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专著。作者艾恺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受到的家庭影响和社会联系，讨论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以之与毛泽东等人加以比较，指出了梁漱溟思想与世界性反现代思潮在客观上的联系。他对梁漱溟早年精神危机作了心理学分析，对梁漱溟的反都市主义作出了独特评价。

艾恺(Guy Salval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等。

中文版序言
导论
第一章 父与子
第二章 精神异常、自杀、成圣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1922—1926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1927—1931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第十章 “南京十年”时期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第十四章 1986年跋
参考书目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
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20
世纪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
过我们。他白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
”。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
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
，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
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
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
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
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
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
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
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
策纵60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
运动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
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
两难》(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内
外第一部梁漱溟评传。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李
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
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
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
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
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
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
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
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
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
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
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
时(“五四”)己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
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20世纪40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
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
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年写了
The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
)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
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参与政治，完全
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
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
一样。
在50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
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
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
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
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
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
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
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逐步深
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
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
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
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
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
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
那些批判文章时，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
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
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
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港地区
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严的。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
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The
Last Confucian(《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
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国与中国》)第三次再版时
，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
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
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
回答。198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
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
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
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
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
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
实地访察，了解当年这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
和成效。
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
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
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
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
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
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
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
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
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
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
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
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
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
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拙著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
，1986年修订再版。2013年正值梁漱溟先生诞辰120
周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吴浩先生邀我
将中文版修订再版，以为纪念，我欣然同意。王宗
昱先生与冀建中女士在翻译、引文查证与核实等方
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在此译本基础上，就术
语的表达、文意的纠偏和事实的确认，作了进一步
的修订和完善。当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
者方家教正。
艾恺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艾恺所著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惟一的梁漱溟评传，作者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受到的家庭影响和社会联系，讨论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以之与毛泽东等人加以比较，指出了梁漱溟思想与世界性反现代思潮在客观上的联系。

为什么称粱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
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
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
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
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
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雨为历史所记住。
——艾恺(Guy S. 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
历史系教授
《最后的儒家》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
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
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构思和文笔彰显出
大师功力，仅仅是第一页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
本书虽说是严谨的史学著作，各种资料来源不啻几
百种，却如小说般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谢伟思(John S．Service)，美国资深外
交官，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延
安

第一章 父与子
1918年冬天，北京，一个蓝色的黎明中，梁济从他的书房中走了出来，花白的胡须衬着他的庄严。他在书房中度过了一个孤独的不眠之夜。此刻，他走向附近的净业湖，投身于冰水之中。这一自称是为了垂死的中国传统文化殉难的自杀行为，使这个由忽必烈可汗第五子所传下来、绵延八世纪之久的梁氏一族文人仕宦的传承戏剧化地断绝了①。虽然祖先和家族背景对任何传记研究都有着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意义，但对陷入文化危机的中国和这个为文化殉难的家庭来说，它们的意义就更特殊一些。
1893年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附近安福胡同的一间小屋里，梁漱溟——这个显赫家族的第23代子孙降生了②。两个月以后，在一个没有显赫的祖先也没有“书香”熏染的农户里，梁漱溟未来的学生、最终将成为他的导师的毛泽东降生了。胡适——这位梁漱溟未来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和对手——此时已经三岁了，正在台湾东部他父亲的衙门里蹒跚行走。
桂林梁氏
自19世纪初开始，梁家就一直把遥远的中国西南城市桂林当作他们的祖籍，虽然漱溟的祖父乃至曾祖都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桂林度过他们的大半生的。梁济和他的子女们都是生长在辇毂之下①。因此，桂林梁氏是帝都中的婆罗门而不是外省的绅士。在这个天朝没落的年代里，梁氏星系中最明亮的星是梁济的父亲梁承光。他像一颗彗星，有着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承光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和诗人，杰出的骑手和军事战略家，他结交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在朝廷身居要职。他在山西死于与捻军的战斗中，时年35岁，过早地熄灭了人生之火。②他的死即刻给梁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他们陷于穷困。承光的妻妾携着他的独生子梁济——这个梁家八岁的微弱血脉和它的唯一希望——从山西回到他的出生地。他们乔装打扮悄悄溜进北京古老的城门，生怕遇到债主，也不敢再摆出尊贵世族才有的气派。他们带着只有穷亲戚才能同情的奇耻大辱到姻亲处藏身。③往日的岁月一直留在梁济的记忆中：拥挤的住所，锱铢必较的生活，嫡母授徒，生母捣衣。
梁济的破落世族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可以说，梁济一生过的都是这种生活。这个家族也是典型的中国式贵族，即累世士大夫的家庭。到了梁济这一代，这一家失去了它以往的财富和权力，但它没有失去作为古代理想的承袭者及社会的卫道者而出仕做官的传统。在嫡母严厉的儒家目光督促下，梁济得到了他的天赋权利——古代经典的教养和一种传统的道德上的执着。这使他很早就被灌输了一种在个人私欲和君子至善之间不断斗争的意识。而他的自杀，不过是他毕生道德锻炼的又一项练习。
大器大用的传统和道德领导的意识——梁家的这两种气质弥漫在少年梁漱溟成长的环境中，形成了他青年时期的态度。在回忆童年时，梁漱溟写道：父亲人格的感召，“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①。
家族往日的繁盛似乎给了父亲和儿子以深远的影响。没落贵族是近代西方文学的常见主题和许多作家自身的生活写照。这样的家庭中似乎常常产生格外敏感的孩子。虽然近代中国并没有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这样的人物，但是，从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传统社会的犀利批判者鲁迅以及圣徒似的传统守护者梁漱溟身上，似乎都在家庭破落和精神敏感的关系上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范例。
人们说，一个父亲对子女说的话不会被时人听到，但是将被后人听到。梁漱溟和父亲关系中那刺痛人心的时刻决定了梁漱溟一生的基本方向、他的人格及个性的形成。梁济如何结束自己的一生是解释梁漱溟事业开始的关键。但让梁济走上净业湖自杀这条路的原因是曲折的。梁济1918年为清王朝和传统中国社会殉身，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他一生所采取的态度和所从事的活动。一般的分类范畴如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派等，并不能准确刻画出梁济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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