与自然交感一体的大历史语境，尤其要注意一个涵涉多元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其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情怀和社会理想。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庄子·大宗师》中的一些精彩文字：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相与语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一书中，时常有孔儒师生的身影，只不过这里出现的孔子及其弟子，总会心悦诚服地申说道家庄子学派的思想观念就是了。在上引《大宗师》相关文字中，不仅有着“鱼水关系”的形象喻说，而且有着“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这样的抽象命题，进一步，不仅有着“相忘于江湖”的“鱼水关系”式的终极判断，而且有着“人相忘乎道术”之人学思维的终极判断。如果说“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著名寓言，早已深入人心，缘乎此而提出的“相忘于江湖”的生命哲学底蕴和生态哲学意义，也有了不同层次的阐发，那么，由此再进一层所抵达的“人相忘乎道术”境界，尤其是《庄子》一书何以要把“江湖”与“道术”对应起来这样的问题，迄今未见真正鞭辟入里的思想分析和理论阐释。殊不知，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精彩思想，在这里恰恰得到了生动而且充分的呈现。至少，庄子学派已经自觉到，与其倡导危难困境中的生命救助，不如共同创造一个没有危难的世界，在这一特定的意义上，道德心的培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自由的生命意态只能产生在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态环境之中。岂止如此，按照“鱼”的生命原理而“穿池以养给”，分明是一种“人”的文明行为，人类因此而收获“改造自然”的成就感，因此而提炼出“自然的人化”的哲学命题，但是，当“人”处于和“鱼”一样的境地而期盼另有“造物者”来“穿池以养给”时，“造物者”真会及时出现吗？值此之际，《庄子》一书所提出的“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就显得意味深长而学理精深了。

于是，可以来讨论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双重含义：其一是指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是指这种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然”的。前者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说的是“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参照中华先贤的哲思智慧和人文情怀，在这个问题上，从孔子慨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开始，就有一种人类自我反省的意识，而其所以反省的观念指引，则是“天”这一自然存在高于人类智慧的特定感悟，《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逐层推导，也在呈示着大体相同的价值追求，尽管老子之所思含有超越于“天”而无限追问的“道”学意味，而孔子感慨似乎止于对“天意”的尊崇，原始儒道两家的“天人之学”，实质上都不是简单地在追求“人向客观自然的生成”。兴许，孔儒师生颠沛流离的游说生涯，使他们倍感“言”之无用，所以领悟到天地万物自然运行的无为的成功，就像历史上往往是仕途受挫者容易萌生退隐田园的念头一样，失意于此者倾心于彼，人与自然的关系，缘乎此而必然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将道家老庄之学概括为“无为之道”。这其实是不精准的。于是需要换用《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经典表述，至于对“无为而无不为”的进一步解释，就需要引用“相为于无相为”了。无论是就社会人际关系而言，还是就人与自然之关系而言，关系总是就其相互联系而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是为“相为”，“相忘于江湖”是为“无相为”，“相为”是有条件的，“无相为”也是有条件的，后一个条件看似是对前一个条件的否定式超越，实则是对它的正面改造，此即“穿池以养给”之谓也。基于如此这般的实践经验之旅，“相为于无相为”的意思，绝不是让“无相为”成为“相为”的本质，恰恰相反，倒是要让“相为”成为“无相为”的内在本质，再具体一点讲，就是要以“无相为”为最终目的来展开“相为”之实践。蕴藏在如是思想话题中的人文情怀和哲学理念，曾被中国思想史所反复阐释。譬如魏晋玄学语境下“应物而无累于物”的著名观点，又譬如宋学心性哲思语境下的“以物观物”的经典命题，等等。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进入李白诗意世界。

李白《独坐敬亭山》诗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诗意境高远，情韵悠长，尤其是在“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这一点上，表现出“天人合一”的特殊旨趣，可惜历来的赏析文字未及充分阐发。

诗题中的“独坐”一旦展开为整体诗境中“相看两不厌”的“人与自然”之契合，“独”字所传达的意思，便不再是孤独一类的主观意趣，而是让一切陪伴者都离开，从而体验直面“纯粹本体”的哲思意味。不仅如此，李白此诗之所以意象鲜明而意蕴深邃，又因为其间意象绝非“独坐”之人与“独去”之云的心物对应，以及“独坐”之人与“独立”之山的心物对应，同时分明还有“高飞”之鸟！恰恰是“众鸟高飞尽”这“发唱明亮”的起首一句，自然而然地引发出“天高任鸟飞”的言外之意，这样一来，就有一种笼罩全篇的无限逍遥意态。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众鸟高飞尽”的意象，使人联想到庄子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由此传达出来的终极价值观念，是为人类诗意栖居创造无限自由空间，而“孤云独去闲”的一个“闲”字，呈现出闲庭信步般悠闲自在的从容节奏。

如今的人们，能否用诗人李白的思想意态来安顿“人”与“自然”的关系呢？愿本书选释的古典内容，能有助于世人修成“相看两不厌”的“人与自然”完美契合境界。

韩经太

2017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