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之所著的《坎坷(1940-1974)》通过几个时段讲述了作者的境遇,1940~1945童年时代,记述在日本鬼子枪口下的逃难人和孤儿院的境遇;1945~1949少年时代,记述旧社会杭州“天堂”民不聊生的情景;1949~1958参加人民解放军,记述抗美援朝空军的战斗和解放浙东沿海的历程;1974年复员回杭州。书中抗战撤退时国民党那几只神秘的文件箱、山区假道士留宿戏班的无耻、畲乡老妈妈的爱心感人、温州榕树下讲故事与相亲的亲切;特别聂凤智司令员用《空城计》与美国佬智斗、林彪制造的冤狱里脱险等都写得很精彩。
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都能反映与折射社会、时代的进程,只是有的深有的浅而已。步之所著的《坎坷》(1940-1974)写的正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阶段,作者目击、亲历,将它真实地记录下来。
第一章 枪口下的童年(1940-1945)
一、飞云江畔《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潮水升,浪花涌,
渔船儿漂漂各西东。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船租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爷爷留下的破渔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
这幽雅而又悲切的《渔光曲》在风琴的伴奏声中,从东海边的瑞安县城关镇中心小学二年级的教室里传了出来,飘荡在校门前的飞云江上,又随着渔船的出海,把这打鱼人的心声,一起飘向东海。再向前飘去,这悲弱的心声,就淹没在迎头冲来的日本太阳旗下隆隆的炮舰声中。
这是民国二十九年秋的一个情景。
音乐教师叫周香韵,中等个子,匀称的身材,天生有一副清脆而又响亮的嗓子。虽然已是37岁,是5个孩子的妈妈了,但她梳一头短发,那双明亮的眼睛衬托在微带红润而又白净的脸上,还是显得那么年轻,充满活力。
这时,她正带着同学们齐唱《渔光曲》,她一边弹着风琴,一边随着节拍自然地摆动着短发,深沉而又缓慢地一句一句地教唱着。每唱到“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时,她总是从心底里发出哭泣声,这抽噎的声调,把《渔光曲》的歌魂,带到了最真情的境地……
周家住在瑞安小东门的飞云江江边,祖辈在大沙巷口开着一爿宁仁堂药店。据说,早年生意兴隆,在当地颇有名气。
香韵是周家的大小姐,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从她小时候记事起,就知道走过门前街路就能看到飞云江的波涛:涨潮时,江水咆哮起来,像一条条长龙,向两岸席卷而来,发出轰轰的撞击声,那渔船上的桅杆和它顶上的小三角旗在风浪中剧烈地晃动、好像房子也随着摆动;落潮时,就听到渔民们吆呼着的起锚声,一条条渔船漂向大海……她也常到江边的滩涂上和邻居的小伙伴们追小蟹、挖跳跳鱼,或者在晒网场上捉迷藏。左邻右舍的渔家也常到她家来买药,大多买的是“八卦丹”、“十滴水”、“万金油”、“黄连素”之类止渴、止泻的海上急救药。
一天,小香韵好奇地问来买药的阿伯:“大伯伯,海里有那么多的水,还带止渴药干什么?”
“海水虽多,但是是咸的,吃了要中毒的,只能吃从家里带去的淡水。如果天气热,长时间暴晒,就会头昏脑涨,带去的水就很宝贵了,嘴里含点八卦丹,心里就好过多了。”阿伯认真地对她说。
“那么带黄连素又有什么用呢?”小香韵又好奇地问。
阿伯虽只是说:“那是上吐下泻时救急用的。”但小香韵哪里知道,这简单的一问,竟触到了渔民上千年的辛酸泪……
祖祖辈辈的打鱼人,靠简陋的小船,抢上白天的好天气,趁落潮时,顺水淌上近半天的时间,赶到渔场,网上一些鱼,再利用涨潮的顺水,赶紧回港。趁天未黑,好把鲜鱼卖出去,换回一些米,一家人过个好夜晚。
那时,自给自足的经济非常落后,加上交通闭塞,打上来的鱼很少有人买。鲜黄鱼才3分钱(法币)1斤,还卖不出去,只得自食死鱼、烂虾,或待来日晒成鱼鲞、开洋再卖。整个码头、渔村都是臭鱼烂虾味,绿头大苍蝇嗡嗡遍地乱飞……
渔民们饮食的单一、肮脏,必然带来细菌的侵入,日积月累,致使多数渔民肠胃不好,最常见的是患痢疾。为了生活,渔民们往往都是带病出海,上吐下泻时,就在船上掰一小块八卦丹放在嘴里或服一点黄连素挡一挡。即使是全身无力,站都站不稳了,但在那海上,也只有与风浪做搏斗。
刚懂事的小香韵虽不知道这些情景,但听妈妈说过,对门阿海叔家悲惨的遭遇。阿海是个在海上长大的四十来岁身强力壮的渔民。那年初夏,连续十来天的阴雨,使渔船无法出海,家里的锅好几天都是冷冰冰的了。几天下来,阿海吃的是一些变了味的剩鱼,连着拉了两三天的肚子,服了黄连素,也不见好转。
这一天,天气放晴,是个打鱼的好日子。贫病交加的他,不得不撑起身子出海去。
阿海嫂替他背着渔网,对踉踉跄跄的阿海说:“今天你就不要去了,等病好了再去吧!”阿海两眼有点发黑,他停住步子,把双手搭在阿海嫂的肩上,闭着双眼,艰难地说:“明天再下雨怎么办?总不能在家里等死啊!”无奈,阿海嫂扶他上了船,小渔船就这样摆向了大海。随着渔船的影子渐渐远去,阿海嫂的心也越来越沉重。她没有回家,一直站在码头等着她男人回来。
傍晚,海上拔起了柱柱乌云,天,迅速暗了下来。别的渔船一一回来了,就是不见阿海的船。阿海嫂慌了。突然,她预感到了什么,像是丢了魂似的踩着江水呼喊着:“阿海,阿海!快回来呀!”“阿海!你在哪里?……”乌云滚滚而来,天全黑了;风越来越大了,雨也来了。
阿海嫂尖声的呼叫声,不停地穿梭在飞云江风雨的夜空,在那风雨交加声中,她的呼叫声显得那样的微小,她的身影又显得那样的孤苦伶仃……
P1-3
薛家柱
六年前国庆节前后,我收到《坎坷》一书前两章,完全以一个职业编辑和作家的观点写了一些意见。想不到作者珍重地保存下来了。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坎坷》全书已写完,承作者盛邀,一定要我为这本书正式写一篇序,真情难却。
广义地说: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都能反映与折射社会、时代的进程,只是有的深有的浅而已。所以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真实地记载下来,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
作者的一生,非常富有传奇色彩。从小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在别人家中长大,也进过儿童教养院,当过学徒、进过戏班……特别在那烽火漫天的抗战年代,他的家乡是飞云江畔的浙南瑞安(温州),日本鬼子进攻温州,他的一家被迫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吃尽人间的苦。最后流落到杭州,幸亏有一个好心的门房收留,才勉强在西子湖畔安顿下来。解放后,他年纪轻轻就参军,进了军政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成了电台报务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志愿军空军总部的电台工作人员,并一度在聂凤智司令员手下工作。回国后,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立过功。后来正式调往西安航校担任教员。生活经历和体验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没有生活经历和体验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由于作者生活经历和体验丰富,又处于特殊的年代与环境:抗战、浙南、畲乡、大西北、沙尘暴,所以作品就具有特殊色彩。再加上作者记忆力强,又有一定文学功底,善于抓形象、抓细节,能抓住富有时代气息的情景与生活片断,因而作品就有文学表现力。书中抗战撤退时国民党那几只神秘的文件箱、山区假道士留宿戏班的无耻、畲乡老妈妈的爱心感人、温州榕树下讲故事与相亲的亲切;特别聂凤智司令员用《空城计》与美国佬智斗、林彪制造的冤狱里脱险等都写得很精彩。
《坎坷》(1940—1974)写的正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阶段,作者目击、亲历,将它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样的作品,能为下一代留下一部具体、形象的回忆录。即使不是长篇宏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
是为序。
国家一级作家、原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杭州市作协主席
薛家柱
2012年12月17日于杭州钱塘江畔
1974年我复员后,一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往日惊魂的经历和离部队时同志们的嘱托,时而浮现在脑际,难免想往事,但一时理不清。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全党、全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上拨乱反正,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接着,1981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林彪、江青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定了性,使我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往事是国家当时历史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自己只是在社会底层经历其中的一瞬间,有责任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自己的心,自己的情,把当时的情景记述出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历史的演变。
1993年我退休后,也因闲来无事,于1998年开始动笔,写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路(1940—1949):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有大量的史实可以佐证,到2002年写完。而对自己在解放后的路,经历过“反右斗争”、“信阳事件”、陕北老区人民生活的困难、“文革”的浩劫等,尽管有不少痛苦的回忆,难以下笔。但从新中国诞生那天起,我们的国家,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当了国家的主人,更是事实。敢于对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战争集团的扼杀,发起抗美援朝的义举;接着,打掉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的“跳板”,解放了浙东沿海岛屿,使新中国昂然屹立在东方。
由于国内外历史的原因,我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犯了“左”倾严重错误,特别是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伤害了一大批革命的同志。致使全党、全国一度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险些被篡夺。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立党为国,为民除害,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党、完整的国家、完整的人民、完整的人民军队。给了党和国家以拨乱反正的和平环境和改革前进的基础。功过是非自有人民评说,我应当以我之经历,如实讲出来,交给人们参阅、思考、评说。
于是,我从2008年开始写自己在解放后的路(1949—1974)。有艰难的回忆,有通宵落泪而写的往事:许多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和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无不可歌可泣。像聂凤智司令员、张爱萍司令员、柳主岭报务员、江教导员、府谷县吴登雄县委委员、沈亮教员等,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发扬。
到2011年4月写完时,我已79岁,也就搁笔了。我写《阿胜的路》,不是翻起是非,而是想吸取教训,珍惜现在,更为了走向美好的未来。到2012年初,在听取了友人和一些初稿读者的宝贵意见和鼓励后,改写成现在的章节小说,文字上也做了一些改动。
这是一部传记式的小说体,在写作中,我抱着“大事认真,小事讲清”的态度,以我之见闻,予以记述、联想、描写。它既不是历史的纪实,也不是凭空臆造的杜撰。许许多多事件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大部分人隐去姓名)都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只是把当时的人物回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连同他们的内心世界,以自己的感受阐述开来。
书中主要人物后来的情况我知之不多,只知道:党中央委托兰州军区派驻空军通校的工作组(后改为联络组)一直工作到1981年,随通校的消失,有始有终地撤回了47军。沈亮同志于1974年平反后,通过两年多时间对大学时代所有的数学课题重做一遍,回归思维逻辑,加上药物治疗、家庭料理,几年后,养好了病,回部队继续钻研数学,于1987年写出了国际上公认的论文,受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充分肯定,荣立两次科技成果三等功,调任空军通信工程学院正教授,1989年提升为副军级。吴丰尧同志于1978年转业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莫止同志转业在北京某政协任处级干部。袁勇平、汪存潜等同志也都在90年代从正团级教授的岗位上退休,安度晚年。我自己于1980年部队来函,改为转业干部,正科级,从普工调任杭州市建筑设计院工会工作。林阿菊由于得了哮喘病,于1996年59岁时去世。
由于自己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加上晚年的生活、性格、工作环境较狭窄,写作的知识又很浅薄,书中不当之处一定不少。谨望各界、读者给以支持、指正。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