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凤子研究》作者范建华结合二十世纪社会发展状况，在握有吕凤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对其后人、亲友、学生的采访，要补充吕凤子被遮蔽的原因并加以评析：
其一，吕凤子生性淡泊，矢志办学，不参加社会交往，远离当时美术界各种活动圈，各种主流媒体不见吕凤子踪影。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院系的调整，吕凤子所办的私学捐公，他本人也调离到另一单位，一大批学生到了台湾和海外，缺少了传承弘扬他艺术的必要鼓吹，使他失却了话语的平台，逐步离开主流核心圈。
其三，吕凤子的一系列重要文献提出艺术重在塑造完美人格的美育思想，因采用道、释智性叙述方式，文义艰涩，人们缺少进入其思想必要的知识储备，其在近代美学史上的贡献更是未得到较好的挖掘与传播。
其四，“科学”的时代思潮评判标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样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超越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成了一切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一度形成“科学万能论”，应用于艺术上，用西方自然科学的尺度、标准衡量中国绘画，不但忽视了文化的地域特征，也丧失了艺术本来就不属于科学的学科特征，扭曲了艺术的审美判断。
吕凤子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中，学院培养的第一批美术师资，曾经有过辉煌也经历了之后的落寞，以此作为研究个案，本身就具有见证二十世纪中国画发展史的意义。
范建华编著的《吕凤子研究》通过对吕凤子独具特色的“完人”美育思想的阐发，结合其在理论著作中提出的“三宗”说绘画史观，论述吕凤子文艺思想。叙述过程中，结合吕凤子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分别获得的三个第一，观照其在中国画上探索的道路。
其早年代表作《庐山云》在巴黎世界博览会获一等奖。本文特别以其中年后形成成熟风格并获得当时巨大认同的获民国第三次全国美展唯一一等奖的作品《四阿罗汉》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试图结合当时的时代思潮、评审机制、评委观念、媒体文献，以此为探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由早期的盲目从西到后来文艺的民族化逐步理性回归的变迁契机，在西学、国学的纠葛与磨合中，厘定当时审美观念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后，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与吕凤子朴素的民本思想有深沉的契合，使他能够在一系列展事中，有机会浮升于画坛前列。他的《菜农的喜悦》获得江苏地区一等奖。
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对极“左”思潮的反拨，人们开始重视与中国文艺精神有深沉契合的山水画，主题性人物画创作又走入另一个不应有的受人冷落的尴尬境地，吕凤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本文结合其书法篆刻、诗词的论述，将吕凤子个人的经历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运动的变迁、文化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其浮与沉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史历程的折射，通过对吕凤子艺术道路个案的研究，认清吕凤子所探寻的道路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就具有见证现代中国画演进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