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间,伍迪·艾伦与米亚‘法罗对于孩子的监护权争夺案,在媒体上广受关注。从这个案件就可明显看到社会大众对于心理治疗的幻灭。案件中最突显的一项争议是,伍迪·艾伦既然与米亚·法罗十九岁的养女有秘密恋情,他是否还适合担任一位父亲。就像大多数儿女监护权的争议一样,没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但是这次最受质疑的却是那些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治疗师。这些治疗师被问到是否认为艾伦不应该跟自己爱人的女儿,也是他自己孩子的姐姐暗地相恋时,都不肯做出带有价值评断的结论。他们使用的说法仿佛水门案听证会的重演:“伍迪·艾伦‘可能’有判断上的错误。”“这段感情在这种状况下是一个错误。”以及(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说法)“这种情况是后现代家庭的反映。”法官一再尝试之后,仍旧无法让任何一位专家证人超越道德中立的治疗标准用语,到最后,他终于愤怒地打断其中一位专家证人:“我发现来这里作证的这些治疗师所说的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你们说什么‘判断错误’或‘缺乏判断力’,但是没有比这些话更强烈的措辞吗?你们一再说明‘后现代家庭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的类型,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谈到跟孩子的姐姐上床这个重点。到底这种行为表示什么?”
这些专家证人当然不笨也非无能。相反,这些备受敬重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婚姻家庭治疗师被困在心理治疗用语中无法自拔,而这些用语早就将道德的牵绊摆脱得一干二净,不再包含任何所谓“对”与“错”,“应该”、“责任”与“义务”等字眼。这些证人如果以道德的用语回答法官问话,就可能会显得不够专业,结果反而变得不像专家一这种尴尬的处境让我很庆幸自己不在其中。而充满质疑的法官,就跟表达过类似观点的无数专栏作家一样,代表了一般大众的看法,认为在理解与衡量人的行为时,道德仍旧是一项重要的考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两件罪案的审判备受美国民众关注,其中一件是弑亲案,另一件则是对配偶的严重伤害,同样是许多人认为与道德有关的行为。洛杉矶的曼南德兹兄弟宣称他们长年受到父亲的身体虐待与性虐待,并坦承因此杀害他们的父母。罗瑞娜·巴比特也坦承在她丈夫熟睡时,割下他的阴茎,并表示这是为了报复她丈夫多年来对她的虐待。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证词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导致曼南德兹案的陪审团无法达成决议,而罗瑞娜·巴比特也获得当庭释放(她丈夫先前也在施虐案件中获得无罪释放——至少这个状况还算平衡)。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些结果显示现代社会对身体虐待与性虐待会造成的影响,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过去大多数人还以为这些问题极为罕见或只会造成短暂的伤害。但是从报纸杂志的评论和谈话节目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许多人因此担忧对个人行为负责的观念正逐渐在公众领域中消失,而治疗师则已经变成魔术师,可以利用心理学辞藻的面纱,让道德意识消失无踪。
同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治疗师的一些行为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社会大众指控治疗师鼓励当事人回想儿时受到性虐待的记忆,而戕害了家庭的情感联系。其中所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关于成年人的儿时受虐记忆是否可靠,以及某些治疗师诱发当事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后来却被证实相当可疑,这种行为是否妥当,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自己都持有两个极端的壁垒分明的看法。不过我要强调的重点是,治疗师越来越常被描绘成披着自由外衣的罪魁祸首——甚至成为讽刺漫画的嘲讽对象——称呼为无能的治疗师已经算是好的,最糟的治疗师则会鼓励当事人编造记忆,让他们的家庭支离破碎。虽然这些描绘并不见得公平或贴切,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媒体上的治疗节目和自助式心理书籍都将父母描写成坏人或压迫者,无疑对这种偏见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对心理治疗的批评视为低俗流行文化的副产物,但是事实上在社会学与哲学的领域中,也已经有观点犀利的当代人士挺身发言。当今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两位哲学家,亚利斯达·麦克英泰尔和贾格·哈柏曼都曾质疑“心理治疗文化”对当今道德规范造成的影响,也都认为在西方世界中,心理治疗与家庭和社会的衰微有密切关联。相似的评论也出自许多社会学家与社会评论家,包括菲利普·里夫,罗伯特·贝拉,克里斯托弗·拉希,迈克尔·勒纳和麦可与莉丝·瓦拉赫夫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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