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对我来说非也。我第一次见识宏伟的长城,不是像那些跟着旅行团的人,在北京的郊区兴致勃勃地跑来跑去,而是坐在一辆越野车的后面。在河北省,我们驱车穿过乡下,要到一个被城墙围着的小城市——宣化,这儿的建筑保持着往昔的风貌。我们在山间蜿蜒驰骋,上下颠簸的程度让人联想到的不是棱堡,而是绵延无力的纹理皱褶,带给人的与其说是乐趣,倒不如说是畏惧。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人就觉得“兵马俑”比长城更值得一看。那些和秦始皇有着联系的丰功伟绩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西安观光旅游。秦俑那挽起的发髻和意味深长的幽暗眼神让人感知到了全球文明的权威价值,以至于很多人觉得这个城市除此之外别无他长,或者说得严重点,就是个实实在在的荒原。这倒也是,长安的辉煌曾经一度被淹没在了现代的功利外表下,这儿的许多寺庙、圣殿和庵院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利用。“文化大革命”时获准到西安的外国人没有几个,已故的西门·利恩是其中之一。他在西安只看到了两个旅游点,一个是大雁塔,另一个是陕西省博物馆(当时还在“碑林”里面)。他发现:“城隍庙”里的雕塑都不见了,大门口的标志性建筑,宏伟的五座木雕拱门也消失了。神殿被改成了货栈。“西五台”在最近被红卫兵一把火给烧了,没有人敢告诉“乌龙寺”和“八仙庵”里留下的有什么 ——西门·利思著,《中国的影子》,第70一74页 也许这位比利时汉学家不知道,就在他与当地的官僚打过交道后不久,临潼县一家姓杨的人首次发现了地下的“秦俑”残骸。这一恰逢其时的发现,和即将到来的改革与开放一样,成了陕西新兴文化遗产的支柱产业,现在每年的收入估计超过了250亿元。作为一个在2008年夏天来到西安的人,我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大规模投资的丰硕成果。我刚到的时候,虽然没有经历过西安快速工业化阶段造成的环境危害,但五六月份的天空仍不是那么湛蓝。20世纪80年代,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已故美国作家比尔·霍姆(Bill Holm)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外教。他在《归乡喜若狂》一书中写道:“这座古代的唐朝首都变成了一个脏兮兮的水泥工业城。”他观察到尘土和煤灰无处不在,当他把刚洗好的衬衫挂到户外晾干时,不到几个小时,衣服就从白的变成了灰的。树丛被衣服遮住的部分反而显得成了唯一干净的东西。比尔·霍姆在西安所见,与高楼林立、多塔酒店大楼高耸如亨利·莫尔的雕塑的21世纪大城市可谓天差地别。英国作家科林·休布伦曾在1986年造访过西安,后来在为其大作《丝绸之路》收集素材时,又有幸重访这个城市。他对当地巨大的变化描述如下:18年前,我曾艰难地到访过一个衰败的省会,那里忧郁的城墙,“文化大革命”后幸存下来的一切,除了混凝土砖和半空的国营商店,几乎什么都没有。我的记忆里只有发臭的煤灰和秋天的烂泥。幽灵般四通八达的古老街道上跑的是锈蚀斑斑的卡车,溪流一样的自行车到处乱窜。沿着人行道的色彩通常是褐色、灰色和哔叽蓝。这里的历史仿佛死气沉沉一般,又极富耐性。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