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处中国华南，珠江口东侧，濒临南中国海，属于岭南地域范围。1840年前的香港是一个小渔村。1842至1997年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许锡挥、陈丽君、朱德新著的《香港简史(一八四0-一九九七)(精)》是在《香港跨世纪的沧桑》的基础上进行增补修订。书中简要讲述了香港古老的历史文化，并以时间为序，回顾了香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97年的发展历程，以香港回归作结。

　　许锡挥、陈丽君、朱德新著的《香港简史(一八四0-一九九七)(精)》为《岭南文库》中关于香港历史的专著，是岭南地域性历史文化的通论性著作，是研究岭南经济历史文化方面必不可少的阅读书目。本书并以时间为序，回顾了香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97年的发展历程。

百年香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代序）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香港

 第一节 历代建制

 第二节 美丽的传说

 第三节 名称的由来

 第四节 社会经济变迁

第二章 英国占领香港的经过

 第一节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香港的觊觎

 第二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第三节 香港的被强占与《南京条约》中的割让

 第四节 九龙半岛的割让

 第五节 新界的强租

第三章 香港殖民制度的建立和早期发展

 第一节 殖民政治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殖民经济政策的实行和早期经济发展

 第三节 教育、新闻等文化事业的起步

 第四节 华人的抗英斗争

 第五节 孙中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

第四章 20世纪初叶的香港社会

 第一节 政治制度的缓慢发展

 第二节 经济的逐步发展

 第三节 文化教育的发展

 第四节 社会矛盾的呈现

 第五节 省港大罢工

第五章 日本占领前后

 第一节 战前社会概况

 第二节 战火逼近

 第三节 十八天攻防战

 第四节 太阳旗下的岁月

第六章 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争执

 第一节 “平等新约”谈判

 第二节 日本投降与受降权之争

 第三节 “中国人一定会收回香港

第七章 战后经济恢复时期

 第一节 社会的重建

 第二节 经济的重新发展

 第三节 战后香港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第八章 工业化年代

 第一节 50年代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 60年代的经济起飞

 第三节 社会矛盾与政治风波

 第四节 徙置政策的实施

第九章 世界瞩目的经济腾飞

 第一节 走向世界的制造业

 第二节 国际运输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形成

 第三节 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形成

 第四节 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第五节 ”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第六节 香港特色文化的形成

 第七节 香港与内地关系的新篇章

第十章 香港主权问题的历史解决

 第一节 谈判前英国人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节 中国历来的立场和”一国两制“的提出

 第三节 中英谈判的历程和香港问题的解决

第十一章 过渡期中英的合作和较量

 第一节 双方的合作和谅解

 第二节 玫瑰园计划与社会福利的争拗

 第三节 港英政府将代议政制引入香港及政改方案的争拗

第十二章 过渡期香港经济状况

 第一节 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节 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进一步紧密

 第三节 香港经济出现的问题

第十三章 香港历史的新篇章

 第一节 《香港基本法》的制定

 第二节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第十四章 结语

附录

附表一

附表二

后记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从香港东龙岛西北角、长洲东湾等八处地方先后发现史前摩崖石刻、刻纹都形同古代的饕餮。他们还在新界地域内的山麓上，发现輋田及原始祭坛遗迹。屯门、大屿山等地有许多石器文物出土。这些就给人们提供了下列史实：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包括香港在内的广东沿海地区居住着许多与中原民族不同的土著部族，例如輋、瑶等，他们被称为“百越”或“百粤”。香港地区的越人在当时主要靠下海捕鱼维持生计，鸟就是他们最崇拜的对象。

战国时代楚国的大军事家、楚悼王令尹吴起实施过“南征百越之君”的迁民活动。秦朝除派军队驻守“百越”外，秦始皇还两次强迁罪犯到广东各地，秦二世则派遣1.5万名无丈夫的女子到番禺做南海郡尉赵佗驻军将士的妻子。内地人的南下，给越人带来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香港地区发掘出来的一座古墓——李郑屋古墓，经多位专家鉴定，系东汉古墓，其墓制和墓中的陶制建筑模型，与汉代中原乡村的建筑物并无差异，意味着中原文化与越人文化正朝着融为一体的方向演变。

东晋末年，浙东起义军二万余人攻下广州，其首领卢循任广州刺史，但七年之后被南朝宋将领刘裕击败。卢循逃往番禺后投水而亡，余部大多逃往大屿山一带，人们谓其为“卢亭”或“卢余”。这些人一般都居住在水上，以舟楫为家，靠捕鱼为生。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逐渐被越人同化。南宋末期，由于南宋行朝曾在此建立的缘故，许多遗臣和散兵军眷流落民间，其子孙后代数量在香港地区也占有相当比重。例如大埔的文氏家族就是南宋大臣文天祥堂弟天瑞的后人。

自宋代始，内地迁入香港地区的人就更多了，其中不少是属整族南迁的。例如江西吉水县白沙村人邓符协，是为宋代崇宁年间(1102-1106)进士，官封广东阳春县令。他在从江西到广东阳春赴任的途中，曾在屯门停留。深谙“风水”的他，察觉这一带似乎有“福地”存在，于是刨根究底追寻至新界的元朗地区，当即确定此地是他今后的定居点。在其任期满后，他果然举家迁来锦田，建水头村。据说该村的门庭窗户均按“风水”定位，以防“风煞”。除邓氏外，宋、元、明三代迁居新界的著名氏族有：河上乡的侯族、上水廖族、大埔文族、粉岭彭族，它们加上邓族一并号称“新界五大族”。就邓氏一族来看，其子孙在新界、港岛各地繁衍，至今人口以百万计。

古代香港地区的生产除农业、渔业外，其余三大支柱产业是香木业、采珠业和盐业。

前面提到的相当兴盛的种香业，由于清代“迁海政策”的影响，香农废弃家园，被迫内迁，流浪他乡，香业种植陷于停滞状态。复界后，原香农许多未能返回，莞香种植业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朝廷派人专程到东莞县搜集上等香料未果，县令因而鞭杖里役并杀戮乡民数人，导致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香农惊恐不已，为避免受连累，遂将香木悉数砍伐后逃亡。香木不存，莞香也就无从继续散发其芬芳了。

五代南汉时期，香港就是重要的采珠基地，古称“媚川池”。南汉后主刘鋹在此设立媚川都，派兵二千余人驻扎，招募专业户采集珍珠。香港沿海一带要数新界东北部大埔的珍珠最著名，其品位在全国仅次于广西合浦的珍珠。采珠业艰苦而危险，采珠者一般以石头捆在脚上坠人海中，有甚至潜入海平面以下五百尺左右者，所以，因溺而亡的悲剧时有发生。宋代，朝廷以采珠业害民误国为由，曾一度禁废媚川都，将年轻力壮的采珠人编入“静江军”，老弱者遣返原籍，严禁人民以采珠为业。但元朝又开禁采珠业，官家给饷予蛋户，力主在此地大力采集珍珠。到了明初，香港原有的珠蚌采集几尽，而新的蚌又无法及时繁殖生长，故而朝廷又下罢采令。采珠业因而开始衰退，此后一直没有多大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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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香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代序）

香港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也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于19世纪中叶被英国占据后的一百多年中，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十分独特的地位。

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这首著名歌曲中有一句词：“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它十分形象地表述了一个历史事实——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始终未能与中国分离。

从经济上看，经历一个多世纪，由商贸互动到今天形成粤港经济合作的格局，广东和香港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可分离。其中某些历史曲折，如省港大罢工、抗日战争以及美国操纵联合国对华实施“禁运”等，曾对香港造成的巨大影响，则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从政治上看，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和风云变幻，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至历次内外战争，直到“文化大革命”和今日的改革开放，都在不同程度上将香港卷入其中。

从文化上看，华人文化在香港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尽管有“中西合流”，但在本质上，香港文化始终是中国岭南文化的一个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一百多年来，香港实际上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部分，是客观地存在着、运作着的。

虽然几历沧桑，但香港那“黄色的脸”，始终没有被改变。但这个由小小渔港演变成国际都市的海岛，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特殊的。

一、它是中华民族屈辱的标志，也是中国土地上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先行点。

清朝政府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标志。经过一百多年风云变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1943年，中英两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蒋介石输给丘吉尔，未能收回香港。1945年日本投降时，英国公然违背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命令，派海军进入中国战区范围内的香港地区受降。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国民政府虽提出抗议但无可奈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被一一清除，然而香港这块地方仍被英国人占领着。中国人民一直将香港被强占看作民族屈辱的标志。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香港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愤怒、耻辱时代的象征”。

另一方面，香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而步人了世界发达社会的行列。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极大地阻碍着广大国土的经济发展，此后的革命性变化，虽然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它的现代化进程，却一再迟滞。这样，香港便实际成为中国土地上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先行点。  二、它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门户，也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接的桥梁。

英国占据香港之后，便以它作为进一步入侵华南的桥头堡。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经香港进攻广州，残杀中国人民。民国时期，进出广州白鹅潭威胁广东国民政府的英国军舰，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广州商团叛乱等反革命历史事件，也有香港的英国人在幕后支持。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港英兰局不仅以军火援助广东反动军阀并派特务潜入广州进行破坏，又策动北洋舰队南下，而且电请伦敦英皇出兵攻打广州。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香港成为向华南地区倾销洋货以及走私的基地。

另一方面，香港长期以来都是华南地区对外贸易的口岸；1949年以后，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经济联系的桥梁。而在历史上，当中国处于危难时期，香港的特殊作用就格外明显。抗日战争时，中国沿海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香港曾成为向内地供应物资的重要基地。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的日子里，香港也成了内地获取所需物资的转运站。

三、它是中国没落前朝遗老遗少的避风港，也是革命势力活动的基地。

既然香港深深地卷入了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次政治动荡的风浪之中，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活动舞台。香港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但又不属中国政府管治，这种特殊地位使它具有特殊的作用。当一个朝代没落时，大批遗老遗少就近逃亡香港；当一次政争落幕，落败者也以香港为避风港。清朝灭亡，不少皇亲国戚“避地香江”。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华南地区的失意政客遁迹香港的也为数甚多。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逃到香港的大小官僚和家属数以十万计。

正因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革命势力当然也曾充分利用它。孙中山进行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时，香港是个重要基地。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武装起义；1899年，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结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大团体兴汉会”；孙中山还以香港为据点，联络外国领事馆寻求武器供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同样利用了香港这个特殊基地。1928—1929年，中共广东省委设在香港。20世纪30年代香港又成为中共秘密交通线中的一个大站。1938年，八路军就成立了香港办事处。194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更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领导机构，它指挥过整个华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并领导了广州、香港等地的地下工作。历史上，香港有两次成为革命文化人的集中地，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6－1949年，这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过很大的影响。

四、它是中国与外国势力较量和对抗的场所，也是中外沟通和合作的缓冲地带。  在世界近百年史上，也曾有过几个特殊城市成为国际上不同势力的对抗场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里斯本、卡萨布兰卡和战后的柏林。但像香港这样的特殊地位：对抗——缓冲——合作的场所，却是极为罕见的。在20世纪初期，虽然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这块地方有对抗也有合作，但成为国际政治势力活动舞台，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抗日战争期间，中、日、英之间的微妙关系把香港推上角斗场。中国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之后，中日两国都利用香港作为情报和外交活动的据点。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港英政府，对中国的抗战工作和日本的侵略活动，都采取了默许和监视的双重态度。日本政府曾通过香港这个联络点与它的战争对手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接触和暗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声明正是利用香港公布的。而在太平洋战争前，尚未对日作战的港英军方，又曾试图与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秘密合作，炸毁威胁东南亚英国属土安全的海南岛日本空军基地。

1949年以后，香港在两大阵营对抗中地位特殊，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富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政府参与了这场战争，站在中国的对立面。香港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亚洲的中转站之一，英国和西欧军事人员和物资多经此地运去朝鲜战场。可有趣的是，中国也能从香港获得战略物资。那时，罗湖桥上中英边防部队荷枪实弹，紧张对峙，但一批批石油、橡胶、化学原料、汽车、医疗用品以至无线电器材，却能运人中国内地。其中当然有许多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数十年来，一些外国势力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在香港设立了庞大的领事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香港设有外交机构。这里可说是外交和情报较量的战场。当然，中国不仅是人家瞄准的对象，它也同样通过香港进行自己的外交活动和获得各种国际信息。香港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舞台。

五、它的思想文化，既有殖民地的腐朽内容，又有世界文明的精华，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双重的影响。

香港过去长期被人看作是“文化沙漠”，但现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已成长起一代新的知识阶层，成为世界先进科技的窗口之一，还逐步形成了有特色的习俗、语言、艺术、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等等。作为中国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香港文化，有什么特征呢？对此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殖民地文化的标本，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根本的世界性文化，有人认为它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的混合物。关于这些问题尚待研究。至于香港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应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线，在此之前，它主要受着内地（广州、上海）文化的强烈影响，自身尚未形成什么特色，因此，它对内地的反作用甚为微弱。在此之后，两地文化曾有一段时期的隔离。到70年代末，当香港文化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面前时，它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影响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综上所述，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占有特殊的地位并起着特殊的作用。确切地说，它不仅有特殊性，而且有“矛盾性”和“二重性”，它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客观地、辩证地认识香港的历史，对于正确地了解它的现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1997年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结束和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在“一国两制”之下，它仍然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殊领域。

回归祖国怀抱之后的香港，在它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新的矛盾，甚至出现曲折，但它仍然会坚定地继续前行，以其特殊的地位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许锡挥

原写于1995年8月8日

修改于2014年10月

本书是集体研究和编写的成果。由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许锡挥主持，第一、二章由朱德新撰写，第三、四、七、八、十、十一、十二各章由陈丽君撰写，第五、六、十四章由许锡挥撰写，第九章由关红玲、陈丽君和许锡挥撰写，第十三章由陈丽君、许锡挥撰写。本书原在1995年初版，原书名为《香港跨世纪的沧桑》。2014年修订增加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更名为《香港简史(1840-1997)》。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内地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帮助，在此顺致谢意。

许锡挥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