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是万恶之源吗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银行。
这是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在他的新著《美国知道日本经济的复苏》中尖锐地指出的一个观点。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的核心是“第一支箭”金融政策，而安倍金融政策的高级智囊就是滨田等人。安倍在金融政策方面对滨田几乎言听计从，滨田认为1998年新《日本银行法》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的表现在全球基本上处于最差一级。日本银行采取错误的金融紧缩政策，导致日本经济长期通货紧缩和历史性的日元升值。所以，日本银行以及他们的总裁白川方明必须承担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责任。
如此赤裸裸地对一个机构的攻击或许并不少见，但是如此赤裸裸地带有人身攻击的著作在日本并不多见。不过，滨田本来就是白川在东京大学求学时代的老师，师道尊严，老师这样痛心疾首地批判学生也并不为过。尤其是滨田认为白川的日本银行竟然对200多年来无数的经济学泰斗们所精心构建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不屑一顾，无视“水往低处流”的普遍法则，而坚持所谓的日本银行独自清高的理论，结果导致日元升值，股价下跌，失业增多，破产连连的悲惨局面。
滨田宏一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学家中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学者。基于50多年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而写成的这本新书，实际上也是给日本银行总裁白川的一封公开信。据传滨田教授把这本新著赠送给了他的这位学生，但是白川说我还是自己去买来阅读，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把滨田赠送的书又送还了回去。这场师生对决为滨田的新著赚足了眼球，《美国知道日本经济的复苏》出版后1个月就卖出20多万册，让出版社高兴得合不拢嘴，赶忙加印。这在如今书籍难卖的时代，简直是一个奇迹。
滨田之所以有如此底气批判日本央行，是因为这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仅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分析师们赞同他的主张，而且美国几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现成的榜样。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不仅有理论上的支持，而且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实施。实际上，滨田的这种主张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而是日本通货再涨派的一贯主张。
滨田是日本通货再涨派的核心人物，是这一派的代表和旗帜。通货再涨派认为，虽然通货膨胀并不好，但是通货紧缩则更坏。因为在通货紧缩状态下，货币价值会持续升高，这样就会减少人们对货币的使用。而大家都会失去使用货币的冲动，都在囤积货币，从而陷入流动性的陷阱之中。这样经济自然也就无法得到发展。为了摆脱这样的通货紧缩状态，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提高货币的发行量，使货币出现贬值，从而迫使人们使用货币——因为囤积货币就会使自己的资产缩水。而人们被迫使用货币之后，就会增加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
虽然通货再涨派在日本的活动已经有10年之久的历史，但是他们的主张却从来没有被采纳过，一直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就连安倍以前也不看好这一派的主张，安倍在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的时候不仅没有采用通货再涨派的主张，反而在他执政时日本终止了零利率政策（此举明显无助于通货膨胀）。下台之后安倍在反思的过程中接受了通货再涨派的主张，随着安倍再次出任日本首相，通货再涨派也第一次走到了前台。为了贯彻他们的主张，扫除日本银行的抵抗障碍就势在必行。这样，滨口的新著吹响了攻击日本银行的号角。
通货再涨派的“期待”
经济学界存在着一种理性预期假说。所谓的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理性的情况下，针对某个经济现象（例如市场价格）进行的预期。他们会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作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平均来说，理性预期应该是准确的。这种理论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无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一旦传出汽油价格要上涨的消息，那么加油站里就会有很多汽车排队等候加油。在日本，在1997年4月提高消费税率之前，日本出现了消费的小高潮，也是这种理性预期假说的一个实证。
理性预期假说是第二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组成部分一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萨金特于201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理论界举足轻重的理性预期理论早已是日本通货再涨派的理论基础。所以，虽然一直没有成为日本经济界主流的通货再涨派有着很“硬”的后台。不过，理性预期假说虽然是通货再涨派的理论基础，但并不是直接针对日本经济的一种理论。通货再涨派还有更加直接的“后台”，那就是美国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针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直接指出了其要害之处，他认为在最近15年中，日本一直陷在流动性的陷阱中，始终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状态。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优先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把拉升景气的工作后置，只会加速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上升。所以，日本要摆脱这种状况，即便是现在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也收效甚微，只有让大家知道将来一定会增加货币发行量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必须先要让日本银行设定好通货膨胀目标，并且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才能考虑增税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克鲁格曼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被认为具有左右市场的影响力。在崇尚权威的日本，克鲁格曼无疑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他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论述直接给日本的通货再涨派撑了腰。
当然，日本通货再涨派也并不是徒有虚名的说客，而是研究日本金融历史的专家学者。他们受到了克鲁格曼的有关通货膨胀期待（或者说通货膨胀预测）论断的鼓舞，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昭和恐慌”的研究，得出了摆脱通货紧缩的方案。
他们把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和无限制地购买长期国债的行动称为通货再涨政策。而通货再涨政策就是把物价水准恢复到可以修正对借贷双方来说都是不平等的水准的政策。当然购买长期国债的行动并不是无期限的，一旦日本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状态，这种无限制的购买活动就应该终止。实际上他们认为，只要增加了对经济复苏的期待，那么就可以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
P16-19
2013年3月底，旨在通过对日收购，来帮助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中日产业并购基金创始合伙人高鹏先生，邀请笔者参加《福布斯中文网》的一个免费午餐会。会上周健工总编辑希望笔者为他们写点日本最新的事，这触发了笔者写一本关于安倍经济学著作的念头。理清这个正在被媒体热炒的概念。对我们认识日本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构想得到了上海极视文化传播总裁朱蕻先生的赞同，他把这个选题转交给东方出版社。很快笔者就得到了回应，东方出版社同意出版，唯一的要求是要快。
笔者听后不禁莞尔。东方出版社许剑秋总编辑早就希望笔者写几本关于日本的书，笔者在去年出版了《买日本》一书之后，也着手写有关日本企业的新书。但是，笔耕迟缓，春秋一变，也只完成了一半的书稿。对出版社来说大概是太慢了，按照这种速度的话，等笔者的这本书写完，恐怕安倍首相早已挂冠而去了。
好在笔者多少还是有点积累，这要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祝乃娟高级编辑。关于日本最近的政治经济状况，笔者在她的嘱托下，写了不少的评论，这些评论也成为本书部分章节的内容。加上3月份刚刚从日本出差回来，对安倍经济学的各种现象也有感性的认识，所以笔者竟然对出版社夸下海口，一个月内完成这本书稿。
不过，一旦写起来就真不容易了，个中甘苦还真难与君说。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为了赶书稿，笔者推掉了能推掉的一切事，埋头敲键盘。也是有赖于大家的期望，这本书的写作非常顺利，竟然奇迹般地如期完成。这里特别要感谢的是爱妻贺强，为了让笔者安心写作，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照顾儿子的重任，4岁的儿子允光也特别配合，没让笔者分心。
由于笔者5月份应邀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讲课，所以，书稿完成后没有时间修改和润色。笔者行前把书稿交给来自台湾的朋友林长信先生。林先生读书非常认真，笔者知道这必定要给林先生增加负担，但仍违情乞言。实在是想能把本书改好，让读者感到读有所值。
林先生仔细阅读了书稿并从学术角度给笔者提出了意见。
本著作的第一至第三章以经济为主，第、四章则论及政治，最精彩的第五章则从国家的高度来做结论和期许。我附上《社会过程的金字塔》，建议可加入“文化”的视角。例如，留学生／艺术访问团／观光等的十年成长图表，同题目下中国与其他国的十年成长图表，供两相比较。如此数据应可显现日中两国更加友好的趋势（必然）和必要性（应然）。
林先生是一位智者。虽然他非常痛恨侵华日军，但是为了民族发展，他还是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友好地相处。这个话题也是笔者和林先生在一起神聊时的主旨。所以，林先生也希望本书不要出现偏激的言语，行文客观。言者谆谆，笔者非常认可这个意见。实际上，这也是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具有时效性，不容笔者有充分的时间仔细修改。虽然本书依然比较粗糙，但笔者依然期望其能够向读者比较清楚地描述日本最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环境变化，能够让读者在判断中日关系发展时有所参考。
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徐玲、龚雪两位编辑，没有她们的辛勤工作，本书就无法及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至于本书中词不达意之处，希望有机会与朋友们讨论时再做补充说明。
2013年6月6日
中日关系需要引导
日本国内中日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弱，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降到“政冷经冷”。显然，这并不是中日两国希望看到的局面。把这种互损关系变成双赢关系，应该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工作。处理这样困难的向题并不容易，这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同时也需要对现实状况有确切的把握。
最近，日本国内弥漫着的一股叫做“安倍经济学”的气氛就非常值得研究。这种突如其来的高扬气氛让日本经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突现活力，一扫多年的经济阴霾，让日本经济看到了复苏的曙光。但在日本，对此现象也褒贬不一。
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就是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行的一套经济政策，实际上这个政策差点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原因就是安倍并没有得到民意的多数支持，差点在自民党总裁的竞选中失败。然而，他依靠选举制度的缺陷和他在自民党议员中的关系资源，最终挽回劣势战胜对手而登上总裁宝座。更为幸运的是，由于民主党的自我崩溃，拱手让出了政权，使得安倍顺理成章地重新担任日本首相。民主党不成熟，执政3年多，逐步失去了人心。从他们在国会中占有超过300个席位，一下子缩减到不到60个席位的结果来看，民主党几近土崩瓦解。这时候无论是谁出来带领自民党，都能在2012年的众议院大选中轻松击败民主党而重新夺回政权。
新官上任照例要放三把火，安倍首相也不例外。他宣布要施行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政策这三支箭来拯救日本经济。大概连安倍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话音未落，市场就已风起云涌，日元狂跌、股价疯涨似乎拉开了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的序幕。实际上，这时安倍的第三支箭还没有造好，但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令人吃惊的是，日本国民的消费也开始活跃起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安倍经济学撬动日本家庭消费的日子是2013年的1月13日。从那天开始，日本家庭的消费支出同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这个日子离安倍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政策还都停留在口号阶段，安倍经济学已经鬼使神差地显现了神奇效果。
在最近10年中，日本政府动用了数十万亿日元的资金来干预外汇市场，但收效甚微。而安倍的一句口号竟然让日元下跌20％多，可谓功不可没。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点的？而日元如此大幅度贬值对日本经济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这都是我们希望知道的。
笔者在探究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日本的民意本来差点要抛弃安倍，但是安倍一入阁拜相之后，民意竟然狂热地给予安倍支持。理由应该是，被渲染出来的安倍经济学氛围产生了效应，日本民意会紧随着氛围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民意却显示出比较脆弱的一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日本的民意容易走向极端，从2005年“小泉剧场”开始，日本国会大选集中显示出日本民意的这种偏向。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用邮政民营化的口号简化了大选的斗争焦点，为自民党赢得了国会将近三分之二的席位。然而，4年之后，民主党在政权交替的口号下，一举翻身，同样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国会席位，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的好戏。没有想到3年后，这场惊天大逆转再次出现，10年之中，3次巨变。当然这种巨变与日本的选举制度有关。由于日本的众议院选举采用的是小选区制度，在这个小选区中只有1个人能够当选，所以候选人只要领先对手1票就能当选。正是得益于这样的选举制度，自民党在仅仅提高了4.3％的得票率的情况下，就从先前300个席位中仅获得64席的惨败，逆转获胜，席位增至237席。这种选举制度实际上放大了日本民意的偏向效果，“制造”了民意走向极端的结果。
问题是日本国民对这样的结果几乎无保留地接受。自民党获胜时的得票率只有43％，原来并没获得足够多的民意支持的安倍在组阁后很快就获得了70％左右的支持率。安倍当选前后民意的变化，也证明了日本民意容易偏向同一个方向的特征，这值得我们去研究。 历史上，日本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一种个人离开群体就无法生活下去的群体社会里，所以，维护群体社会体系就是弛们生活的必要条件，形成同一种意见也就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习惯。如今，群体社会的基础逐步被蚕食，日本社会朝着个体社会的方向在演变，但是这种演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日本社会还将继续保留群体社会的很多痕迹。民意容易偏向同一方向的现象也会长期延续下去。被渲染起来的安倍经济学也是这种民意偏向的一个实例。
日本经济在长期低迷时期积累的能量需要释放，一直摸索着希望找到一个释放口，安倍经济学的诞生幸运地成为这种能量的释放口。但是，安倍经济学能不能最终引领日本经济全面复苏，依然是被质疑的。除了通货紧缩问题之外，日本还有一个心理紧缩问题，这两种紧缩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使得日本经济长期不能摆脱低迷状态。安倍经济学希望用通货膨胀螺旋来促使经济复苏，但首先碰到的就是心理紧缩的问题。通货膨胀螺旋就是让消费的增加来带动生产的增加，然后带动所得增加，再带动消费增加的螺旋。为了让消费增加，就要解决心理紧缩问题。解决心理紧缩问题没有其他灵丹妙药，争取扩大市场规模即可。只有当企业相信它们的产品市场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才有信心追加设备投资，增加员工的薪资，那样员工就会减少后顾之忧，积极消费。问题是现在日本的企业并没有那样的信心，它们只愿意给员工增加临时性的奖金，但不愿意给他们增加固定工资。员工们未来的收入依然处于不确定之中，心理紧缩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无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安倍经济学已经显示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口号可以使民意偏向同一方向”这一社会特征，而这种民意偏向也能够产生改变历史进程的能量。我们不能无视邻国的这一特征，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并顺势利导，引导中日关系走向双赢。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不菲的业绩，同时也失去了太多宝贵的东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日本的增长率的确停滞了，但日本社会仍是个舒适、成功的社会。无论中国多么成功，对于在意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的人来说，日本比中国更有魅力。”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我们应该有勇气直面现实。
日本是我们的邻国，邻国无法选择，必须交往。从自然环境到经济关系，中日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哪怕是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今天，在日元狂跌的过程中，中国因素也始终影响着日元的走势。这充分显示了两国之间经济动向依然是非常敏感的焦点。
中国需要发展，但幻想等待条件自然成熟，别人给机会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主动为发展创造条件。中日关系长期对峙，对日本没有好处，同样对中国也不利，实际上是一种“战术互损关系”。现在中日之间的贸易已经出现缩减的倾向，双方的出口额都有较大降幅，如果中日企业之间的交往也随之萎缩的话，我们也会错失借日本技术助推产业升级的机会。我们不应该对这种“互损关系”带来的伤害正逐步加深而置之不理。
中日两国都需要改变这种“战术互损关系”，但是，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处理起来颇为不易。这需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冷静和周到的准备，只有如此，才能直面复杂艰巨的难题。我们应该抓住日本民意容易产生偏向的特征，循循善诱，做出姿态，扭转目前这种不利的两国关系。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高度认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不是可以先拿出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主导中日关系朝和平的方向发展呢？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是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如同“强心针”一样对日本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若缺乏对实体经济切实有效的政策跟进，其作用很有限。
安倍经济学的关键着眼点是“成长战略”，这为日本实体经济带来了些许正能量。但是其贫乏的想象力，不仅难以把日本带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轨道、上，而且，还会把日本企业拖到与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直接低水平竞争的不归路上。
日本经济回暖，只能说明安倍运气好（国际大环境较为有利），很难说是其新政——安倍经济学的功劳。尽管安倍声称日本永远不做“二流国家”，但是就安倍经济学的实施前景来看，日本充其量也只能是个“二流国家”。
《安倍经济学：豪赌日本未来》作者黄亚南博士，先后在中日著名金融企业担任高管，对中日之间的企业并购及经济交流用力最深，颇有建树。《安倍经济学：豪赌日本未来》中详尽解释了“安倍经济学”的含义、由来、发展态势及“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日本永不做‘二流国家’”这一终极目标是否能实现。阐述了“安倍经济学”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的作用；介绍了其对世界经济格局及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对日本现行国策的分析，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丰富的实践反馈。
日本媒体和一些学者套用美国的“里根经济学”一词，把安倍一揽子激进的经济政策称作“安倍经济学”。2012年11月开始日本股市反弹，到2013年3月底，已经给日本企业增加了120万亿日元的市值，这已经比日本政府的全年预算还要多，现在日本上下都在欢呼“安倍经济学”的神奇效应。但是，股市永远是飘忽不定的，“安倍经济学”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效应呢？这种“鸡血效应”还能维持多久？黄亚南编著的《安倍经济学：豪赌日本未来》就日本近期的现状来解读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