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钱和欲望的面前，人世间有太多的东西正在或已经“泯灭”！

书中刻画的是两个一起在“脏街”上长大的孩子的一生，通过他们的理想的冲突，金钱与文化的冲突，欲望与伦理的冲突，金钱与自尊、与人性的冲突，非常形象的刻画了当今社会在各个方面的黑暗。

最终，文化、人性、自尊、伦理、欲望都败在了金钱的面前，但是金钱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发人深省。

瞿子卿是拜金主义的代言人。他是穷苦人出身，经历过文革，改革开放后成了暴发户。和我们想象中“传统的”暴发户不同，他有思想，有理论，他可以真正称得上一位拜金“主义”者。在梁晓声面前，他就俨然成了一个布道者，梁晓声和读者都是他听众，而这本书的高潮部分就是他的舞台。

为了娘，子卿想当作家

我给母亲们买了鲤鱼

子卿的大学梦破了

我和嫂子出轨了

子卿关于金钱和女人的见解

我被金钱收买

子卿，你在哪里

我疯了

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懒得交际，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小时候的玩伴，印象也就渐渐地消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忆，除了反刍一点儿从前的灰色童年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亲韵可言。

但对子卿，我却很难忘怀。他仿佛永久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他仿佛是另一个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东西。因而使我简直无法不关心他存在的种种情况……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当年是一块儿从山东同一个小村里出走，“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当年他的父亲十五岁，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小一岁，叫他的父亲“俺哥”。如今的少年们之间，已很难有他们当年那么一种虽非手足亲似手足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大抵也是由时代参与了决定的。

当年，我的父亲和子卿的父亲“闯关东”的野心自然是向东北的城市倾斜的。然而东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当年都排斥这两个身上一文不名，并且不谙世故的山东少年。最后他们不得不落脚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它距离哈尔滨五十几里路。如果从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离会近不少。他们选择那个小渔村落脚，证明他们当年向往有朝一日混进城里的念头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后来他们分别娶了那个小渔村里的两个女人。

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岁，他也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我们的父辈们的野心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母亲们因此很崇拜他们。我们则更敬仰我们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从不曾在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面前表现过丝毫的自卑。也因此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并不敢随意欺负她们两个来自农村的女人。据说当年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一向是很蔑视混进城里的乡下女人的。

严格地讲，我们两家其实并不能算在城市“里”，而是住在城市最边儿上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最细的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低俗，叫“脏街”。也许并非它的名字，只不过被人们随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

当年我曾问过母亲：“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

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

我又问：“为啥叫脏街呢？”

母亲也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呀？”

那条街确实脏，很脏。街两旁的住房，如果那也算“住房”的话，像吸了一辈子烟叶的老太太嘴里七倒八歪熏黑了的牙。街一头是下水道，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季，下水道口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一群。而冬季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做酱的酱块，而且是发了霉的。土坯呢，夏天淋冬天冻，早已黏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似乎随时可能倒塌。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了，朽得刮阵风都往下掉些朽木渣子，手指轻轻一捅就一个窟窿。只有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负责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他们一次也没舍得用过新的油毡纸，所用的都是从建筑工地上收集到的废弃油毡纸。结果是，雨天或夏季炎热的正午，上厕所的大人们总是在兜里揣一张旧报，蹲下后立刻双手将报抻开在自己头上。否则会有雨水珠儿或油毡的沥青滴落在衣服上和头发上。曾有女人的头发因被沥青粘住，用肥皂用碱水洗了好几次也洗不开的事发生过。最局2Ii甥人用了半睑盆瀚由才帮她冼开。

“脏街”上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那条街上仅有那么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右侧聊天，是等着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等在外边的往往还不止两个人，也有三五个人互相聊天一块儿等的时候。其中准有一个人两眼盯着厕所的入口，双脚不停颠动，脸上不时做出龇牙咧嘴的古怪表情，是憋得非常痛苦快憋不住了的那位。这时候厕所就仿佛变成了颇诡秘的一个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出来的满面歉意，进去的迫不及待。仿佛里面有一位什么神圣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着的时候也有。只一个人耐心可嘉地等待着的时候也有。如果没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你，就会好心好意地告诉你——“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掉头就往家里奔，揣了手纸后，冲出家门，忙不迭地往厕所一溜儿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也许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良好时机”的心理催促。而跑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或排泄系统每每提醒他完全是多此一举。倘厕所外只有一个人在等着，倘他或她又不甘寂寞，便会跟厕所里边那位聊。这种时候，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的，拉家常唠社会，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互相都认识，除非两家有什么芥蒂，谁跟对方主动聊天，对方都是会表现出友善的配合热忱的。当然，因为里边的人腹泻或大便干燥，等在外边的人实在憋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于是相互口角乃至辱骂起来的不快事件也曾发生过……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就打过那么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言归于好了。所以我对当年“脏街”上的公共厕所，至今保留着较深的、近乎怀旧的记忆。打架的原因极其简单——某天我俩走碰头，彼此撞了个满怀。按说以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俩是不该打起架来的。可是那一天我心里不知窝了股什么邪火，一直寻找机会发泄在某个人身上。子卿一向是让我三分的。当时我认为发泄在他身上正对。彼此错身而过之后，我突然冲口吼出一句：“你给我站住！”

他站住了，有些困惑地回头望我。

我恶声恶气地问：“你干吗故意撞我？”

他说：“我不是故意撞你的。”

我说：“你是故意的！”

他说：“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反正你撞了我就不行！”

分明地他也有些来气了，说：“不行能咋的？”

我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了血。他一拳打在我的眼眶上，打得我一只眼乱冒金星。P3-6

屈指算来，我写《泯灭》已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中国物资出版社要再版它，我便重读了一遍。

掩卷沉思，我问自己，我当年将这部小说定名《泯灭》，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

人有信仰，才有操守，进而才有所谓的“泯”，才有所谓的“灭”。倘并无，“泯灭”的指出又从何谈起呢？

小说中的翟子卿可有什么信仰么？

我以为，是没有的。

晓声呢？也没有。

这两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从不曾是共和国的任何方面的宠儿，甚至从不曾被关注过，他们只不过是中国草根阶层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成长过程，倒确乎是新中国一味强化信仰的历史阶段。那一段历史可日之为“红色政治”。对于宠儿，自然或会成为信仰。一切言行，对错唯以是否符合“红色政治”的准绳为原则。这样的人在从前的中国比比皆是，但子卿和晓声却都不是那样的人，“红色政治”只不过染红了他们的发肤而已。事实上，他们对于那“红色”，还每每地心生怀疑和不安。

而人生在世，总归还是要信点儿什么的。

他们也就是信善而已。那是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信仰，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两位母亲只能给他们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是不知不觉中给的，于她们从未当成信仰来给。

那么，子卿也罢，晓声也罢，其实是两个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是被漠视的大多数。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不甘而又小心翼翼地活着。倘不小心翼翼，在当年他们是都有可能被“红色政治”一棍子打入另册，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经商了，一个从文了。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本就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膜拜顶礼，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

子卿宁为金钱之奴；晓声面对金钱的诱惑苦苦挣扎。

他们都挺可怜。

富并不见得会使人注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没有信仰因而并无持久操守却又渴望暴富机会的人，一旦富了，才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子卿连母亲给他的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也丢掉了……

晓声又能握持住多久呢？

金钱至上的时代，穷也罢，富也罢，其实人之心灵上都是可怜的。

我的这部小说也只不过揭示了那样一种可怜而已。

梁晓声是一个和读者面对面蹲着说话的人。他兼有牛的执著和羊的善良，他感念苍生，始终默默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一心一意地要为平民作点贡献。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这是梁晓声的本色，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长久打动人心的缘由。

原《中国新闻出版报》副总编辑 潘国彦

这里有青少年成长最需要的营养。他教人懂得善良和感恩，教人在贫困中依然保持一种乐观和向上的尊严。今天能够及时读到这些内容如此丰富、感人至深的文字，实在是一种缘分，一种幸运。

原《当代》杂志、《新闻学史科》副主编，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突出贡献获奖者 胡德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