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部关系中国命运、关系国民福祉的良知之书，一部凝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共识的改革建言书。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在这个许多人选择沉默或称颂的时代。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了，秉笔直书，直言谠论，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滑坡……

他们提醒国人，中国还不是盛世。他们为中国之忧而忧，直言“不改革，无出路”，呼吁重启改革议程，以自己的理智与良知，问诊转型中国。

马国川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部关系中国命运、关系国民福祉的良知之书，一部凝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共识的改革建言书。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由资深媒体人马国川对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当代10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学者的采访对谈整理而成；围绕中国改革的主题，涉及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司法改革、民生保障、文化重建、道德塑造等关系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命题，深入剖析一百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真实内在逻辑，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某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许多人选择沉默或称颂的时代，这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基于各自的学问背景与独思创见，秉笔直书，直言谠论，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

他们提醒国人，中国还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直言“不改革，无出路”，呼吁重启改革议程，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解决之道。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理智与良知，唤醒民众与当政者，廓清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诸多混乱认识。他们的思想一定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

序言

吴敬琏

重启改革议程

厉以宁

我与股份制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江 平

中国法治三十年

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茅于轼

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三十年

资中筠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附录：资中筠的思想历程

高尚全

各种体制改革都要推进

余英时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李泽厚

如果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中国需要甚么样的现代性？（李泽厚、秦晓）

许倬云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袁伟时

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代后记：影响中国未来的八个趋势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马国川：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

吴敬琏：我在20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看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

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权力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A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马国川：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P3-5

对中国大陆来说，2008年是转折性的一年。这年夏天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被某些人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恰好在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发达国家身陷其中，而中国依靠强力的刺激政策保持了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在危机中一枝独秀，“中国模式论”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扬者看来，“中国模式”不仅成就了中国奇迹，也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在主流媒体的高调宣传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渊，唯有中国从成功走向更大的辉煌。于是，突然之间，盛世降临了，赞颂之声遍于海内。

更令人愕然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向。那些一度指责中国改革被新自由主义误导的新左派们，迅速拨转方向盘，起劲地鼓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分裂，一些人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价值观，一些人公开支持和赞扬“中国模式”，更有个别人走向国家主义。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的数年间，批评、否定改革的“改革失败论”一度甚嚣尘上，那么从2008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浮出水面，而且声音越来越响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国模式”举世应学，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四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降身辱志，加入“颂圣”的合唱团而恬然自得。其中当然不乏心智蒙蔽之人，更多的则是精明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明知道冰山终究要消融，但是自己要赶在此前“分一杯羹”。这种群体性的底线下沉，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在萨义德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坚持。”如果说以前在强权的高压下，一些知识分子丧志变节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利益面前罔顾名节，主动弯曲脊梁，诚属自取其辱，夫复何言！

就在这样的时代里，却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秉笔直书，直言谠论。他们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他们提醒国人，中国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吴敬琏语）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呼唤改革，直言“不改革，无出路”。

这种“老年人燃烧，年轻人取暖”的现象值得深思。中国是一个推崇实用理性的国家，没有宗教传统，基于良知的道德坚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这些老人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绝大勇气？因为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富裕、文明的现代中国的追求传承到他们的肩上，他们不为一己谋私，而是为国家前途、民生福祉着想，所以他们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王阳明语），绝没有中国文人常有的酸气、矫情，更没有奴才气，成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

作为一名记者，我非常幸运地采访过许多“燃烧的老年人”。本书中笔者所采访的十位老人，都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苦难。其中有七位生于1930年，两位生于1929年，一位生于1931年，他们每个人都历经磨难，但是不改初衷，老当益壮。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有两个精辟的定义：一是“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一是从专业的围墙里漂流出来关怀社会、关心民瘼的“业余人”。余英时先生也曾指出：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些“燃烧的老年人”都是各自专业里声望卓著的大家，不过他们没有身衣学术的华兖静坐在书斋里安享荣耀，而是坚持独立思想，不屈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坚持批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孔子说：“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按此定义，本书中十位受访者都是当之无愧的“贤人”。因此，将他们称为“当代十贤”，不亦宜乎？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口总额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如果能够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不是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某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有情更无情。历史长河的一个小小“三峡”，就可能是一个国家百十年的穷途弯路、几代人的悲惨际遇。普京在回顾苏联历史时曾说：“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苏联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当代十贤”都表达了对于中国现实的忧思，并提出了解决之道。他们的思想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他们的独立思想、批评精神，更值得后来者学习和敬仰。“不信东风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假如中国的知识界都能够像他们这样，做到“不降身，不辱志，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胡适语），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那么中国也许会避免最坏的选择，走上一条和平的转型之路。

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们，他们不仅给予我思想的启迪，也让我感受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

马国川

2012年9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