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偶然因素介入该题材，《女殇》作者段瑞秋却以八百多天的抢救式采访和一百天的高强度写作完成了此书，为健在人世的最后二十七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留下了珍贵证言。作者听从使命和良知召唤般的历史担当及踏实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使该书成为“慰安妇”这一历史问题的索引式的收官之作。毫无疑问，这既是作者对那些孤苦的灵魂的献祭之作，也为人间留下了一座不朽的警世之碑。

因偶然机缘接触到中国“慰安妇”的线索后，她一发而不可收，历两年时间，奔波万里，寻找到现幸存于世的27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以女性特有的悲悯和关爱，取得这些沉默多年的受害者的信任，让她们开口，讲述个人在那场战争中屈辱的经历和战后艰辛的人生，留下难得的历史证言。由于作者作家的深厚素养，使得本书不同于历史研究者留下的资料，而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实报告。难得的是，作者还为每一位幸存者都留下了极宝贵的照片，更让本书既有历史的叙述，又有现实的镜头展现，给人强烈的现场感和真实感。

段瑞秋编著的《女殇》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缘起

第一章

从腾冲到龙陵

腾冲：一切，在想象之外

朴永心：是歌丸，是若春

董家大院：儒商豪宅充作军人服务社

李连春：童养媳·慰安妇·土匪老婆

第二章

来到荔浦

韦绍兰：无奈与卑微的母亲

罗善学：“日本仔”的隐痛和郁闷

何玉珍：痴呆，最好把苦难遗忘

马岭沙子岭：变成慰安所的陈家炮楼

第三章

海南岛上

符美菊：几乎埋藏一生的秘密

李美金：光亮，是她永久的渴望

王志凤：苦痛似狗，终身尾随

港口和街巷：两位老者的记忆

林爱兰：光荣与屈辱的痛苦纠缠

符桂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性奴

第四章

南京一周

利济巷：南京的伤，女人的痛

雷桂英：十三岁的慰安妇

第五章

武汉的“特殊”记忆

积庆里：关于“慰安”的人和事

朴次顺：“我要姓毛，毛主席的毛。”

第六章

山西的苦难

盂县：炮楼内外，被日军糟蹋的闺女们

侯冬娥：“盖山西”美人

曹黑毛：她的心是儿子的坟墓

张先兔：婚床上掳走的新娘

第七章

遥远的东宁

李凤云：花名“西多米”

东宁：要塞和“要塞慰安妇”

两则插曲：韩国摄影家和朝鲜服装

第八章

飞向海南

陈亚扁：黎族少女“日本娘”

黄有良：唯有“一死了之”

陈林村：从“公”到“四脚牛”

邓玉民：我叫“零泽亭”

第九章

尾声

刘改连：风雪之殃

武乡：南沟据点里的性奴

沁县：难以倾诉的苦痛

并非到此结束

后记

为了方便寻找，我住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继东家的客栈。

女主人寸静玲，是李部长的妻子，与我同岁。客栈也就是李部长的家，大概有十间客房。

女主人说她家一般不管客人吃饭，街上有几家饭馆味道不错，很方便，离她家不算远。

吃着饵块，与老板娘闲聊，问起日本人来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姑娘被抓去当慰安妇？老板娘很惊讶：“我们这里，不有听说过嚯！电视剧么，倒是见过呢！你问这个搞什么？”

“我也是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想起日本人来过这儿，就问问。”

“不有不有。你是来旅游还是办事？住哪家？”

“办事。住大石巷，‘号里头’。”

“哦，小河家。她男人就是县委宣传部当官的，知道很多日本人来时候的事情，你回去问他们。”

小河，是寸静玲的小名。

回到客栈，在院子里见到李继东部长。他们夫妇叫我坐下一起喝茶，听我转述带来的故事。

完了，小河说：“我从小在腾冲长大，从来不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咯怕是人家哄你呢？”李部长也说：“你这个故事很玄！我也没有听说过。要是腾冲有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件事，我早就应该知道，我就是管这个的。”

我懵了。难道，这个故事是乱编的？

可是，那情节、那眼神、那个断了的手指头，等等。她为什么要骗我？！

见我很失望，李部长说别急别急，也有可能是他们工作的疏漏，没有发现这个老人。他让我先休息，说帮我打几个电话问问这方面的专家，联系好告诉我。

“没有发现这个老人”的意思，难道是发现了别的老人，仅仅是疏漏了这一个？

“我们中国女人，真的有人当过慰安妇？”我问李部长。

“有啊！日本人占领龙陵和腾冲，被抓进慰安所的女人不下五百个。”

“啊，这么多！那这个故事，完全有可能发生？”  “那倒不一定！日本兵哪有那么好？！”

我们继续喝茶。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和顺古镇慢慢安静下来，我的故事，仿佛迷失进真正的黑夜。

睁开眼睛，房中大亮。七点半，有电话进来。

李部长说已经联系好“滇西抗战博物馆”段生馗馆长，上午八点半在馆里等我。还说博物馆原址是乡政府，滇西抗战时是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部。

从客栈走到博物馆，不到十分钟。爬上十多级台阶，进院子打听段馆长。听见小凉亭中传来声音：“我就是！”

段生馗馆长年龄和我差不多，魁梧但不高大，笑容满面声音洪亮：“继东说你要找个老奶奶，你说我听听，看我咯晓得？”他一边泡茶一边说话。

我喝下一杯清香的普洱茶汤，讲了一遍我听来的那个故事。

突然，段生馗站起来，端起茶一口喝下，把那只白色的小瓷杯攥在手里说：“这个故事，绝对违背了历史事实，美化了鬼子！你说的这个老人我认得，就是荷花乡的，名字叫杨美果，去年我还见过她。她的手指头不是被红卫兵砍掉的，是日本人发情咬掉的。那个时候，她才二十岁，刚嫁人生了个娃娃，但是娃娃病死了。有一天出门去找烧柴，没想到遇着日本兵，被这些杂种抓进据点关起来。领头的那个鬼子叫南沿大武。她反抗，他们就打她嘴巴，咬她，用刺刀划她，血流得满身都是。为了活命，她不敢反抗了。她的小指头，就是南沿大武那个畜生咬断的！她疼得昏死过去，日本鬼子还一个接着一个糟蹋她。”段生馗说不下去，眼圈红了。

我目瞪口呆望着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拿着笔记本和笔的手没有写下一个字。

“几个月以后，突然有一天鬼子不见了，据点没有任何声音，守门的鬼子也不在了。她试探着从大门摸出来，顺着山路回到寨子。她的衣服早就被日本人扔掉了，只得穿着一身和服。一进门，把她男人吓了一跳，以为来了一个日本婆。等她开口说话才认出来自己的媳妇，马上叫她滚出去。她蹲在地上哭起来，男人踢她打她，她还是蹲着没出门，想着让自己的男人撒撒气就算了。她男人出门找到村长，说家里来了一个日本婆，被他打了。村长一听赶紧随他回去，一路上跟来很多人看热闹。来到他家，村长一看，这不是你媳妇嘛！哪是日本婆？她男人大叫，她不是我媳妇，他已经被日本人，被日本人那个过了。村长劝他男人，说她又不是自己愿意的，是日本人抓她去的，好不容易才回来，就算了嘛！男人没再吭声，看上去好像听话，村长就叫着那些看热闹的村民走了。但是，男人还是经常打她，不给饭吃。她蹲在房子外面哭，男人又出来打他。村里有人路过她家停下来劝几声，也不管用。实在受不了男人的打骂，她只好流落到其他村寨，帮人洗衣服，领娃娃，做农活，换碗饭吃。一年以后，来到一个村子找活计，有位老大妈见她到处流浪怪可怜，就把她留家里帮着招呼自己的傻儿子。后来她就跟这个傻男人过到现在，生了三个娃娃，都有点傻。你要是想见她，我给乡长打个电话。”

我说很想！

段生馗拔通乡长的电话，问杨美果大妈的情况如何？乡长说，去年年底，老人已经去世。

我为自己的迟来深感遗憾和懊恼，仿佛赶到剧院，剧情刚刚落幕。

他叹了一口长气，接着说：“再跟你讲一个人，几个姑娘被鬼子抓进慰安所折磨致死，最后剩下一个在远征军进攻的时候逃出来。她的耳垂，乳头全被日本鬼子咬掉了，身上多处伤残。她回不了家，只好上山躲到清凉寺，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座寺庙。我去庙里找过她两次，她只是淌眼泪，一句话不说，嘴皮子不停颤抖。第三次，我去找她，她还是那个样子。我想她是无法再开口去讲六十多年前那些事了，只好彻底放弃。我离开的时候，她带着几个小尼姑开始做法事，庙里响着‘南无阿弥托佛’的声音和她们手里敲响的铃声鼓声。院子里，树上的叶子落下来，又被风吹到墙脚，那情景真是无法形容的凄凉。不过后来我又想，也许那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我看着段生馗，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叫我喝茶，又说：“还有一个村子，日本兵去要求送几个花姑娘到据点，还扬言如果不送就点火烧掉这个村子。保长急得要命，送哪家的姑娘都不行啊！正好有一个老乞丐带了一个傻姑娘来这个村子讨饭。老乞丐死了，就剩这个傻姑娘住在村子边一间破屋里面。保长带人把她找来，梳妆打扮，然后用一顶轿子抬去。等她被糟蹋得不成人样，鬼子把她扔到据点外面的路上。保长听说带人捡回来，很快就死了。村里人都觉得对不起她，家家户户捐钱为她修了一个墓。你看，这个保长的行为咋个评说，很难给他定性，是好？还是坏？对村里几十户人家，他保护了他们。对这个可怜的傻姑娘，他又过于残忍。”

“我原来以为，慰安妇是日本鬼子带来的日本女人，没想到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也被抓去当了慰安妇。”我说。P5－8

从东京到桂林调查的独立电视节目制作人朱弘，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双膝在身高不足一百五十公分的韦绍兰面前跪下，他说：“勾起您六十年前的痛苦和耻辱，为此，我们向您道歉，向您说声对不起……”

去年十月去广西采访韦绍兰大娘，她的女婿武文斌给我十多张登载着有关岳母消息的旧报纸，要我复印后还给他。我挑选时认真阅读，在2007年6月25日的《桂林晚报》上看到这个场景。

朱弘足足跪了十五分钟。我震惊之余不禁会想，不可能是这么简短的两句话，他一定还说了些什么？

AC2012年的5月17日，为了寻找一个传说中的“慰安妇”，我登上飞往腾冲的飞机，到2014年6月50日从桂林飞回昆明长水机场，留下一大堆机票、长途客车、动车、出租车票。除此之外，还坐过没有票的面包车、无证经营黑车、摩托车、助力车、拖拉机和马车。从云南中缅边境的畹町，到黑龙江中俄边境的东宁；从海南保亭县叫什齐的苗族山寨，到山西盂县叫七东的乡村窑洞，找到了二十七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中日战争结束七十年，这二十七位女性早已老去，她们当中最年长的符桂英九十五岁，最年轻的刘凤孩八十五岁，在尘世拥有的生命已经不多。尽管其他的人生记忆不断模糊和散失，讲述生命的往事有时会词不达意，但那种关于自己少女时代被战争和性暴力吞噬灵魂和肉体的黑暗印记却坚固如铁，永远不会磨灭。

当我长途跋涉，数次抵达她们生命现场的时候，那些久久埋藏的惊恐、痛哭、妥协、苟安、反抗、逃离、疯狂、绝望，甚至某种难以启齿的疼痛一点一点苏醒，缓慢而细碎地进入了我的录音笔和笔记本，并在心里堆积下来。

与此同时，我惊讶这种历史的悄无声息和即将被完全埋没。

从某种角度来说，二十七名女性被强奸、轮奸，已经足够说明战争的疯狂和残酷。然而，以“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归类的女性却有四十万。

无疑，这是一个巨大而惊人的数字。  但在更为巨大的战争灾难面前，这个数字就不会让人太过于吃惊。据不完全统计，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年，失去生命的人大约六千万以上，合计死伤一点九亿人。

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经历了战争灾难的幸存者进行调查和采访，就会发现不论男女都是一份特殊的苦难，同样充满奇异的伤痛和无尽的悲哀。个人的悲剧，重大而深刻。

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词严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

性暴力是特殊的伤害，更为特殊的是人们对这种历史的轻视、回避和缺失反省。

战争结束之后的多年，那些数次跨入慰安所大门的日军才有人感到后悔和羞耻，才觉得战时公开设立的慰安所如同当众拉开裤子拉链暴露的私处。

公开受害经历的困难造成了调查统计的困难，也让这段历史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仅就我见到的二十七位，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背静的街道，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和苦涩，甚至是来自同胞和亲人的冷淡和鄙夷。她们简陋的居所、困顿的生活、惨痛的记忆、悲伤的内心、多病的身体、落寞的神情总是让我不安和难忘。

除了态度之外还有资料收集的困难。当年慰安妇和慰安所的相关资料多数被日军销毁和遗失，日军强奸轮奸的受害者数目无法统计，因而活着的当事人证言尤其重要。

二十七位幸存者的证言，让我得以记录并凝固人类羞耻的历史，以及这种暴行对生命的伤害和希望的粉碎。对四十万性暴力受害者，除了对她们孤苦的灵魂献上我的同情和悲悯，还希望她们的牺牲能成为人类永别武器走向和平的警示。

这就是写作此书的意义。

7月6日，打开电脑，写下这本书的书名和最初的一段文字。写作，让我再次回到受害者的身边，感受她们深深的绝望和无法稀释的痛苦。那些被刺刀威逼带走、被汉奸哄骗离家、被性暴力折磨的记忆无法从她们的生命中抹去，也在我的记忆和字里行间得以永存。

这本书的写作，不能消除她们的苦痛，只能封存她们的苦痛。而走进她们的苦痛又是不可逃离的苦痛。

写作是对寻找过程的回顾和提炼。而以下这些经历和心情，并没有写进书中，但此刻却涌上心头——

想起两年前第一次走进云南龙陵县董家沟二十八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受到的震撼和惊吓制造了当夜的噩梦。睡梦中从床上滚落下地，惊醒发现满头的细汗，干脆把一角落地的被子扯来裹在身上，就那样在地上躺着。抬手从床头柜上摸到手机，想打个电话给谁，看时间是凌晨四点二十三分，不想惊吓任何人，只得作罢。接着，哭了起来。拉被子蒙住头，哭了好一阵，才爬回床上。

想起因为飞机晚点，我和茁儿从机场大巴下来太原的街上已是夜里1点半。不敢上两个男司机的出租车去酒店，又从后备箱拖出行李，惹得其中一人抱怨：“咋不相信人呢？”我固执地带着茁儿上了另一辆车，其实到现在心里还很不好受，也许伤害了无辜，，但我别无他法。

想起几位没有见过面的大娘：郭喜翠、侯巧良、赵润梅、杨时珍、刘银哥，从日军的“炮楼”回来，不能承受身体的伤痛和内心的羞耻而发疯，终生癫狂，生活不能自理。有人孤独的死去很久，却无人知晓。我的眼前，总是会出现她们披头散发冲进荒野的风中，思维早已破碎。

想起6月20日在沁县见到姜改香大娘，她躺在家里炕上输液、吸氧，几乎不能说话。我把手伸进被子握着她的手，感受了最后的干瘪、冰冷、无力。她的眼睛给我一丝笑意，已有离别之兆。

五天后，姜大娘永远闭上了眼睛……

历时八百多天大跨度大范围的调查采访，整整一百天写作成书，都超出了我个人的经验和想象。而更加超出想象的是这种特殊的两性关系，粗暴、怪诞、冷酷、麻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男性对女性最极端的罪恶，也制造了战争对女性最极端的损毁。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完成非虚构文学对生命经历和内心情感的深度描述，所呈现的故事不仅仅是女性的个人命运，而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和记忆。

后来，我认识了朱弘，忍不住问他：“你给韦大娘跪下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朱弘这样跟她讲：“妈妈，我今天来见您，是想为您讨回公道，找回公平，但是必须得到您的配合，才能得到足够的证据。完成这个工作很不容易，我问您的问题会勾起您最痛苦最羞耻的记忆，让您伤心和难堪。这些问题，本来应该由女孩子来问，那样会好很多。可是，她们不站出来，只有我们这些臭男人来问您，会给您的回答增加很多困难。我先给您道歉，说声对不起！然后由您来决定说与不说。您要不愿意，我马上离开，永远不来打扰您。”他继续跪着，等待瘦小的韦绍兰给出答案。

久久丧失了贞洁和尊严的韦绍兰惊呆了，接着失声痛哭。那些久藏心底的无奈与屈辱统统化为此刻的泪水和哭声，母亲与被叫做”日本仔“的儿子相拥而泣，忘了跪在地上的朱弘。哭了一阵，韦大娘才赶紧拉起他，

这就是我想了解的那十五分钟。

“所以，尽管她们说不上是圣人，但是伟人，勇气超过我们太多太多。对于弄清历史的真相，她们的证言非常重要。我敬重她们，也谢谢你。你终于站出来了。”朱弘对我说。

说不上自己给历史的真相贡献了什么，仅仅希望，所做的这一切，对得起朱弘给韦大娘的那一跪。

由衷感谢：

二十七位性暴力受害幸存者的亲属，在我采访和写作中多次给他们带来麻烦和打扰。我知道要配合我的工作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才能耐心回答我的提问并在《授权书》上签自己的名字和按下手印。尤其是：黄有良阿婆的小儿子胡亚前先生、陈林村阿婆的小儿子张先雄先生、邓玉民阿婆的女儿蔡桂兰女士、李美金阿婆的二子张泰开先生、王玉凤阿婆的大儿子钟天民先生、张先免大娘的小儿子郭艾明先生、李兰孩大娘的女儿高彩平女士和儿子高仲平先生、姜改香大娘女儿张翠平女士和孙女张美荣女士。  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彭明榜先生的信任、鼓励、宽容，让这本书得以问世。

今年4月，为了帮助我完成艰难的调查，我的女儿自告奋勇，延迟三个月硕士课程，背着她的相机远道回国。

在经历了汗如雨下的劳累、无从预料的惊险，甚至不可想象的脏乱和蚊叮虫咬之后，她留下了二十七位奶奶一千多张照片，为本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插图。与此同时，这个世界让她有了二十七份牵挂。

我给她取的大名，叫段苏夏。

在调查采访过程中，得到以下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的热情帮助：戈叔亚先生、苏智良先生、陈祖棵先生、朱弘先生、陈俊先生、方军先生、黄尧先生、胡廷武先生、段生馗先生、李继东先生、段培东先生、周勇先生、王然先生、黎泉先生、田子渝先生、伍金贵先生、杨开庆先生、李绍元先生、陈旭先生、陈院峰先生、陈景东先生、何德尊先生、邱佳伟先生、麦舍先生、高晓诗先生、马子兴先生、李绍明先生、杨卫平先生、杨卫民先生、王贵明先生、陈厚志先生、黄大强先生、梁朝胜先生、张双兵先生、李贵明先生、吴先斌先生、经盛鸿先生、王炳毅先生、施正东先生、丁勇先生、马建强先生、李晓方先生、徐少军先生、陈晓建先生、杨涛先生、李涛先生、哨兵先生、雷江先生、武文斌先生、高自祥先生、安世鸿先生（韩国）、夏本雄二先生（日本）。

王选女士、杨新锦女士、胡丽华女士、谢红女士、米小菲女士、杨艳女士、陈蓓琴女士、朴尔敏小姐、黄荭小姐、杨晨小姐、罗文静小姐、肖宇小姐、赵彩玲小姐、易迪女士、李红梅女士、张冀萍女士、张学芬女士、汤萍女士、尘埃女士、石顺华女士，叶多多女士、刘晓兰女士、任红梅女士、马燕女士、朱娜女士、赵慧萍女士、婕好女士、白薇、彭群力女士、赵丽兰女士、李小麦女士、周兰女士、李纪常女士。

本书写作中，得到几位兄长诚的启发、指点和鼓励：邓贤先生、张庆国先生、何立伟先生、何小竹先生、汤世杰先生、李霁宇先生。  李根志先生、陈庆港先生、安世鸿先生（韩国）提供了侵华日军慰安妇朴永心、朴来顺、李寿段相关照片。吴先斌先生提供了侵华日军使用的“突击一号”和“星秘膏”实物照片。

在面对几大本日文、英文、韩文资料一筹莫展的时候，益羽小姐（日本）、朴孝晋小姐（韩国）、段苏夏小姐、三毛先生不厌其烦帮我翻译成中文。

我的母亲段树媛女士，在我带病采访的过程中充当了保健医生。弟弟瑞德和妹妹瑞平，在完成此书的过程中给予了温暖的理解和有力的支持。

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得到龙陵县委、政府、宣传部、松山抗战遗址管理所和腾冲县委、县政府、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采访这些经历特殊的同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希望她们无保留地回忆惨痛的过去，又不忍再次撕裂她们心灵无法癒合的伤口。如果你的访问还有历史调查与研究的目的，你还要想办法让双方都尽量克制情感以接近客观。战争中犯下的这种反人类罪，通常不会因加罪人施虐者的忏悔而让痛楚烟消云散，何况还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在歌舞升平中加入这些嘶哑的呐喊，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承担责任，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向作者致敬。

——崔永元（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如果你决定读这本书，我的建议有两个：第一，把手机关上；第二，慢一点，不要放过每一个字。

——毕飞宇（著名作家）

因偶然因素介入该题材，作者段瑞秋却以八百多天的抢救式采访和一百天的高强度写作完成了此书，为健在人世的最后二十七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留下了珍贵证言。作者听从使命和良知召唤般的历史担当及踏实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使该书成为“慰安妇”这一历史问题的索引式的收官之作。毫无疑问，这既是作者对那些孤苦的灵魂的献祭之作，也为人间留下了一座不朽的警世之碑。

——余戈（著名军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