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近百年澳门史研究更是成果稀疏。因此，加强现、当代澳门史研究已经成为澳门历史学界的基本共识之一。而吴志良、娄胜华、何伟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8卷革命战争与澳门)(精)》讲述的1911年至1949年38年澳门史就是属于尚待深入开拓与耕耘的现代澳门历史时段。

澳门或许并无民国时期的划分，因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澳门由葡萄牙管治，而葡萄牙本土虽然在1910年结束了布拉甘萨(Braganea)王朝统治，建立共和体制，却并没有改变澳门作为其殖民地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放弃管治澳门的殖民总督制度，相反，葡萄牙还一度强化对澳门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以，就澳门内部管治来说，澳门并无所谓的“民国时期”。尽管如此，澳门自开埠以来的历史是连续的，同时，也始终无法割断澳门与中国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纵然未必一定要将1912年至1949年的澳门史称作“民国时期的澳门”，却不能无视澳门在其间所经历的特殊历史进程，以及期间澳门历史细节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同构共振关系，还有与那段革命、战争两大主题相互交织的世界历史之密切联系。正因此，本书以“革命与战争影响下的澳门”来叙述、概括那段澳门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曲折岁月。

1911年至1949年的澳门史属于尚待深入开拓与研究的现代澳门历史时段，吴志良、娄胜华、何伟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8卷革命战争与澳门)(精)》在参考并引用大量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对澳门在期间所经历的特殊历史进程，期间澳门历史细节与中华民族命运同构共振的关系，以及与那段革命、战争两大主题相互交织的世界历史之密切关系进行了严谨细致的研究，客观真实地叙述了这段澳门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曲折岁月。

绪论

第一章 “自治”实验及其转折：殖民管治的变迁

 第一节 自治规章的制定与完善

一、1917年《澳门省组织章程》与1926年的调整

二、1933年“新体制”与强化澳门管治

三、澳葡政府的架构及其演变

 第二节 华人社会的管治

一、澳葡政府沿用晚清形成的华人社会管治措施

二、华人社会的自治：从镜湖医院到中华总商会

三、澳门华人命运同祖国紧密相连

第二章 国民革命与澳门

 第一节 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澳门的活动

一、同盟会创立和港粤澳主盟人

二、同盟会香港分会与冯自由、李自重

三、乐群书室：同盟会在澳门的首个革命机关

 第二节 从澳门到光复石岐、进军广州西关

一、澳门和起义者的角色

二、石岐的官军、团练和土匪

三、从小榄、前山到石岐兵变

四、起义后的香山县政、防卫和进军广州西关

 第三节 “五二九”工运与省港大罢工

一、冲突的导火线

二、省港罢工潮中的澳门

第三章 界址争执与中葡交涉

 第一节 中葡新政权澳门勘界交涉

一、清代谈判的接续

二、葡人侵略行径

三、激起民愤

 第二节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一、《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二、中葡新约后的交涉

第四章 “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运动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澳葡“中立”

一、澳葡“中立”政策的确立及其执行

二、澳葡政府对救亡赈难活动的态度

 第二节 结社蜂起与救亡运动

一、结社蜂起

二、救亡运动

 第三节 难民涌人与赈难救济

一、难民涌入

二、筹募活动

三、难民救助

第五章 国、共在澳门的活动及其影响

 第一节 国民党在澳门的活动与发展

一、同盟分会及中华革命党在澳门的活动

二、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初创

三、抗战时期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发展

四、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公开及其影响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隐蔽活动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澳门的组织及活动

二、抗战时期中共在澳门的救亡工作

三、国共争夺全国政权时期的澳门中共组织

结语 风云变幻中尴尬图存

一、政府管治：“自治”与集权

二、经济民生：赈难与“繁荣”

三、文化教育：发展与奠基

四、对外关系：平衡与自保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第二节 周边战事与澳门的被动应对

一、抗日战争时期之“中立”政策

日本从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形成军国主义，频频发动对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战争。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逐渐恶化，日本国内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转移民众视线，日本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伺机占领整个东亚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混乱的局面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随之吞并东三省。中国国内抗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Fernando Augusto BranCo)根据海牙第13号公约的规定于1932年3月5日在日内瓦国联总部正式发表对中日冲突事件持中立立场的声明，宣称葡萄牙是中日世代的朋友，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中立国的法律地位。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亦在国际法层面取得不受占领的法律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政府随即对日宣战，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地区的开始。1939年9月，德国以闪电战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后英国立即对德宣战，但没有要求葡萄牙援助，因此，葡萄牙政府宣布，只要葡萄牙的权利受到尊重，它就保持中立。然而，澳葡政府这种所谓的“中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立，而是在澳门(也可以说是葡萄牙)在没有军事实力对抗日本的骚扰和进攻时，采取的一种对日妥协和积极努力地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自保”策略。故而，有学者称其为“随风倒”政策。

1938年10月，日本开始入侵华南地区。由于港英政府对日本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而澳门却允许人员和物资自由移动，并对日本持友好态度，于是，日本就把澳门作为其战略物资中转站，日本商社利用澳门进行的进出口贸易随之增加。10月21日，广州沦陷。香港与广州、江门及西江各埠交通断绝，大批货物自香港运往澳门，然后通过民船、舢板及汽车转运内地，自此，战时澳门地位日益重要起来。12月29日，面对广州沦陷的事实，为保存澳门，澳门警察厅长葛古诺(Carlos de Sousa Gorgulbo)上尉乘“澳门”号炮舰前往广州造访时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的日本陆军大将安藤利吉(あんとぅりきち)。也就在同一天，日本在广州建立的伪临时政府派其空军少校为使者代表安藤利吉拜访澳葡总督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由此而开始了葡日间的接触。

1939年2月中旬，葛古诺受澳督巴波沙差遣前往东京，访问日本军事当局，就与澳门有重大关系的若干问题试探日本当局的态度，包括：

(1)释放几艘在日军占领广州时扣留的葡萄牙船只，其时珠江遭遇封锁，无法出来；

(2)要求对上年1月30日日本人轰炸肇庆天主教会造成的损失进

行赔偿；

(3)关闭两三个位于葡萄牙领水内的中国税厂；

(4)澳门界址及有争议的边线，争取占领对面山及大小横琴。 鉴于葛古诺曾在澳门对日本施以援手，日方安藤司令许下诺言，会设法使中国政府接受葡萄牙的观点。日方回应称：一旦对面山的中国非正规军溃散，日本军方将下令将目前驻扎在该岛的日本正规军撤退，同时要求葡萄牙及澳葡政府：

(1)不要以再出口中国货物的方式为日本的敌人提供协助；

(2)澳葡政府对拱北海关施加压力，令其接受一名日本关长，且整

个华南的海关均由日本人出任关长；

(3)禁止在澳门境内的华人报纸上刊登反对南京政府的文章。

事后，葡萄牙及澳葡政府对日本方面做出正式答复：

(1)葡萄牙政府在中日冲突间保持最严格的中立，双方之间无需向

(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同日本签订特别条例；

(2)葡萄牙政府下令澳门当局禁止向中国再出口军用物资，铁路、

飞机、卡车器材或汽油，且上述物资从未经过葡萄牙领水；

(3)澳葡政府决定对当地刊物进行最严格的新闻检查，无不愉快事

情发生；

(4)至于拱北中国海关之事，亟待日本当局与其关长直接谈判，以

寻求解决办法，葡萄牙政府目前以不介入为宜。

在东京期间，日方谈判团皆为清一色高级大臣，包括海军部大臣、外交部次长、参谋部副总长和海军部次长山本五十六。日方对葛古诺提出的有关澳门问题不感兴趣，反而提出葡萄牙提供帝汶岛作为日军军事基地的要求，立即遭到葛古诺上尉的断然拒绝。不过，日方还是为了扭转其因侵占满洲而遭到国际社会和国联疏离、谴责的被动局面，故意制造谎言，称葡萄牙承认伪满洲国并答应日本在澳门开设领事馆。葛古诺访日虽未能签署正式协议，却引起日本乃至国际报界的巨大反响，纷纷谣传澳日之间已签订一项合作协议，通过协议，葡萄牙将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来换取日本政府为澳葡政府……

P20-22

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800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二十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1990年，台湾学者以30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1994．年、1995年曾组成10人至30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三十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18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中华民国专题史》的18个专题目录如下：

1．《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2．《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4．《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5．《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7．《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8．《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9．《城市化进程研究》

10．《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1．《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12．《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13．《边疆与少数民族》

14．《华侨与国家建设》

15．《台湾光复研究》

16．《国共内战》

17．《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18．《革命、战争与澳门》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大陆地区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

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田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

秦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

牛力(南京大学博士)

吕 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台湾地区 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 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 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 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香港澳门地区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

南京大学改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澳门基金会

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

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张宪文 张玉法

纵观澳门开埠以来400多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波澜壮阔。风云变幻，是因为她作为中西相遇、相交、相撞、相融第一城，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桥头堡，既要随着古老帝国的改朝换代、祖国的兴衰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局而顺天应人，潮起潮落，又要在西方列强弱肉强食、国际政治舞台刀光剑影中左闪右避，遭受风吹雨打，更要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冲突时保持民族尊严、在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可能时，还要为缓冲其间的矛盾寻求折衷之道。波澜壮阔，是因为她从开埠那天起，就与祖国的命运、全球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丝丝相扣，身临其境地见证和参与了全过程；她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中外交通史的一个缩影，中国和世界近代化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多少与澳门都有显性或潜在的关联，令这个弹丸之地扮演着一个与其规模极不相称的重要角色，也因此成就了其人类文明“实验室”的地位。

正是此一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吸引了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个港口城市的关注。在中国诸多城市中，澳门为我们留下的历史档案文献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也是很多城市羡慕不已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研究澳门的关注点多在明清之际，且着力处落在中西交流和中葡交往方面，对清末之后的历史以及澳门社会内部演变的研究显得不足。此外，澳门历史研究具有周期性特征，即当澳门问题在中国政治或中葡关系中成为议题时，通常热闹一时，然后归于寂静，19世纪中葡争议澳门主权时如是，20世纪前、中叶反帝反殖民时期和20世纪末中葡谈判澳门前途和移交政权前后亦然。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初期，因“回归热”而兴盛与喧哗一时的澳门历史研究一度沉寂。然而，在经历了短暂的冷清之后，澳门历史研究再遇勃兴良机。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事件再度点燃学界关注澳门史的热情，加上“澳门学”重新启航，推动了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应该说，近三十年，是澳门历史研究新作迭出、硕果累累的时期。

然而，梳理既有的澳门历史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在澳门断代史研究方面，存在越是接近现、当代，研究成果越为薄弱的现象，而20世纪以来的近百年澳门史研究更是成果稀疏。因此，加强现、当代澳门史研究已经成为澳门历史学界的基本共识之一。而本书讲述的1911年至1949年38年澳门史就是属于尚待深入开拓与耕耘的现代澳门历史时段。

严格地说，澳门或许并无民国时期的划分，因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澳门由葡萄牙管治，而葡萄牙本土虽然在1910年结束了布拉甘萨(Braganea)王朝统治，建立共和体制，却并没有改变澳门作为其殖民地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放弃管治澳门的殖民总督制度，相反，葡萄牙还一度强化对澳门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以，就澳门内部管治来说，澳门并无所谓的“民国时期”。尽管如此，澳门自开埠以来的历史是连续的，同时，也始终无法割断澳门与中国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纵然未必一定要将1912年至1949年的澳门史称作“民国时期的澳门”，却不能无视澳门在其间所经历的特殊历史进程，以及期间澳门历史细节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同构共振关系，还有与那段革命、战争两大主题相互交织的世界历史之密切联系。正因此，本书以“革命与战争影响下的澳门”来叙述、概括那段澳门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曲折岁月。

本书能够顺利面世，应该感谢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与台湾张玉法院士，他们在设计与组织两岸四地中华民国专题史研究时，热情地邀请我们参与，倘若无此契机，即使我们有意研究1911年至1949年间的澳门历史，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成书出版。此外，还要感谢审稿人与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耐心细致的审校，使本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舛误，更臻完善。

本书属于集体合作的成果。绪论、第一章与第三章由本人负责，第四章、第五章与结语由澳门理工学院教授娄胜华负责，而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何伟杰则负责第二章。此外，在资料整理与文稿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赵新良、臧小华、白爽的协助。南京外国语学校张若望同学也协助查找了一些历史资料。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动笔之前，我们共同讨论写作提纲，撰写过程中，数次沟通协调，书稿完成后，又经多次修改及统稿，然而，作为一本分工协作撰写而成的著作，因撰稿者表述习惯等差异，难免仍旧存在诸如文风不尽统一等问题，在此，祈请读者宥恕及批评指教。

吴志良谨识

2013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