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辜者能够如此详尽地供述他们根本没有实施的犯罪呢？为什么受害人和其他目击证人作证说他们确信自己看到了无辜者实施犯罪了呢？为什么在审判中法医学没有能证明这些人是无辜的呢？为什么线人要作不利于无辜者的证明呢？为什么辩护律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无辜的委托人被定罪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呢？为什么上诉或者人身保护令审查没能让无辜者重回自由呢？为什么无辜者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无罪获释呢？为什么刑事司法系统对无罪释放不做出些回应呢？……布兰登·L.加勒特编著的这本《误判－－刑事指控错在哪了》全面剖析了美国冤案发生的来龙去脉，讲述了250名“有罪”的无辜者沉冤昭雪的故事，告诉我们刑事指控到底错在哪了！

DNA免罪案件揭露了过去美国是多么频繁地误判无辜者并使真凶逍遥法外。这已彻底粉碎了人们对当前刑事司法体系的信心。在《误判－－刑事指控错在哪了》一书中，作者布兰登·L.加勒特令人不安的深入分析，仔细探究了250名通过DNA检测而获得无罪释放的无辜者案件中，刑事指控的错误究竟出在哪了。

译序

中译本序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被污染的供述

第三章 目击证人辨认错误

第四章 有瑕疵的法医鉴定

第五章 庭审中的谎言

第六章 审判席上的无辜者

第七章 判决无罪

第八章 无罪释放

第九章 改革刑事司法系统

附录

注释

致谢

索引

1977年7月的一天，伊利诺伊州霍姆伍德村的警方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衣衫不整地走在路上。她告诉警察自己被人强奸。依照惯例，警方带她到医院进行检查。医务人员检查了她的耻骨，看是否有散落的毛发，用棉签从她的阴道内拭取了样液，并保存了她脏污的内衣。他们将这些证据归入一个称之为“性侵害证物采集装置”的标准盒内，并将其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与此同时，警方和受害人一起准备对凶手进行合成画像——是一位留着长发的白人男子。由于警方并没有嫌疑人，他们给受害人出示了一本面部照片的图册。受害人从中挑出了一张加里·多森的头像，此人在她之后的列队辨认中被认出。多森的外貌与面部照片中的形象有一处很明显的不同——他真人留着很密的胡须。但这起案件与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那些因诱导性或不可靠的辨认程序所致的错误辨认的案件情形完全不同。受害人后来承认，她是自己伪装成了受伤的样子，对多森的指控也是其精心策划中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向父母隐瞒自己已经和男友发生了自愿性关系的事实！

1979年多森案的庭审中，受害人正如预期的那样当庭指认了多森，称他就是凶手。控方只有一位证人——是一位法医鉴定人员。法医学一词，意指借助科学方法解决法律问题。刑事案件中，法医学的方法一般被用在对犯罪现场证据的分析上。美国大多数的法医鉴定人员都为警方效力，在法律执行机关的犯罪实验室内工作。此案中的法医鉴定人即为伊利诺伊州的执法部门工作。当他在多森案中出庭作证时，从一开始便谎称自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完了学位”。而事实上，他“仅仅在那里参加了一门为期两天的拓展课程”。很不幸，他的证言在准确性上大于]折扣。

他接着谈到了自己对从性侵害证物采集装置中收集的毛发的鉴定结论。1977年时，DNA检测方法还未问世，大多数法医学研究人员所做的就是比对从犯罪现场提取的物证，包括：毛发、纤维、指纹、咬痕、工具痕纹或子弹壳。通过使用显微镜，他们对这些证物进行并排的观察比对。法医鉴定人随后会针对所比对的证物是否相似给出一个主观性的结论。若结论是某物完全不具同一性，则称这种结论为“排除性结论”，因为该物被发现并不是某组所比对证物的组成部分。一个排除性结论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被告人的头发是金色的，但从犯罪现场提取的头发是棕色的，则鉴定员会说被告人的嫌疑“被排除”——他不可能是棕色头发的主人。若某一物证被人选或属于某群体，鉴定人员也可能得出“入选性结论”。如果被告人的头发是棕色而犯罪现场的头发也是棕色的，则被告人会被纳入可能遗留这些头发的群体人选中，但这种人选并没有太多价值。毕竟，棕色头发的群体数量庞大。最后，鉴定人员还可能发现，所有这些证物无法得出结论。比如，犯罪现场提取到的毛发质量太差根本不适宜进行分析。

这位鉴定人告诉陪审团，他发现“一些阴部的毛发”并不像是受害人的，却与多森的“在显微镜下显示一致”，并“可能来源于同一主体”。这些说法都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毛发只是看起来和多森的“相似”？是否有可能另有一百人都是这种类型的毛发？或另有一百万人都是这种类型的毛发呢？或者这些毛发的显微学特征真有那么特殊，以至于只有多森一人才可能是凶手？

即便当时辩方律师想到要问这些问题，法医鉴定人恐怕也难以作出回答。法医鉴定人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可能会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陪审员了解到所谓的科学定论不过是某人针对两种头发是否彼此“相一致”给出一个结论，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只不过意味着鉴定人观察了两种头发并认为它们看起来很像而已。时至今日，已无人再研究有多少人的头发具有相同的特定显微学特征这一问题了。有可能数千或数百万人的头发特征都是相同的。

P71-72

“公正的审判是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人类的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未来，冤枉无辜的人间悲剧都无法完全避免。冤枉无辜，既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挑战，也是一种最大的非正义。其后果甚为严重，不仅会对被冤枉者本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还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的形象造成严重伤害。正因为如此，几乎每起冤案的曝光，都会深深地触动无数民众尤其是法律人的敏感神经。毕竟，冤案意味着司法制度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下，将无辜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给无情葬送了！自前年张氏叔侄冤案曝光以来，很多法律人士发现，中国的法院在“变”，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密集的冤案平反。尤其是18年前被冤杀而近期被平反的呼格吉勒图案和被最高法院指令异地复查的聂树斌案。但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与冤案的纠正相比，冤案的防范更需要重视。冤案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

因为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2012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我几乎是本能地把目光聚焦在美国冤狱的平反经验上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很快就找到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布兰登·L.加勒特教授于2011年出版的《误判：刑事指控错在哪了》一书。这本书不仅学术性强，也有很强的故事性，讲述了美国第一批通过DNA被免罪的250名无辜者的故事。该书通过对已被DNA检测出的250例误判案件的分析，得出结论：76％涉及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61％涉及无效的法庭鉴定，21％涉及告密者与线人等的伪证，16％涉及被告的虚假供述；还有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表明，在美国的刑事错案中，大约有52.3％出现了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还有32％涉及律师的辩护失职，11％涉及告密者与线人等的伪证，8％涉及被告人的虚假供述，6.8％涉及检察官与警察的不当行为，1.6％涉及不科学的鉴定。正如本书作者所言，这些案件中的数据和故事表明，误判何以发生以及如何防止误判。所以，在美国时，我就下定决心要翻译这本书。

回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我的学生郑海平老师谈到了这本书。没曾想，他立即就把我要翻译这本书的愿望转达给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刘海光老师。刘老师很快就给我发来了邮件，让我把该书的简介发给他。不久他就来信告诉我，社里决定翻译这本书，已在联系版权。大概到去年年初的时候，版权终于拿下了。我很是高兴，毕竟这是自己翻译的第一本书。

但是，真要动手翻译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译事不易”，这次我算是有亲身感受了。好在，法学院2012级职侦班诸多优秀的学生都伸出了援手。我指导的研究生刘淑静也常就翻译中的语言表达与我一起推敲斟酌。这里要特别感谢他们！同时也要特别感谢刘海光老师对本书的建议和指导以及张阳、徐晓萌编辑对本书的修改和编辑工作。可以说，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这么快得以面世。

本书的分工如下：

第1、2章：李奋飞译；

第3、4、5章：李奋飞、魏瑶合译；

第6、7章：李奋飞、王正义合译；

第8、9章：李奋飞、王耀合译。

“本书在有关不公正的法律著作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伴随着强烈的改革呼声……书中的每一个案例都令人印象深刻。人们只能希望他们能够发动广泛的公民，自由派以及保守派人士，要求立法和司法进行改革，不论警察是否已经铸成大错，都要确保无辜者能够获得自由。”

——杰弗里·罗森，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是使用了统计学方法的附录，此部分对于误判，判决结果以及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提供了一种定量分析的视角……很难想象，这短短的七页纸对我们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申诉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冲击。”

——理查德·C.乐翁亭，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