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贝托·波拉尼奥著的《智利之夜(精)》讲述的是：发着高烧的神父兼文学评论家、平庸的诗人、天主教主业会成员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在弥留之际，他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回顾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光，以下这些人物与情节依次登场：　　与智利文学批评界教父费尔韦尔的交往，使他逐渐意识到他的同性恋倾向；恩斯特·荣格尔，以及那位在巴黎放任自己死于营养不良的危地马拉画家，后者对一切善意的帮助嗤之以鼻；两位身份暧昧的委托人，一项环游欧洲以寻找教堂建筑保护之法的旅行之邀，一次秘密向皮诺切特将军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不情之请；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在她的那栋郊区豪宅里聚集着智利文学界杰出的人物，而在它的地下室里却发生着堪比恐怖电影的可怕事件……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波拉尼奥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自此将作者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品钦的同一队列。

正文

本书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第一部被译介
为英文的作品，西语首版于2000年，2003年英文版出
版之后，在欧美引起轰动。
从形态上看，这是波拉尼奥小说中非常特别的一
部，全书约9万字，共分两段，第二段仅一句话。
因全书译注较多，考虑到读者阅读正文时的视觉
感受，抽取部分有助文本理解的注释作为脚注，其余
注释以尾注形式列于文末。

《智利之夜(精)》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第一部被译介为英文的作品，虽短小但语言简练，文字优美。故事叙述病榻中的神职人员乌鲁夏回忆自己的一生：童年时虽贫困，但一心想成为诗人，及至后来阴错阳差成为神职人员，但也坚持着自己的爱好，同时也是一名文学评论家。他与当时的权贵交往，并认识了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作家恩尼斯·荣格尔等。他所描述的一生反映了智利当代的社会文化风貌。在弥留之际，他还吐露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内心很平静。沉默且淡定。但是那些往事骤然浮现出来。这都得怪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原本我很平静，但现在却不复如此。有一些事情需要澄清。因此，我用一侧手肘支撑起自己，抬起我那如今微微颤抖着的高贵头颅，然后在记忆的角落里，搜集那些能为我辩护的事实。而那些事实，仅仅在今天这样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就能为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加之于我的骂名翻案。我那所谓的声名狼藉！人活着就必须承担责任。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个体要承担对其行为、话语，甚至缄默所负的道德义务。没错，他的缄默，因为缄默最终也将飞升至苍穹，让上帝听到，也唯有上帝能够理解它并对它做出审判。所以，对沉默不语也请您多加留意。我对一切都负起责任。我的缄默是洁白无瑕的。这一点要说清楚。不过最重要的是要让上帝明白。其他人无所谓。而上帝则不是。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这样支着手肘侧躺着，自己都使自己感到惊奇。我信口胡说，做着梦，并力图使自己内心平和。然而在某些时候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掉了。我叫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是智利人。而我的祖先，从父辈一支而言，是巴斯克地区的原住民——那个地区被叫做las Vascongadas，或是el Pais Vasco，或是Euskadi，正如现在人们所称呼的那样。而从我母亲那边的血统而言，我来自于法兰西的肥美大地，来自于一个在西班牙语里意为“大地上的男人”或者“步行的男人”的村庄——您知道，在我生命的最后这几个小时里，我的法语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然而我还是有力气来回忆，用来回应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对我的愤愤不平，他突然抵达我的家门，毫无来由地侮辱了我。这一点要说清楚。我并不想要对抗，我从不曾寻求过它，我寻求的是内心的平静，是对行为、言语以及缄默所负的责任。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理性的人。十三岁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想要进神学院。我的父亲对此表示反对。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过分决绝，然而他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我们家的各个房间之间快速走动的影子，就好像是一头黄鼠狼或者一条鳗鱼的影子似的。我还记得，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真切地记住了当时自己在黑暗中露出的那抹微笑，当年还是个男孩子的我所发出的微笑。我还能回忆起当时有张挂毯，那是用来表现狩猎场景的墙饰。还有一个金属盘子，放在晚饭的餐桌上，伴随着其他一切在这种场合下所需的餐具。此外还有我的微笑，以及我身体的战栗。一年以后，在我十四岁那年，我进了神学院。许久之后，在我离开神学院的时候，我的母亲吻着我的手，叫我“父亲”，或者说，我当时误以为她叫我“父亲”。面对着我的惊奇和抗议的话语(请不要叫我“父亲”，妈妈，我是您的儿子，我对她说。有可能当时我说的不是“您的儿子”，而是“儿子”)，她开始哭泣。然后当时我想到，又或许我只是现在才这么想，生活就是一连串模棱两可的双关语，它们将我们引向最后的真相，那唯一的真相。大约就是在那前后，就是说，在我被任命为神父的前几天，或者是在我许下圣誓的几天后，我认识了费尔韦尔川，那位著名的费尔韦尔先生。我不记得具体是在什么地方了，很可能是在他家中，我去过他家拜访；虽然也有可能是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造访他在日报社的办公室的那一天；又或者是在我加入的那个俱乐部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那是一个阴郁的下午，正如圣地亚哥城其他很多个4月的午后那样，但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在我灵魂深处，鸟儿在欢唱，新芽在绽放，正如古典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费尔韦尔就在那里，身材高挑，有一米八，但是当时在我看来他几乎有两米高。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