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七子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瑒、刘桢。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做出过贡献。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代表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璃《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
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能作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璃，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璃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璃、山涛、向秀、刘伶、阮成、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在文章创作上，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中，以嵇康的成就最高。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和阮璃的《咏怀》诗82首颇负盛名。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太康诗风
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
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语言华丽藻饰，描写趋向繁复，句式趋向骈偶。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都有促进作用。陆机，字士衡，在文学、书法方面都颇有成就，被誉为“太康之英”。流传下来的诗，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陆机的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潘岳，字安仁，故又称潘安。《悼亡诗》三首为其代表作。因热衷功名，两人均在统治阶级政权争夺的“八王之乱”中被害。
左思《咏史》诗
左思，字太冲，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留下“洛阳纸贵”的佳话。除了《三都赋》本身的富丽文采及当时文坛重赋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包含了当时朝野上下关心瞩目的内容：进军东吴、统一全国。诗歌代表作品是《咏史》诗8首。因出身寒门，左思怀才不遇，《咏史》诗对扼杀人才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笔锋之尖锐，在两晋南北朝是不多见的。此外，诗中还借咏古人，阐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志向。这种风格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
游仙诗
游仙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代表诗人是郭璞。诗歌以“游仙”为名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汉魏六朝是游仙诗兴起和成形的阶段，它为后代奠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式。游仙诗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超越世俗社会局限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游仙诗想象奇特，善于运用夸张、拟人、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道家神仙典故的运用，则使游仙诗给浪漫主义诗歌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对后来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作品有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郭璞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
陶渊明
陶渊明，字符亮，号五柳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当时森严的门阀制度，出身寒微的他怀才不遇，多年来的官场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代表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西洲曲》
《西洲曲》，南朝乐府民歌中最长的抒情诗篇，历来被视为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最早见录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诗中描写了一位少女从初春到深秋、从现实到梦境，对钟爱之人的苦苦思念，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感情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纯熟的表现技巧。
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