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记述了作者柯乐洪于1881年至1882年之间，深入中国，对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进行社会、文化、地理考察的收获，发表了一批照片和许多手绘的图稿，展示了云南、贵州等地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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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我的游历记录是有根有据的——
本书的写作计划直接居于我每三或者四天的日记，文字的
润色也只限于描写的生动和写实风格。这其间包含的额外
付出和必须克服的困难无需赘言。
在叙述中我谈到我们第二位翻译对伟大的旅行家马可
·波罗的无知。当时这位翻译正在参加一个云南南部村落
里的聚会，一位庄稼汉说他十年或者更早以前在临安看到
一个欧洲人，翻译故作聪明地回答说：“啊，是啊!那肯定
是马可·波罗。”我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把这位威尼斯人的
旅行推迟了六百年的谬误居然在欧洲同样发生了!我被误解
了。当我回来以后，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在一个俱乐部共
进晚餐，某人偶然提及马可·波罗写的那本奇妙的书，在
座的一位绅士评论道：“哈，你说的是两年前横穿非洲的
那位先生!”一位同样孤陋寡闻的朋友曾问过我克里塞在哪
里，众所周知印度支那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名字，对于古人
而言他们用克里塞一词指代他们关于印度支那的模糊概念
。很幸运我可以从亨利·尤尔上校这位关于这一主题最权
威者的笔下借来下面关于克里塞的描述。
克里塞是梵语Suvarnabhumi(素万那普)，或者黄金大
陆的书面表达，在古印度用来指印度支那地区。当然，由
于对此没有精确的知识，这一术语的使用必然是含混的。
要定义托勒密终止于东方的克里塞(黄金国或者黄金半
岛)在哪里很困难，尽管他似乎用这个名字特指我们称之为
缅甸和勃固心的地方。但托勒密的著作由于其特性，由他
能够绘制的地图构成，然后把其位置列成表格，似乎他拥
有所有定义事物必须的、远远超出他真实材料能够支持的
最为精确的数据。如果我们来看看《周航记》的作者，他
不假装拥有不可能达到的准确度，在他书中我们发现克里
塞是“最靠东方的大陆区域”，其北部相当遥远的地方是
Th：ina，即中国(China)。
于是，在古人含混的理解中——只能含混地理解，因
为知识是如此不确定——克里塞是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
沿海区域，其最确切的翻译就是“印度支那”。
我们的调查活动几乎没有在叙述中得到呈现，但我可
以说这一活动在我们从乌洲(Wu—chau，广州附近)到大理
府(Dali—Fu，云南西部)的旅行中从未中断，珠江河图的
绘制在我们的旅行中已经完成，但是当我回到家后，由于
需要休息，至今未有空闲时间来完成剩下的部分。一旦完
成，报告将呈交给政府和皇家地理协会。
有关与暹罗北部、掸邦和中国西南扩展贸易的问题在
本书第二卷第十七和十八章有详细讨论，西方世界的注意
力正越来越认真地投向印度支那地区，无论对本书提出的
关于这一主题的观点有何种批评，如果要在国际商业竞争
中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都必须以最认真的态度面对这一
问题，并为之昂扬奋斗。
我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力图确认中国西南部和掸邦的商
业和自然属性。当我试图从思茅(Ssfi—mao)离开中国的
计划失败后，我决定从英属缅甸穿过掸邦到达中国边境，
实施侦察。在穿过西姆拉(Shimla)④时我发现人们对此话
题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印度政府对提议的探险和调查
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一回到家，商会不仅知晓了
以我建议的方式向英国商业开放印度支那的重要性，而且
商会首席办公室已经采取步骤资助我实施我的计划。
1879年我跟随印度政府外交使团出访暹罗和掸邦的清
迈(．Zimm6)，那次收集的信息在我即将出版的著作《在掸
邦》(。4mongst the．Shans)中。
在离开广东水道之后这次探险的记述中，对不幸死于
回家途中的查尔斯·瓦哈卜提及的次数相对较少，这是因
为早在旅行于高原的时候就得了那种最后要了他命的病，
而且因为他与我在工作上联系密切，他由此很认同我。我
希望能够在此证明旅行中当他经受最为残酷的疾病时，表
现出坚定而沉着的勇气。探险过程中，他以同样的心灵面
对贫困、琐碎和焦虑并自愿担负助理的职责，就他而言，
其精神的温驯与肉体的脆弱并存，他忍耐的力量足够强大
，但却不得不屈服于身体的疾病。无论旅行的成功实施归
功于谁，无论其结果会是怎样，我都希望他的名字与我的
并列，正如他对我工作的认同一样，我相信本书可以保存
一个善良、和蔼和最为无私的灵魂的一丝痕迹。
最后我要感谢J．D．库珀先生，他准备了大量的素描
稿并完成了雕刻。感谢c．E．弗里普先生，一位艺术家，
很多素描稿中呈现出他的原创性，他以巨大的兴趣进行创
作。最后我要感谢罗伯特·默里先生(默里和希斯两位先生
)，他的摄影器材我用得得心应手，以及他完成了大量干片
的冲洗。
A．R．C
伦敦，1883年4月2日

《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作者柯乐洪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作者的游历记录是有根有据的——本书的写作计划直接居于《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作者柯乐洪每三或者四天的日记，文字的润色也只限于描写的生动和写实风格。这其间包含的额外付出和必须克服的困难无需赘言。

我们忙忙碌碌，无暇游览广州风光，但我近水楼台，住在市中心，每天来回衙门都能目睹广州的市井生活。这一城市已经被如此多的人描述过了，因此我觉得毋庸赘言，而从我们登上河头船那一天开始记述我们的旅行，我们轻松地通过了直到梧州府(wu—chau—fu)一段的河流，这一段航程我已多次经历。
从梧州府开始，我们的探险工作正式开始。这条河从这里开始从来没有被描述，也没有被调查过。据说人们向旅行者强烈推荐广州，说是最有中国城市的特色，在广州这个国家的生命力最为显著地呈现出来。外国人被放逐到本土城市之外的一个小岛上，这一居住地被称为沙面岛(Sha—rain，文字意义为“沙地”)。除了一些新奇的商店外，这个城市本身很少有受到西方影响的痕迹。广州的街道繁忙，生机勃勃，呈现出一种别的地方无法匹敌的生气和繁华，这种生命提供了机会，不仅好玩，也可以学习汉字。
为了说明一座城市多么充满本地特色，以及那些在城墙里走动的外国人对此多么无知，我写下了如下的文字，这是一个完全信得过的人告诉我的。
不久以前外国居民们通过一些本地消息人得到消息，一个白人妇女，据说是澳大利亚人，在这个城市中活生生消失了，她几年前就被送到了一个地方。她被带到河中一条蓬船上，从那里转移到一顶封闭的轿子中，堵着嘴，然后被带到某地。她这些年完全生活在迷茫中，不知道外国人或者讲英语的人就在她附近。乍看这似乎令人匪夷所思，但任何逛过广州城的人都毫无困难能够理解。隐藏在某些侧街里，她活着，没有“置身深闺”——没有以印度原住民的方式把妇女全部遮盖，而是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隐藏，即利用城市的巨大和人们对外国人的无视进行隔离。
著名的马可·波罗雕像在华林寺①，是一道景观，只要人们相信这是他的雕像，就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拥有不菲的名声。他在浙江(cheh—kiang)任职三年期间流传下来的智慧名声以及他作为饱学之士的显赫声名，至今还在广东文人圈中流传，人们如此告诉我们。很少有人比这位古老的威尼斯人更适合作为英雄供人崇拜。但我担心在这里这种形式的崇拜并没有为中国人所遵循。
辜鸿铭先生的广州话不甚了了，而在珠江上我们急需一个能与人们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的人，我们想方设法寻找这样一个人，但一个都没有找到，尽管上海传来消息，找翻译的事似乎有了眉目，翻译就要启程了，但没有人到来。沿珠江一路广东和广西都讲广州话，没有粤语翻译无法启程。我们对在上海寻找翻译完全绝望了，放弃了，这时休利特先生给了我们巨大的安慰，拯救了我们，证明他才是“真正的朋友”。考虑到他自身不方便，他让一位说广州话和英语的下属全程陪伴我们，直到云南，而且，如果实在必要，直到缅甸。在他的帮助下溯源而上，我们应该完全能够通过广西部分的旅程——广西据说充满危险，因为那些满怀恶意的人和江洋大盗——以及能够让我们从百色开始的陆路旅行有个好的开端。 开门红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辜鸿铭先生是个有教养的绅士，他曾在欧洲学习和游历，饱读欧洲文学，并且对中国经典和历史博览强记，对自己的人民深怀同情，他不仅拥有在当下任何中国人身上都很难找到的各种品质，还拥有更加难得的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明显真正具有兴趣这一品质，离开这一点，其他所有品质都将大打折扣。至于本地翻译我们找到了一个难得之人，尽管不通文学，但对当地人和当地方言极为熟悉，对英语也相当了解，而且也了解官话。他谙熟与官府打交道的方式和礼仪，这一本事在我们沿江而上与沿途官员联系的时候对我们应该大有帮助。
我们与船员、厨子和男童都在领事馆签订协议，这些是最重要的文件，用螺纹的方式签署，即用手指压，方法是用手指蘸墨水，然后再按在纸上，留下手指纹路的印子，伪造这样的签名据说是不可能的。据说这种方法多用于重要的场合，比如离婚，但我怀疑主要由不识字的人使用，在离婚的场合使用可能是因为妇女不能书写。这种签名方式有它自身的严谨性。
中国仆人的细心表现为他们要求支付其报酬的定金，并把定金留在广州，以及船资的三分之二，我们在乔丹先生的建议下支付了。涵盖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不得不改变路线需要进入的六个南方省份的护照现在已安全地保管在我们手中。P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