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晋平主编的这本《陈铭枢回忆录》只记述了1949年前的历史事件。看完此书，尤其是1920-1930年代一段的记述，可令人觉得国内之乱历历在目。很多记录也让人觉得真实可信。了解陈铭枢的为人，就能理解他带领的十九路军为何英勇善战。当时他是京(南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是其嫡系。

陈铭枢将军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战友和诤友。《陈铭枢回忆录》作者卞晋平回忆一生经历，反映了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站在时代前面，对历史的进步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陈铭枢回忆录》对研究中国革命史，对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1章 少年的苦难生活

第2章 投身辛亥革命

 加入同盟会

 在南京陆军中学

 到武昌参战

 在辛亥北伐军中

 二次革命中的经历

 流亡日本

第3章 粤军时期

 四团精神

 离军学佛

 重返粤军

 东征前奏

 出师东征

 回师广州

 平定南路

 在北海

第4章 在北伐军中

 北伐缘起和血战两湖

 对分裂的忧虑

 潜离武汉

 宁汉分裂

 武汉“分共”与蒋介石下野

第5章 卷入内战旋涡

 统一之梦

 宁粤分裂

 再领师干

 调停宁粤

 蒋介石再次下野

 四届一中全会

 孙科政府种种

 财政外交逼孙科下台

 烟霞洞会议

第6章 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

 淞沪抗战的政治背景

 蒋介石破坏抗战

 淞沪抗战中两个较突出的人物

 酝酿反蒋

 政治思想的进步

 为建立新政权而努力

第7章 欧游和归国抗战

 欧游和赴苏

 回国抗战

第8章 经营神州国光社

 早期神州国光社

 接办“神州”前后

 接办“神州”时的两个主要人物

 “神州”出版物一斑

 “中国社会史论战”

 “神州”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关系

 “神州”从黑暗走到黎明

附录

 回忆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

 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

 我所知道陈铭枢的若干事

 陈铭枢简谱

编后记

流亡日本

我们到日本时，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以及其他重要骨干，都云集东京。我们一行先在东京租一间房子住下，生活费用由我按月在黄处领取，有时则通过李根源之手。从四面八方来到日本的同志，文的武的都有，在此革命新受挫败之余，大家都感到有重新学习、重振旗鼓的必要。经过一番酝酿，黄即委托殷汝骊主持其事，先成立军事学校，设在东京郊外的“大森”，把“浩然庐”作学校的代名，后来都叫作“大森浩然庐”。殷汝骊为浙江人，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曾在北京做过财政部次长，后被袁世凯以贪污案为名下令通缉，逃到了日本。“浩然庐”共有同学近百人，虽均是各省同志中的军人，但不少的人都受过旧教育，且沾染了一些旧文人的习尚。如四川的吕超，除了处处表现其英雄气概外，并喜欢为人题字，嗜好下围棋。陕西的胡景翼除了能打一手极好的“猴拳”外，还能写一手娟秀的十七帖；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他能把老子的《道德经》倒背如流，不差一字。我同他两人气味相投，故在校时来往最密切。“大森浩然庐”的同学，有李明扬、江炳灵、吴艺五、殷公武等人。学校聘请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退职军官担任讲师，而以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任翻译。数月后又成立政法学校于东京郊区，学生多为同志中的文人，以现任日本大学的教授担任讲师，殷汝骊和殷的弟弟殷汝耕同任翻译。在政法学校学习的，有仇鳌、易象(田汉的舅父，后为赵恒惕杀害于湖南)等，其中尚有湖南的名士多人，甚为活跃。两个学校的经费来源，都是黄克强先生交给李根源转发的，殷汝骊同我接近，彼此无话不谈。他的胞弟殷汝耕在校时，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好。殷汝骊曾沉痛地对我说：“我这个弟弟品质极坏，只要利之所在，他将来不仅可以出卖朋友，而且可以出卖民族。”他的话说中了，殷汝耕后来真当了汉奸。殷汝骊后来同我先后回国，在广东肇庆成立军政府时到了广东，曾到琼崖考察过，写成《开发海南岛计划书》一册(曾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殷在抗战初期，辗转由香港回国，病死在重庆。

我们在“大森浩然庐”学习了几个月之后，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将1912年8月改组的国民党改为“中华革命党”，而以陈英士等人为主要骨干，规定所有以前的老党员，都必须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并要在入党书上打下手印。我当时知道，黄克强先生对此曾有意见，他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也不反对别的同志参加，也没有另进行组织；而与黄较接近的多数人，如李烈钧、林虎、方声涛等也没有参加。同我最接近的吕超、胡景翼等人都参加了，他们参加后随即奉派回国。吕超回川进行军事活动，最初曾搞得有声有色，失败后入粤，任孙先生大元帅府的参军长。我与他关系历时最久。胡景翼回陕搞军事活动，颇有成效。因我与黄兴方面的关系较多，同时也没有回家乡进行活动的有利条件，故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不打算急于回国。故我此次在日本住的时间，较之其他同志要久些。自“大森浩然庐”结束后，我又到政法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此外，我在这时期学佛的意念日加强烈。日本为佛教国家，至此这种意念不能遏。10多人亡命日本，同学同住一块儿，我独亲依江西桂伯华先生听讲示佛法，并曾只身投过离东京数百里须那斯野一个大森林某禅寺参禅半年。旅日一年回国后投上海宝记照相馆做职员，晚间则随众念佛，因主人提倡净土宗之故。旋转南京亲依江西欧阳竟无先生随众听讲而已。

此时，我除了与同志们之间有联系外，还认识了若干其他派别的人，如当时号称“国会议员派”的张耀曾、彭允彝、欧阳振声等。至于中华革命党方面，同我较接近的仅有当时在陈英士左右的黄郛。当时在日本的国会议员派诸人，都是曾因各种不同的情况，同袁世凯闹翻后而逃到日本的。他们在反袁问题上，同孙、黄基本是一致的，但对国内的政治主张，却不相同。我当时只知道这些人是号称“温和派”的，他们同黄这方面的关系则较接近。我之所以同这些人发生关系，是由于与黄的关系较深的缘故。当时既然有所谓“温和派”，自然也就有所谓“激进派”，而中华革命党自然就是当时的“激进派”了。黄在两者之间，自然也就成了当时的“中间派”。这种“左”、“中”、“右”的形成，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

据我当时了解，孙、黄两人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好的，过从甚密，但也不能说他们两人没有分歧，具体表现在：第一，黄不参加中华革命党(打手印一事，曾引起一些老同盟会员的反感)。“民元”间的国民党改组，是黄同宋教仁发起的，虽仍奉孙为总理，黄则被推为副理，实际上与孙同为党的领袖(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孙先生常奔走各国，黄代总理，常住东京)。现要黄打手印来履行入党手续，在黄的思想上是通不过的。第二，陈英士等人曾以黄辞去南京留守府，以及后来退出南京(讨袁时，黄在南京任革命军总司令)二事，对黄攻讦，而黄始终涵忍。第三，在政治主张上，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上来说，孙、黄是一致的，但孙还有一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是黄所没有的，当时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这一套主张。第四，黄所接近的人，多是出身于士大夫阶级、以文章气节相标榜的人，而孙在用人方面则兼收并蓄。孙为了革命，曾用尽心力来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尽管孙、黄两人之间存在如上的分歧、差别，但他们仍互相爱护、互相尊重，直到黄死，都始终保持着这种可贵的革命友谊。同时，有些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李根源就是其中之一)和若干爱国华侨，一致认为孙、黄分家，对革命前途大为不利，因而从中斡旋，为他们的紧密合作做过不少的努力。事实上，不到一年，大家都在国民党旧的名称之下，统一起来了。

P24-26

陈铭枢将军逝世，于今已30年，此3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闭锁的传统农业国，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民主和法制。有了逐步发展，中华民族前途光辉灿烂。在此时期，《陈铭枢回忆录》的出版，保存过去历史真迹，启迪爱国主义精神，意义重大。叨在门墙旧部，受知较深，今届耄耋之年，回忆前尘，敬述一些历史轮廓，聊为读者一助。

陈铭枢将军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中一位英杰。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战友和诤友。他又是爱国诗人、书法家，能文能武，亦儒亦佛，正直倔强，铁骨铮铮，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都站在时代前面，对历史的进步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陈铭枢将军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其地风景幽关，地处南陲，面临北部湾，依山傍海，盛产珍珠，古“海上丝绸之路”之出口港。陈将军1965年5月15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字真如，晚号一缘，时人尊称为陈真公，至今全国各地人士怀念他的文章诗词，不绝于报纸、杂志，可见遗爱在人，都还怀念他。

他在少年时代，家境清贫，而怀爱国爱民之志，1906年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在校时加入同盟会，与同学邓演达、蒋光鼐、李章达等，秘密活动，成为民主革命积极分子。1909年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自校中率领一批同学前往武汉参加起义军，接着参加黄克强将军卫队。民国成立，政府迁北京后，大权落入袁世凯手中，革命形势丕变，陈铭枢离职，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期中，袁世凯毁法独裁，国民党人起兵讨袁，陈将军又去广州参加革命，失败后，与方声涛、吴艺五等人亡命日本。

护法运动中，陈铭枢率民军在阳江起义，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第一师师长邓铿，治军有方，第一师出身的名将如云。

大革命时期，陈铭枢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役，平定南路，积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

1926年夏，誓师北伐，以第四军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发，经湖南进军武汉。这时代军长陈可钰患病，由陈铭枢代理指挥全军作战，勇猛异常，号称铁军。陈铭枢是铁军中影响很大的人物。

武汉平定后，四军扩编，陈铭枢升为第十一军军长。国民政府建都武汉后，发生内部政见分歧，不幸国共分裂，陈铭枢极度苦闷，悄然离开武汉。年底，至福建重握兵符。1928年2月率军回粤，11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9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中，陈铭枢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直接或间接指挥十一军及十一军演变而来的十九路军参加内战，在两广及湖南与张发奎、桂系联军作战，在津浦路、陇海路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作战，在江西，任右路军总司令与红军作战，都是在所谓“拥护中央”、“维护统一”的口号下，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这段历史，陈铭枢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中总觉得走错了路，十分内疚。

1932年1月28日开始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战争，陈铭枢将军又重新创造光荣的历史。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看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后要灭亡中国的真面目，就坚决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以挽救中国危亡。  1932年1月28日夜半11时，日本首先向我闸北天通庵一带七十八师张君嵩团进攻，我军坚决抵抗，由此展开了“一·二八”上海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在一个多月战争全过程中，陈铭枢都全盘过问，积极支持，鼓励蒋光鼐、蔡延锴， “秉正当防卫之旨，不以尺寸土地授人。人怀必死之心，愿全体牺牲以作民族生存、国家复兴之代价。”我军当日军屡次增兵、数易主帅、战事十分激烈、牺牲最大之时，陈不断请求蒋介石、何应钦增兵支援，结果均未成功。蒋、何之意均坚持战事不宜扩大，调兵增援，一概不准，一味希望国联及英、美调停，结束战斗，与陈铭枢意见相左，矛盾逐渐增大。

3月3日，国联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斗，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不驻兵、不设防、不进行抗日活动。接着5月18日，接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密令，将十九路军全部由海道输送至福建“剿共”，继之陈铭枢被迫出洋考察、蒋光鼐回乡不问政治。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从此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境地。

陈铭枢在海外期间，观察日本和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实况，又与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交往深谈，思想开朗，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救国方案，认为中国必须坚决抗日，才能救国。中国必须走独立、自由、民主道路，必须依靠人民，尤须“依靠农工生产人民”，从半殖民地化中把中国民族资本解放出来，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和压迫。1935年5月，他由欧洲回到香港，即与各方联系，寻求抗日反蒋途径，又到福建十九路军各部队视察演讲，确定在民族危亡紧急关头，必须联共反蒋抗日。他为寻求与共产党合作，曾派梅龚彬等为代表去上海与中共联系，在福建，由蒋、蔡派陈公培为代表，从前线于9月21日赴南平王台，与彭德怀将军取得联系。再以徐名鸿为代表至江西苏区，于10月26日由徐与潘汉年代表两方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月20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人民权利宣言》，通过《人民政府政纲》18条，推李济深为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任。由于当时行动仓促，各种条件尚不成熟，及自身战略战术上失误，加以红军受“左”倾路线的束缚不能很好配合，在强大蒋军压迫下只维持了56天而告失败。但是这次革命行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巨大的进步。

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陈、李、蔡、蒋等返回香港，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以十九路军旧部及在福建时建立的生产人民党一部分成员为基础，于1935年秋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推李济深为主席，陈、蒋、蔡、李章达等任中央委员，集体领导，吸收一些新积极分子。派往各地进行反蒋抗日工作。发行机关刊物《民族战线》，支持中山大学师生抗日救国运动，协助救国会建立华南区总部，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

1936年陈出国访问，游历英、德、法，中途应第三国际之邀，访问莫斯科，在比利时首都参加“国际反侵略大会”，并任主席团主席。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展开全面抗战，陈回国参加抗日。国际反侵略大会成立中国分会，陈铭枢被推为主席。

1943年，陈铭枢联合谭平山、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民主人士，在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和老友梅龚彬推动帮助下，组织一个经常性集会“民主同志座谈会”，是年8月，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8月28日，“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设立领导机构，选举陈铭枢、谭平山等七人为常务理事。1948年元旦，民联与民主促进会在香港合并，并共同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底，陈曾多方活动，秘密在上海策动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此事不幸失密，陈仪被捕。又曾劝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运动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保护机要物资以待和平解放。陈所进行的上述活动，是通过老朋友梅龚彬等与中共地下组织配合进行的。

1949年夏，陈到达北平，此时李济深、蒋光鼐、梅龚彬等已由香港到北平，在统战部长李维汉和民革秘书长梅龚彬邀请下，共同欢聚商讨，使民联、民促和民革的同志进一步联合，融为一体。此时陈特别高兴，认为进入另一新天地，从前怀抱的理想，眼见都要成为现实。

1949年6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及此后继续召开的政协预备会及成立会，陈铭枢均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铭枢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诸公均参与盛会。新中国成立后，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继之，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在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中，毛泽东主席还对陈说：“我们的人民政府，还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陈铭枢解放初期很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共领导同志的敬重。

1957年，在那沉重的日子里，陈铭枢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工作的健康进行，他热情发言，就自己工作中之所见，提出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失误，并提出改正意见，对共产党员干部寄托热情期望，希望“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结果受到批判。被错划为“右派”。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后过于兴奋，心脏病突发而逝世，拨乱反正之后，陈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陈铭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言，说，“陈铭枢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王任重同志题词说：陈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陈真公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投资接办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无数进步的马列主义名著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读书杂志》等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好书，结交了无数进步学者和名人，如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王亚南、欧阳予倩等，都是知名民主人士。在法国留学有贡献的林崇墉、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在外交上有贡献的程希孟，也是他的朋友。

陈真公能诗、善书，是诗人，又是书法家。诗人又是书法家的潘伯鹰曾论真公诗与字很有功力与个性，说： “勇猛缘慈悲，缠绵孕刚烈，填胸久万端，适可快快一发。试听微笑中，意较怒尤决。”众人认为中肯。

今有幸《陈铭枢回忆录》出版，欣喜之余，多说几句，以作“导读”。

朱伯康

(1995年5月1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陈铭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是北伐的名将，奋起抗日的第十九路军的领袖。在国民政府时期，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部长。他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是最早和红军合作的国民党将领。他率直的品格，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道德榜样。我们承陈铭枢后人的委托，很高兴地从事陈铭枢回忆录的编辑工作，并承中国文史出版社惠予出版，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陈铭枢的回忆录稿，在生前发表的只有一篇，其余均系遗稿，后经整理发表的有若干篇，还有一些没有完全成文的遗稿。此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陈铭枢对以往的经历，也有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稿，或文章片断。这些，都缺乏完整性，但却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历史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由于陈铭枢的突然逝世，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福建事变，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十分遗憾。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不采用单篇汇集的办法，而是采取了按时间顺序，进行有系统的汇编，一方面删去重复的内容，一方面把散在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稿中的同一历史事件的回忆，汇为一体。为此，我们重新安排了章节段落，一些标题也相应作了改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这部回忆录更有系统性和条理性，可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一个不间断的印象。当然，这样做也有缺点。作者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有不同的思想和风格，汇在一处，有时难免觉得矛盾和突兀。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去修改作者的成文，所以，不同时期的思想和风格有时会在回忆录中同时出现。我们只是在不影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删去了一些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色彩的浮词。因此，回忆录中的观点，反映的是作者写作时的看法，我们作为编者，所作的是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研究陈铭枢的回忆录，兹列出编入本回忆录的陈铭枢已刊文稿如下：

《我的禅观》，《现代佛学》第1卷第8期。

《结合“批判儒家思想”的自我检讨》，《现代佛学》第2卷第10期。

《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75辑。

《北伐之经过及其成功之原因》，《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言论》，无出版年月和出版社，系当年品。

《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李任夫整理，《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4辑。

《“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9辑。

《我的回忆》(舒倜整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4年2月，总第62辑。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的更正》，《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30辑。

《“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87辑。

除上述各篇外，其余部分均从未刊文稿整理辑录而成。为了使读者对陈铭枢的一生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我们另作了一篇《陈铭枢简谱》作为附录辑入。同时，为了补充这本回忆录中比较欠缺的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发动福建人民政府和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历史事实，我们辑录了其他人回忆陈铭枢的文稿三篇。所以选录这三篇回忆文稿，一则内容比较重要，可以补缺，二则其中二篇所载刊物一般读者或不易找到，选辑在内，以便研读。我们的编辑工作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读者和有关专家惠予指正。

编者 朱宗震 汪朝光 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