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湘子编著的《蓼花鼎罐》的主线是一个叫端午的男孩，他和他的姑父收留了一个因战乱而流浪的少年。端午和这个名叫周安生的少年成了好朋友。端午姑父是鼎罐师傅，有一手做鼎罐好手艺。很快，战火也烧到了端午的家乡，然后，两个少年和大家一起逃难，开始了一场惊险。作家顺其自然地讲了两个少年面临的人生中的一场重要经历，他们行走，他们感悟，他们经历，他们成长……讲了一个平淡却充满惊险的故事。

湘西南的鼎罐是不是也洋溢着这种乡间情趣充满乡韵萦绕着风土人情？那是肯定的。但邓湘子着笔并不在这方面，对这一切没有浓笔重彩，邓湘子编著的《蓼花鼎罐》也不是写的一只鼎罐的传说，《蓼花鼎罐》并没有用鼎罐作主要线索。如果说是作为主线的话，那是一根隐喻暗线，那是若隐若现的作品的魂。正是这根暗线，使作品和蓼花鼎罐时时联系着。

引子

第一章 何姑桥

第二章 龙燕山

第三章 黄洋坪

第四章 陈家湾

第五章 车风界

第六章 万福桥

后记

阳光里暖风拂面，吹来阵阵花香。前几天下了雨，河水变得有些浊，漫到滩地边上。

河边滩地比较开阔，岸边长着一棵棵高大的山柳树，秃枝头长出了黄嫩的叶子，还不能遮没树枝，正是好看的景致。滩地上丛生着灌木丛，长着一片接一片的紫云英，还有一片片茂盛的蓼草。到了夏天，蓼草开出红色的细碎花朵，也像片片红云。

沿着河边的大路走，端午看到几只蜜蜂飞在低低的紫云英花朵上采蜜。听到有人驾牛的吆喝声，端午抬头就看到了姑父在田里的身影。

“姑父，吃饭了。”端午大声叫喊。

“等一下，就快犁完了。”姑父掌着木犁往前走，驾犁的黄牛不紧不慢地走着。那丘田只剩下一圈边缘没犁了。

端午把篮子放在一丛开得鲜艳的紫云英上，找了块石头坐下。一只大青蛙猛地从花丛里跳出来，它的背上沾了两片花瓣。它见到端午，很是吃惊，立即跳到水圳里去了。

水圳里长着丛丛鲜嫩的水芹菜。端午赶紧起身去拔，拔了好大一把水芹菜，弯着腰在圳水里洗。

“请问，到武阳街还有多远？”忽然听到背后传来陌生的声音。

端午回过头，看到一个瘦瘦的男孩站在路边。

他站起身，看到男孩跟自己差不多高。男孩的头发又乱又长，脸色疲惫。他背着个鼓鼓的旧布包袱。

“你要去武阳街上？不远了，前面一里多路就到了。”端午说。

“噢……”男孩听了，松了一口气似的。他在端午刚才坐过的石头上坐下来，把旧布包袱取下放在旁边。他脚上的布鞋破了个洞，露出两个脚指头。

“走好几天了，总算到了。”男孩自言自语地说。

“你从哪里来？”端午好奇地问。

“我从邵阳来。”男孩说。

“那你走了很远的路啊。”端午知道，邵阳是个蛮远的地方，他听大人说起过。男孩的口音很陌生，原来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

“你们这里的牛真奇怪，不用牛绳牵，就老老实实地犁田。”男孩好奇地看着田里那头正在驾犁的黄牛。

“听说这是有来历的。”端午对男孩说。他听老人讲过耕牛不用绳牵的传说，“仙人吕洞宾来过这里，把耕田人的牛绳借去牵马了，耕田人的牛就不用绳子牵了。”

“真奇怪啊，仙人的马得用绳子牵，倒让牛不用绳子牵了。”男孩说。

“你说得好有味啊。”端午笑起来，仔细地看了男孩一眼。

“这个地方很开阔。”男孩朝田野上远望，“我一大早就沿着河水走，河两边都是山，走到这里，一下子变开阔了，好大一片田。”

“你来找亲戚吗？”端午问，“我就住在武阳街上，你家的亲戚是谁？”  “我是过路的，我要找林记桐油铺的林老板。”男孩说。

“我认识林老板，他的铺子在我姑姑家过去不远的地方。”端午兴奋起来，“你等会儿跟我们一起走吧。”

“那太好了。”男孩高兴地说。

姑父赶着黄牛从水田里上来了。端午迎上去，说“姑父，他是从邵阳来的，要找林记桐油铺的林老板。”

姑父看着男孩，问：“你哪天从邵阳动身的？日本鬼子是不是打到邵阳了？”P5-7

在几年前成都召开的一个叫“市场化进程中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论坛上，我谈到了一个观点，我说现在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态不是太好，而是十分糟糕。我是针对创作一方来说的。现实的情形是，当下儿童文学的出版确实很繁荣，稍有点名气的作家几无“废稿”，尤其是名家的作品，即便是很一般，也经由媒体炒作，书商包装，成为“经典”。要提醒的是，没有废稿子不是好现象，创作生态如此“繁荣”的背后，其实暗藏危机。可以拿八十年代以前的创作来作个对比，那时候，作家写出的稿件要经过责编、总编的层层筛选才能出版。所以，当时，基本都是精品，开卷就能有益。现在不是这样了，鱼龙混杂，非常多的垃圾。我记得那次会上我有个呼吁：我们需要警惕，需要清醒，这对创作生命是生死攸关的，非常重要。

也是在这次论坛上，另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同样谈到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问题，指出：当下的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校园。正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局限，文学更应该承担起开拓他们视野的功能。遗憾的是以天空、海洋、高山、河流、田野、工厂等校园之外的环境为背景的儿童文学，我们的作家少有涉猎，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了。所以，张之路认为，市场催生的儿童文学写作热潮，导致对市场畅销作品的狂热追逐和跟风，儿童文学首先失落的，是广阔的视野。

然而，应该高兴的是，即使题材和写法不合大潮，非主流，边缘化，但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宗旨，这种作家凤毛麟角，但依然存在。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邓湘子就是其中之一。

邓湘子奉献给青少年读者的新作题为《蓼花鼎罐》。

我很喜欢这书名，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书名。

鼎罐是一种特殊的器皿，其实是一种乡间厨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方农村还常见着，我随父母下放赣南山村时，家家都有这种鼎罐。山里人家烧柴，用的是土灶，一口大锅，边上就嵌有一只或者两只鼎罐。大锅做饭炒菜，其余火就烘热了鼎罐的米汤或者稀粥，当然，大多数都用来温水，寒冬腊月，鼎罐里的水永远那么温热。鼎罐也可以单独用来焙饭煮菜，冬天，放在烟焰腾起的火塘上，边烤火边煮食，甚至一边听老人讲古老的传说故事，是很有乡间情趣的一种生活。

湘西南的鼎罐是不是也洋溢着这种乡间情趣充满乡韵萦绕着风土人情？那是肯定的。但邓湘子着笔并不在这方面，对这一切没有浓笔重彩，《蓼花鼎罐》也不是写的一只鼎罐的传说，小说并没有用鼎罐作主要线索。如果说是作为主线的话，那是一根隐喻暗线，那是若隐若现的作品的魂。正是这根暗线，使作品和蓼花鼎罐时时联系着。

小说的主线是一个叫端午的男孩，他和他的姑父收留了一个因战乱而流浪的少年。端午和这个名叫周安生的少年成了好朋友。端午姑父是鼎罐师傅，有一手做鼎罐好手艺。很快，战火也烧到了端午的家乡，然后，两个少年和大家一起逃难，开始了一场惊险。作家顺其自然地讲了两个少年面临的人生中的一场重要经历，他们行走，他们感悟，他们经历，他们成长……讲了一个平淡却充满惊险的故事。

当然。小说也写了鼎罐艺人们的抗日，表现出不惧强暴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但那一切直接的描状着墨不多。我所理解，带蓼花的鼎罐在作者的笔下是一种象征，作者在小说中多处提到这种鼎罐特殊所在。当然，后记中作者表述得较为清楚：“净溪山中出产乌铁矿，还有一种特别的泥土，所以适合生产鼎罐。这里生产的鼎罐挑到武阳街上出售，遂以‘武阳鼎罐’扬名于世，远销到广西、贵州和四川，被称为‘湘鼎’。”我以为，作者就是以蓼花鼎罐来暗喻所要表达的深刻主题。

历史小说的写作，作者的情感是要投入其间的，必有其姿态和风骨，那叫立场。不是信手拈来一段历史就可以敷衍成篇的，更不是将某些书上的“历史”拿来作炮制和演义。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是作家自己的历史，是个性的历史，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体验和理解，有其立场，有其观念，更有其审美标准，和符合作家本人特质的文本表达。这一切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我说《蓼花鼎罐》是一本高质量的历史小说，就是因为作者邓湘子具有这种鲜明的个性。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些要素，没有正面去写这段历史。从作者的后记里能看出，作者对这段历史素材的收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作者并不是笼统地为写史而写史，也并不是用材料去堆积营造，而是选择非常精到的角度以精致的笔法来完成。

看得出，邓湘子对这部小说的写作，动笔之前就已经成熟在胸。他通篇采用儿童视角，表达的是少年的体验，没有张扬夸张的故事。《蓼花鼎罐》写得是两位少年经历战火和乡民一起逃难的过程，没有直接介入战争，没有血腥的描写，但却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战争的残酷。作者始终站在儿童的视角上看待现实及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异常真实。

邓湘子生长在湘西南，不知道是不是他与沈从文当年生活的背景及文化有相通之处，邓湘子的小说风格很具沈从文的韵味。这是我很欣赏的，小说不重情节，节奏平缓，娓娓道来，以乡土民情，地域文化渗透字里行间。尤其语言非常讲究。曾有评论家谈到沈从文的语言：“沈从文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语言美，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的美学追求。他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自然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质朴而又含蓄，采用抽象抒情的方式，用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融写实、象征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的小说则以读者为本位，用质朴的语言招唤读者对朴实自然的美的向往与认同。”

我觉得这些用来评说邓湘子《蓼花鼎罐》的语言也不为过。粗粗读过去，邓湘子的语言有些拙朴，可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恰恰是不用技巧，最好的语言修辞也就是没有矫饰的平实质朴的语言。古人所说“大巧若拙”，是也。

我还想说说的是这部小说的情节。从邓湘子对素材的把握来看，他完全可以像一些作家认为“时髦”的做法一样，把情节写得错综复杂，把故事写得曲折离奇，但邓湘子没有这么做，我想他是有意为之的。他的勇气和坚守的精神我是很欣赏的，不盲从，很清醒，不被“繁荣热潮”所裹挟而丢弃个性。我很喜欢这种小说，它有些另类，可它却带我走进了异乎寻常的境地，给予我独特的体验，和作者及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一起“经历”。我想，我们的少年读者一定也会喜欢这种“另类”。好的儿童文学，不是给读者一大堆故事，满足阅读的好奇，而是给读者创作出诸多意境，提供幻想的更大空间，使其有种纯美的享受。

现在讲究情节的读物太多了，其实我们的儿童文学需要更多耐人寻味经得起咀嚼的作品，并且能让少年读者和作家交流的文字。其实小说最主要的目的不过是达到作者和读者的良好交流，也就是作者与读者对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韦恩·布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我想，邓湘子在《蓼花鼎罐》里是尝试着这么去做并且为之努力的。

我上小学时，学校每天只上三两节课，放学比较早。母亲把米淘在鼎罐里，要我回家后烧火煮饭。我把握不好火候，有时没及时撤柴火，把饭烧煳了。那时候粮食短缺，米饭被烧得焦黑，实在令人痛惜。

母亲从谷仓里找出一个旧鼎罐，说用它煮饭，就是多烧一把火，也不会把饭烧煳。我用它煮了几次饭，这旧鼎罐果然不同一般，即使没及时撤柴火，只烧得锅巴焦黄，特别香脆。我觉得这个旧鼎罐实在神奇，向母亲打听它的来历。

母亲说，它是外婆送给她的嫁妆，叫做“武阳鼎罐”。

我从母亲的嘴里第一次知道有个叫武阳的地方，那里生产的鼎罐特别神奇。

我家住在一个名叫泡洞的山冲里，一条小溪串起十来个村落。我家所在的村落叫陈家湾，与武阳隔着层层山岭，走大路有八十里路程。几年后我初中毕业，考进刚恢复招生的绥宁县二中。那学校就在武阳，那个生产神奇鼎罐的地方。

从此，武阳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地方。我在那里读了高中，考入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母校教书达七年半之久。算起来，我在武阳待了十年半，那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我在那里工作、结婚、生育孩子，开始文学创作，寻找人生的方向。对于我而言，武阳在我的生命中有了精神上的意义。

我读高中时，问过武阳本地的同学，生产鼎罐的地方在哪里，他们茫然不知。我做了教师，也曾打听武阳鼎罐的生产地，也没找到答案。武阳当地的人不知道神奇的鼎罐从哪里来，武阳鼎罐已多年不出产了。它在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感知里，已经消失不见了。它成了一个谜。

1987年，清明节刚过，学校忽然得到县政府的通知，要求师生打扫武阳的街道和马路。我那时当班主任，带着学生打扫马路时，搞不清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前所未有的大扫除。过了一天，两辆小车开到武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那时候，小车结队开来，还是十分罕见的。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那小车上下来的几个人，走到马鞍山脚下北边的六王庙旧址，其中一个老者在那里烧纸钱、点香烛，举行祭奠仪式。不少学生跑去围观，吃惊地看到那人长跪磕头，痛哭流涕。

那些人走了之后，有消息传来，前几天在马鞍山脚祭奠跪拜的人，居然是日本人。为此我向本地年长的教师请教，了解到武阳曾经是抗日战争后期湘西会战的主战场之一，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有的鬼子尸骨就埋在我们校园的土地里。

我在马鞍山下读过高中，又做了两年多教师，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所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竟然如此无知，也从来没听人谈起。武阳战役中，牺牲了一千多名中国士兵，竟然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遗忘了。尤感悲哀的是，当年日本鬼子在这里杀人放火，如今他们的幸存者又来祭奠，却是不明历史真相的本地师生打扫道路。历史给这片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那时候，我开始尝试写作，每周用毛笔抄写《古文笔法百篇》书中的一篇文章，如《严子陵祠堂记》《种树郭橐驼传》之类，贴在宿舍墙壁上熟读。于是，就身边这个感慨沉重的题材，写了一篇《蓼源园记》——

几年前在此就读，几年后重归此地任教，自然对这地方有了感情。它也真令人生出爱意，如此平展展地，在这山区已属难得，更兼屋树参互，掩映成趣，一道青砖围墙绕行一周，造出这个别具一格的世界。朝西墙边，居中开了大门，门前是宽宽柏油马路，几棵干粗叶密的女贞树，站着做大门卫士，日久天长，不凋不败，绿色宜人。

进入校门，便见操场宽阔，球架整齐，屋舍低矮，多是青砖造成的平房，而那两栋新建的红砖楼房，尤为耀眼。路旁屋边，树多且高大，蓊蓊郁郁，难怪有外地人来此一观，称为公园。操场边长着一排高高刺槐，春四月暖风吹得一派嫩白花开，馨香扑鼻，漫步树下，欲醉欲痴。路边女贞，站成走廊，拱绿云在头顶，投下日影月影如碎金碎银。又有紫花泡桐，高耸摩云，春来未吐新叶，先开无数白瓣红蕊喇叭缀满枝头。屋舍之间，矮树如盖，如伞相接，成行成片，是橘子树。槐花未凋，橘花吐珠，又香了满园。还有零星的樟树桐树点缀屋畔墙边，都可爱可恋，颇具妙趣。

曙光垂照，鸟雀噪林，书声阵阵，树丛间看不到鸟的翅膀。可找得见学子的鲜艳衣裙和倩倩身影。忽而钟声飘荡，书声顿歇，人影俱匿，屋宇间便有教师讲课声起，这里那里，交杂成趣。而当夕照黄昏，操场人影跃动，彩声飞扬，又是别番境界。暮垂灯亮，一片寂静，唯笔走书响，如春蚕咬桑，好不繁忙。外人窥得一眼两眼，叹谓不愧县属重点中学。果然此地学生较别处纯朴，多来自山里人家，穿戴朴素，性情耿憨，好学勤读。遇有疑难，必穷究深思；若偶尔冒撞师长，定红了脸面，恳请见谅。教师之中，有两鬓染霜的，有皱纹初绽的，有未脱稚气的，都安居乐业，与千余弟子，同度平静日月。蛙鸣虫叫，日曝风吹，年复一年，送一届届出去，接一批批进来。惹得附近老农感叹：宝地灵气，果然多出人才。叩问其缘故，答道：从前有放鸭郎，夜宿此地，将鸭群圈在乱石荒坪，当夜鸭无声息，凌晨一看，遍地花白，尽是鸭蛋。心下惊异，有所悟觉，忙将鸭梢插下作记。待他赶鸭下田，回头一看，荒坪上处处插有鸭梢，辨不出昨夜宿处。自此人知此地可宝，附近老人死去，都下葬在此，为争方寸宝地，便见坟堆杂集，高高低低，却不能有葬得宝地的福分，此处便得了“乱葬坪”的名称。解放初，政府相中此地建筑校舍，真是地灵人杰，每年夏考，总送出二三十人入大学，五六十人进中专，近年更有两个进得清华、北大，于是便扬名在外，招人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