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世与少年代
余父文照，为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业农，至祖父宦游来粤。父治刑名，就幕州郡。母文姓，江西望族，能为诗，且解音乐围棋。余以1879年出生于广州番禺县。幼即从父母流寓博罗、茂名、德庆等县。父性廉介，其客州郡，稍不合，即拂衣去。生五子二女，食齿繁，故家常贫。母极勤俭。余幼时最见爱于母，既就学，记忆力独强，由是父亦爱之。幼年事无足述者。唯记于六岁时随父母至高州，途中雇挑夫，给以工资，辄为牢头干没，苦役咸咒骂，牢头方施施然从二烟馆出，各从见之，复无如何，余甚怪各役之懦。又七岁时，寓高州府衙，与老仆过衙中审讯处，适刑扑犯人，犯人号呼如豕啼，余急走避，数月不敢出。此二事印象颇深，故稍长亦未尝有叱责婢仆之事。其时太平天国失败，满清为中兴时代，仍以八股科举取士。余十一二岁时，日能诵数千言，遂尽读所谓《十三经》者，更及《史记》、《古文辞》之属。下笔为古文时，文俱斐然可观。1891年秋，父病殁，由是无力从师，仅自修于家。1893年母复病殁，凡两月始克举殡。家庭生计，盖有不堪言状者。
父教至严，而余则极孝。父患病以误信庸医者言，沉绵数月，余闻长兄进谏而为父所斥，则亦默然退。至父病革，余哀且愤，骤人厨取刀欲斫杀某医，叔父某掩人，夺其刀，举家以为将自杀以殉，母哭尤哀，余亦伏地哭，而某医闻声逃，十年不复见矣。母死以家计故，与长兄清瑞各课徒糊口。兄与余友于最笃，兄治经最力，余不能也。余年始十六，门徒有十七八岁者。既课徒，复须自修，且时应考书院，博膏伙以赡养弟妹。尔时中国学子皆不识所谓卫生之说，惟夜继日，穷年苦攻。父母见背，而一兄一姊两弟，皆医养不足，相继殂谢，以是常忧伤憔悴，而壮年体弱多病，俱缘于此。幸而知说欢颇盛，又能为诗，忧愁有所发舒，故不至发生厌世思想。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适有中日之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当时学界为之激昂，辄攘臂而谈时务，顾皆无要领，于余心未惩。独孙逸仙博士忽谋革命于广州，则以为空前奇举；然其时实未识孙先生为何如人，且无由与通；惟有间从耶稣教会信徒来往，稍知一二，因孙先生本为教徒。其时耶教乃官府所慑畏，间有秘密出版之书籍，亦由教徒密为输卖，教徒尔时常有同情于反对政府者。如是者十年，其后则反是矣。清廷败于日本，其腐败而无能力之弱点，无从掩蔽，少数较开通之官僚稍欲引进嗜新敢言之士，以与顽固者角胜，其动机亦缘于帝后党派之争。满清袭用中国从来宗法社会制度，西太后以女主握政权者二十余年，谓之垂帘听政。至光绪帝载橢既长，名虽归政，而在朝大官大抵为太后所任用。有翁同穌者，为帝师傅，欲拥帝而排斥后党，于是文廷式、康有为辈由是不次进擢。中日之役，以海军年费辄移人内务府为颐和园用(太后所居)，为召败之一因，军事当局之李鸿章，亦抗疏言之。后党多老朽，既败于强敌，则亦稍敛，以让所谓维新变法之新进，此1896、1897、1898年政局之情形也。
二 满清钳制汉人之政术
满清本以少数民族宰中夏，盖乘明代内乱而以兵力得之。张献忠、李自成以饥民为流寇，唯事残杀，造成恐怖，明之诸王又皆脆薄，不足与满清抗，清之得中国易于蒙古。顾其钳制汉人之政术，则超出蒙古数等，自握政治中心，权不旁落。稍去明代之严刑苛税，以收民心(如康熙永不加税之类)。奖励儒学，多用汉人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平士夫之气。举族皆兵，如斯巴达之于雅典；且分以驻防各省，防止内乱；疆臣分领兵刑钱谷之事，俱受成于中央，故终满清之世，无有以封疆大吏能据地以反者。又大为宣传，其始为君臣大义之说，破古来夷夏之辨，冀以移易汉人民族观念。继则伪造故实，谓满族亦同源于诸夏，收天下藏书著为四库，其对于满清统治有反动者，列为违禁书目，严令摧烧之。康乾之间，文字之狱数见，戮尸夷族，以钳其口。然汉人民族思想终不消灭，托为神诞，以纪念明亡。如《太阳经》之属，纯为崇祯帝而作，文极俚而普遍。民间死则着前代衣冠以殓，谓之生降死不降。明之遗民以文网不可犯，而士夫糜于爵禄，不可与谋，于是创所谓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成一种秘密结社，遍于南北各省，表面则取互相扶助之形式，下层社会争趋之，纪律甚严，刑赏必信。其作始之人，亦知此种会党仅能为革命之材料，与其潜伏之势力，其发动必赖于英雄豪杰之指挥，故洪门又有待真主之言。清康乾间所谓白莲教造反，嘉庆时代林清之反动于北，王三槐等之反动于南，皆以会党起事，至太平天国则尤其彰明较著者。至满清末叶，重以帝国主义之侵掠，民生日蹙，清廷政治，唯有黑暗腐败，满族尚武之精神已衰，日趋于统治贵族坐致灭亡之末运。于是汉人民族思想日盛，以至于倾覆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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