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600年(1370-1956)》(作者王俞现)是一部追溯中国商帮600年变迁的大著作。

《中国商帮600年(1370-1956)》是对600年中国商人史的深度调查。它的出版表明，只有自觉着自己的历史，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与思想自信，才能真正开始制度的创新。

这本《中国商帮600年(1370-1956)》展示了明朝至建国初期600年来我国商帮此起彼伏、兴衰哀荣的宏大史卷。

《中国商帮600年(1370-1956)》是一部追溯中国商帮600年变迁的大著作。

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抑或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每一个商帮都代表着一种财富。一个商帮的没落，另一个商帮的兴起，正是财富积聚效应从一个商帮转移到了另一个商帮。

然而，为什么一段历史时期内是这个地域或者行业的商帮兴起，之后又为何会被另一个地域或者行业的商帮代替？这其中有商帮群体自身的行商精神促成，亦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影响，更有国家大政方针的因素……所有这些，其实都有迹可循。

过去种种尽管早已烟消云散，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一种梳理过后的借鉴。从中国商帮的发展来看，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发现祖先行商之智慧，追踪成功商人的足迹，才能把握财富轮动之秘密。

《中国商帮600年(1370-1956)》的作者是王俞现。

推荐序 从国富到民富

自序 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千年命题的现代参照

第一部分 晋徽盐商崛起1370—1643(上)

第一章 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

 朱元璋为什么没灭20万蒙古铁骑？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乌

 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从暴力到货币统治的核心意义

第二章 白银货币化的徽商起点

 1424年，明朝货币史的拐点

 白银帝国的货币化实践

 叶淇变法：徇私的乡情？

 一条鞭法

第三章 山西盐商与政治的较量

 户部尚书的辞职

 盐商豪势与政治斗争

第四章 徽州盐商翻盘之撒手锏

 徽州盐商逐渐称雄两淮

 盐业总商与江氏家族

第二部分 海商宿命1370—1643(下)

第五章 巅峰之争：“夹心化”的海外贸易

 朱元璋创新：朝贡贸易一体化

 海盗入贡：缺位的私人海商

 角逐南洋：若隐若现的影响力

 微小的关税：政府忽视的外贸需求

 太监与文官之争：海外贸易“夹心化”

第六章 海盗交欢

 葡西商人闯入与争贡事件

 双屿结盗

 朱纨之死

 王直：在对抗与招抚之间

 四任首辅老臣之死

第七章 海上私商：最后的屏障

 四港成就的白银帝国

 白银帝国是这样“炼”成的

 飞来横祸：死里逃生马尼拉

 一张单薄的华人贸易网

 华商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

 最后的海商大佬

 帝国央行搬到拉美矿山

第三部分 外贸商人的天下1644～1842

第八章 晋商第一次转型

 马市张家口与八大皇商

 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常家样本

 泛山西化的北疆：山西贸易商人版图

 山陕商人：“术”字形的会馆见证

 群商闪烁：百年商业家族

第九章 十三行：从边缘到中心

 从塌房、官牙到十三行

 广州外港：从澳门到黄埔

 四口争胜

 “中国通”改变的历史

 1760年，进入生产巨富时代

 十三行里的福建人

 国际投资家

 南太平洋大撤退

 被肢解的“金刚”

 没有的倚重，没有的余留

 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崩溃

第十章 晋商第二次转型

 从赌博房学徒到票号创始人

 雷履泰vs．毛鸿□：两个人的较量

第十一章 徽商的倒掉

 两淮盐业的“落魄”

 茶业倒退，徽商的下坡路

 第四部分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1843～1956(上)

第十二章 商人迁徙：最伟大的时刻

 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第三次商人大迁徙

第十三章 上海买办，香山制造

 为什么是香山7

 买办之乡

 买办转型与洋务运动

 粤闽商人：一场起义的分水岭

 鸦片生意中走来的粤商

第十四章 山西票号发迹史1862—1910

 185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物价上涨

 1862年，进入政商时代

 从武汉到上海：票号业务中心的转移

 1900年，十年的鼎盛

第十五章 集体呐喊与个人褊狭：心性改变的一切

 李宏龄的远见与执著

 银行与钱庄：夹缝中的山西票业

 日升昌倒闭与山西商帮的尽头

第十六章 从钻天洞庭到全面开花

 从钻天洞庭到上海开埠

 走出洞庭的席家人

 颠覆者盛宣怀

 个性鲜明的苏商群体

 张謇身上张之洞的影子

 无锡商人镜像

 第五部分上海开埠与甬商天下1843～1956(下)

第十七章 站稳上海滩

 从“郁半天”到“李大王”

 叶氏智慧与首善：做人当如叶澄衷

 站稳上海滩：四明公所事件

第十八章 宁波实业金融家们

 拐点式人物严信厚

 两位世界船王的宁波读本

 中国电影产业的拓荒者

 家族转型：钱商集团九居其五

 上海金融业的重塑者

 宋汉章对北洋政府说不

 回到传统中的政商选择

后记颤抖中的提携

大事记

主要参考资料

尽管扩廓帖木儿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溃不成军，但明朝仍面对着北边20万蒙古铁骑的威胁。为了防御，100万人的大军被朱元璋调往北边，这几乎是明初全部军队的总和。

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将这20万蒙古铁骑消灭？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仅仅如此。最初明朝对蒙古军队采取了强势打击之势，但1372年的一场明蒙大战，明军大败，从此拉开了明朝以整修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朱元璋怕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告诫后世，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今位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安南国(越南)、暹罗国(泰国)、爪哇国(今位于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并特别嘱咐“切记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后世说，“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㈢显然，当时要警备的是来自北方的心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也认为，明朝时的中国在东亚没有竞争对手，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其学习并纳贡。当时俄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刺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朱棣(1402～1424)是明朝历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为“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他将父亲朱元璋的训诫置于脑后，在14lO～1424年先后三次发起对蒙古的战争。虽然征讨取得了胜利，但远没有达到扫除边患的程度。

同样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开国之初对辽的对策中，就曾出现过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但全都失败。1004年，两军再次交兵，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仍俯首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1044年，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以至于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它(北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去。”他的结论是，两宋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的记录，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堪称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战国到明朝，这一命题如影随形。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汉武帝时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筑过长城。

长城千年的修筑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题，这让长城多少有些归于宿命的悲壮。《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长城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

该书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自从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并下结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

长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但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旦南侵的铁骑出现，明朝的北疆就犹如洞开的门户，大有无从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

尽管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归化、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实际上并不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当时的边境实则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为标志，仅有中国骑兵巡逻其间。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当时山西行省囊括的范围远较现在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以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于当时山西行省的关口就是5个，分别是大同镇、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绥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首领俺答说：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段，军队后勤维护费用偏高。

明初与宋初一样，都作了一个囚徒式的选择，那就是聚于防守。尽管朱棣不甘认命，但最后落下的仍是一个认命的结果。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了86.31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戌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刺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P4-6

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位被称做“头号中国通”的美国人有生之年写了许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答案很明确：政府。费正清的困惑与苛责多少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通病，城外人看城内事，不明所以。聪敏博学如费先生，也不能免俗。但凡从商者，多半不喜唯官者马首是瞻，实在是囿于现实，不得已而为之。

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中国就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国家资本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型国家，政府通过对关键性生产资料的控制来增加收入和体现控制力，政府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政府不仅向百姓收取税赋，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从几千年前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国有企业，中国的朝代更迭变换，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未改变。

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帮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端。所谓“商帮”，是对一个区域的民营资本集团的统称，它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自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它们是当时民营资本的最强代表，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内，商帮的命运也注定跌宕起伏，多半受制于时代的政策、形势，俯仰系之，兴衰系之，成为令人感慨万千的过往。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对商业和商人的轻视，商帮的历史从未有清晰的记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创富传奇散佚在时代风尘之中，渐渐淡去痕迹，那些开山辟路的商帮人物也因史料的匮乏，不复后人记识，然而这些人的努力却曾经有望使铁板一块的经济形态开放出新的生机，甚至影响国家的未来。无论如何，忽略他们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他们身影的历史，都是残缺而不完整的，也必定是中国的一大损失。

幸运的是，总会有人愿意出发去追寻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名姓和身影。当《中国商帮600年》的书稿摆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久违的开心，我知道又有一个同行者不辞辛劳，去挑战无人问津又几乎无利可图的课题。书稿阅尽，王俞现兄对商帮梳理之清晰，材料之翔实，令人印象深刻，而浮华喧嚣之下，仍有肯如此青灯独坐者，着实让人心生敬意。

更难能可贵的是，俞现兄感慨时事，书中多有借古讽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话，“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一；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经夫在其《广州的十三行》中所写下的文字，“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这些话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也许本书或存不足，或失琐碎，但此言真切，当被铭记。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600年的商帮史，衍进变迁，细细读来，颇多裨益。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启动，成就了一段传奇。然而，行之今日，我们需要的不是回答“费正清的困惑”，而是如何打破千年以降的恶性循环。不至于今时今日，为商者最大的赢利模式，仍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而非制造“更好的捕鼠器”。 让人欣喜的是，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已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2000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像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不过，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自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新商帮”们——无论是称之为“商人阶层”还是“企业家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方有希望。

只有工商业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也只有从“国富民强”的逻辑转为“民富国强”，我们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言才不至成为一个讽刺。那些曾经含辛茹苦洒下辛勤汗水的商业先驱们或许看不到这番景象了，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是为序。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这些年国内最著名的财经作家非吴晓波老师莫属。他记者出身，在30岁时出了第一本书。2007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我也是记者出身，虽然在我30岁时，吴老师已经光彩四射，让我望尘莫及，但这种相似的背景，还是让我有了也出一本书的念头。于是那年，我从一家媒体的专刊部主任位置上辞职，一边在河南首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工作，一边筹划自己写书的事情，之后索性做了一位安分宅男。从那时起，出书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大多数人为梦想而生。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还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节目，都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现、实现梦想的舞台。有些梦想，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顺风顺水，甚或是举手之劳，但我的梦想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迷茫与困惑，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如何下笔，以及将主旨落脚到何处，这让我的心力受到有生以来的最大考验。

孟子曾讲过一则故事：博弈者，用瓦盆做赌注，技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如果用黄金做注，则技艺将大失水准。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有水准，甚至在2007年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出书的想法。当这种想法真正冒出来时，我在兴奋激动的同时叩问自己：“这可能吗？”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目的颤抖”，就是说太想纫好针，手会颤抖；太想踢进球，脚会颤抖；太想做创意，脑袋会颤抖。如果做事用力过度、意念过于集中，那么平时很可能较为轻松就能完成的事情，反而会做得糟糕。

对浩瀚史料的掌握唯恐不全或者失实折磨着我。我常常失眠，困得要命却难以入睡。每天我都感觉时间和精力不够。原来写稿，一两个版甚至更多内容的选题，准备时间充其量一两个月，这是略等于一间新房的装修时间，而现在，为一本书的准备，全心全意、心无旁骛的那种投入，花了两三年时间，远远超出了我最初想象的状态：速战速决。这种持久战一度让我心力交瘁、痛不欲生。

作为财经记者，我对近现代创富人物及其历史的关注，让我一直想看到一本有关中国商帮发展历程方面的书籍，但并没有理想的作品满足我的愿望。于是，我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探寻的理由和切口。在此过程中，特别感谢那些启迪了我写书思路的名家及背景不一的非名家们，没有他们或宏观或微观的有关商帮、商帮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的探讨，很难想象本书主干何以成型。

人们开始近距离观察历代工商界最智慧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幸事！这些人勾勒出了中国商帮史波澜起伏的画卷。只是略有遗憾的，这些留下印记的人们或者说中国商帮史的脉络，多是片段，被割裂的、不连贯的、支零破碎的那种片段，这或许就是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这种感觉一路提携着我。

还有一个细节有必要提及：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李鸿章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大约在19世纪60～90年代，清朝洋务派总共创办了约60家近代企业，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却建成了5600多家公司；从当时编译的作品来看，中日两国也存在巨大反差。在甲午战争之前的300年中，日本翻译中国的书籍在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的书籍却只有12种，并且大多数还是日本人的翻译。

在甲午战争后的十几年中，情况发生了逆转。日本翻译中国书仅有16种，其中大多数是文学书，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却达到958种。当中国上下转而探究日本的强国之道时，日本人早已将目光投向了对欧美书籍的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化地位开始逆转。

这些年，无论是《第五项修炼》还是《蓝海战略》，以及一些国外首富发家史和国外企业史的翻译书籍，不一而足，都深受中国商界及精英阶层的欢迎，有的还被奉为圭臬。这既是好事，也不尽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现实审视不够，我们对自己国家商脉传承的历史关照不够。我们没有在此基础上，去建立自己的吸纳体系。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中谈到：“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中国人的商业伦理、商业思想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所以我对吴晓波老师用较为通俗的传播方式去梳理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的做法，充满敬佩。他的存在，成为我心中一盏不灭的明灯。每每困顿至极时，都会有一位俊朗、用心、才情飞扬的师者，给予我无形的力量。每每我处于绝望和放弃的边缘，兴趣及探究带来的发现与快感，又一次次把我拉了回来。

我也希望以自己的经历去告诉那些曾经冒出过写书想法的人，只要你愿意，愿意付出，坚韧而执著，找准一个方向和体裁，你也可以写书！

王俞现

2010年12月6日于郑州

《中国商帮600年》是对600年中国商人史的深度调查。它的出版表明，只有自觉着自己的历史，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与思想自信，才能真正开始制度的创新。

——北京大学教授、《五百年来准著史》作者 韩毓海

这本书展示了明朝至建国初期600年来我国商帮此起彼伏、兴衰哀荣的宏大史卷。这是一部讲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故事书。商业集群带动商帮的崛起，商帮的崛起推进商业集群；贸易自由带来繁荣，贸易垄断带来衰落，反映了商帮对自主性的强烈诉求，以及不得不时而选择依附官府的百般无奈。

——中国社科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剐所长 冯兴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