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玑其人
去年下半年，“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消息，被国内多家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学术界考辨其真伪的文章也屡见报端。12月21日《文汇渎书周报》在显著位置摘发《中国文物报》记者采访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的报道，指出“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纯系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呼吁有关部门彻底澄清事实真相。相信这段公案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当此真相未明之际，笔者迫切想要告诉读者的是，那位不幸——或者也可以说是“有幸”——被牵入这段公案的“晋陕名人”张瑞玑先生其人其事。
鼓楼遗靴
1908年初春，在陕西韩城当了近两年知县的张瑞玑，奉调将到兴平。正束装待发，听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外面进来十几个认识和不认识的乡民。为首的那位胸前捧着一双崭新的靴子。
张瑞玑两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他们。
捧靴子的那位说，乡民们感戴“张大老爷”两年来的恩德，专门赶制了这双新靴，务请“张大老爷”临走前穿上，把换下的旧靴留给他们作个纪念。张瑞玑拗不过眼前这些憨直忠恳的乡民，但他到底也不明白，乡民们将怎样搁存他这双旧靴子。
到兴平不久，张瑞玑就听人说，他那双旧靴子已被陈列在韩城中心的鼓楼上，供人瞻仰，靴上标有“知县张瑞玑之遗靴”的字样。
这一年，张瑞玑三十六岁。
关于这段佳话，现存张瑞玑几百篇诗文中只字未提。但据其外孙王作霜先生的记述，80年代中期，他拜访过考古文物专家、陕西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贺梓诚先生，了解先外祖张瑞玑的生平事迹。贺老先生年近八十，韩城人，少年时他曾亲眼见过陈列在城中鼓楼上的张瑞玑“遗靴”。
王作霜先生把韩城乡民这种情感化的纪念方式归结为传统的“怀念清官”，当然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远远不够。是的，张瑞玑以进士出身宦秦十年，先后在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五县当过知县，“奔忙酬应汗如雨”，清廉之名彰三秦，《兴平县志》称他“天才卓越，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确是的评。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张瑞玑生活于“清末及民国初期”，其时天下风气大开，新思潮接踵而至，新观念不胫而走。张瑞玑长梁启超一岁，虽不像梁氏那样笔底风雷，声震天下，但从其遗存的诗文中彰显的性格魅力和人生走向看，这位“披我两千余年旧历史，一读一哭泪滂滂”的张老衡先生，实在不愧是一位得风气之先，以启发民智、唤醒睡国为己任且躬身力行的前驱，绝不同于那些一味在俸禄中因循承命的官吏。
如此，则那双陈列于韩城鼓楼上的“知县张瑞玑之遗靴”，就不是“怀念清官”四字可以了断的了。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窟野人，晚年人皆以老衡称之，山西赵城（现洪洞县赵城镇）人。祖上“业儒，而穷者数世矣”。其父张灿六先生“以老宿讲授乡里，资修脯养家”。张瑞玑十七岁丧父，在他人生道路的起点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个人。
一位是“井臼亲操，内治井然”的母亲。张瑞玑少时天才卓异，二十二岁即轻取秋闱，中了举人。榜发后回到家里，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本来也是常情，不想却被端淑温厉的母亲浇了一头冷水：“汝祖及父以笃学能文，落拓终身。今不学而幸获，吾为汝愧死矣。”说完，母亲哭了起来，一旁侍立的张瑞玑“亦惭泣不已”（《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
另一位是他的异母兄张瑞璜（字渭玉）。《先兄张渭玉墓志铭》写道：“瑞玑于学问稍窥门径自兄始也。”父亲亡故后，这位比张瑞玑大二十岁的长兄“终日危坐”，以一肩之力承担着家中万事之艰。他不光是张瑞玑学问上的引路人，更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护持者：“玑年十八，放纵疏狂。才无绳墨，口有雌黄。兄为裁抑，纳之轨道，如调飞驹，如笼飞鹞。”这些记述大体可以使我们看到张瑞玑青少年时期的面影。
1903年，三十一岁的张瑞玑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宦秦十年”的生涯。
研究近代文化史的学者认为，甲午之后，风雷激荡，风气大开。这种局面同学堂、学会、报纸这三种传播媒介的出现关系极大。张瑞玑曾经受惠于这些传播媒介，深知它们是启蒙的利器。因此在陕近十年，知县张瑞玑于断案决狱之外，对兴办新型学堂、学会和报纸，始终倾注极大的热情，而且在其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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