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很沉的挎包，和小陆从大史家村穿过田间小路往回走，太阳落了，月亮还只是一小片苍白，四周围的青黛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它自己留在这里，它是不是害怕？
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作为解放军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一员，我在山东蓬莱徐家集公社孟家大队支农，住学校老师宿舍，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小陆是部队医院护士、我在支农工作队的伙伴，性情随和，愿陪我去大史家探险。所谓“险”是这样的：那小村子真有图书馆吗？有，书真的多吗？多，会不会像时下流行的读物一样内容单调千篇一律？书很多很好，人家肯不肯借我？
我们动身去大史家。翻山坡穿农田一路问一路走，总算找着了。进村后打听，还真有图书馆，寻到时已是下午。那是间平房，白灰墙，泥巴地，漆色斑驳的窗棂子，跟当时所能见到的农舍差不多。只不过开间大，有四五十平，像是几间房子打通的。一位梳短发的中年妇女坐门边桌前，身后是一排排摆着书的书架。我上前说明身份来意，那时没有身份证工作证，我能让人相信的只有我的诚恳。妇女放我们进去。进去后我暗暗吃惊，里头的书按当时标准，很多属于该被封存或销毁的“封资修”。我不动声色静静选书，生怕有不当反应会给这里带来伤害。我借了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唐诗，闻一多诗集，哥白尼《日心说》，伏尼契小说《牛虻》……装了满满一挎包，妇女拿去登记好书名，示意我们可以走了。我替她不放心，再三说我一定会回来还书，她再三点头。当晚我记日记：“书很多，古今中外政治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村里有个女子，早年间去了青岛，一生未婚无后，死前留下遗嘱，把所有积蓄在家乡办个图书馆。经过十多年时间，书慢慢积下，‘破四旧’时都没有人动，不知是因为大史家地方偏僻，还是有人保护。”这事至今是谜，当时没顾上问，现在无处可问。
借来的书塞满一整个抽屉，想想都觉踏实。白天照常下地干活，收工后吃完饭洗漱完把明亮的煤油灯拿到桌上，一身轻松干干净净心满意足坐下，开始每日的精神盛宴。我看得很慢，要做摘抄。有些短而精妙的文章，逐字抄录，比如马克·吐温小说《生死牌》。依当时想法，这些书一旦看完、归还，便是永别。
我上学少，初一不久“文革”开始，十六岁当兵去了长岛。部队生活紧张劳累，劳累的只是身体，没有书读，实在空虚无聊，背《学习辞典》《毛主席诗词》，学《电工学》，啃偶尔到手的高等微积分……精神发育如同肉体发育需要营养，没有书读让精神发育期的我大脑、心灵异常饥渴。1971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向领导要求上学，被批评不安心本职工作；再要求，便是名利思想严重。心中很清楚自己的失态，可就是控制不住。事后做检讨，检讨的同时也有分辩：我上学不为名利只想读书，读书便是读书的目的。说这话时我是诚实的，那时期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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