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公认的解读中国大外交的奠基之作！最全面、客观阐释周恩来外交理论和实践的作品！

以古论今，客观分析周恩来的外交理论和技巧，反思当下，重申中国大外交的根本原则。

作者罗纳德·C.基思把周恩来的“理性外交”和“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周恩来的大外交(图文珍藏版)》的主要脉络，由此来展现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艺术及外交风格。

周恩来是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事业长达26年之久，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当代一些著名政治领导人，如斯大林、尼克松、艾登、尼赫鲁、西哈努克、尼雷尔、基辛格等，都赞颂周恩来是一个非凡的外交家。

《周恩来的大外交(图文珍藏版)》介绍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万隆、巴黎、莫斯科、新德里等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并认为周恩来在这些活动中所持的方针，策略是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冲破了美国的遏制、处理了与苏联的争端、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下了基础。

《周恩来的大外交(图文珍藏版)》由罗纳德·C.基思所著。

绪论 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

第一章 革命中造就的外交家

第二章 冷战期间组建外交部

第三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遏制政策的对抗

第四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苏分裂

第五章 周恩来、尼赫鲁及遭到破坏的“亚非团结”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第七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方针和现实主义精神

第八章 周恩来的遗产：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解释什么是“外交”时，已故的赫德利·布尔曾指出，在各国都普遍声称自己是正义的情况下，外交是不能够得到成功运用的。由于革命总是如此明显地包含了正义，所以，当某一国际环境通常具有权力的等级特性及民族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特性时，在其中进行外交实践确实会造成一种理论上的困境。赫德利·布尔的这种说法并非那么出乎寻常，因为正像人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和社会改造的理想观念中所预示的那样，革命常常与理性的方式和法定的程序形成了一种对比。

然而，周恩来在革命斗争中进行的外交实践，使人们产生了若干有关的疑问。周是如何亲自考察国际关系的现实的？他那著名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根源是什么？他是如何使国际政治的结构特征概念化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根据周的经历、个人政治生涯及其完善的理智，对他不断形成的现实主义和他由当代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中的相关的变化所产生的洞察力按年代进行阶级性的分析。

周是在日本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才在欧洲熟练地掌握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明确地驳斥了当时称之为符合潮流的欧洲社会民主，以突出表明其无产阶级的重要革命作用。周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源于列宁主义关于外交政策及外交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对外延伸这一基本理论的。

周赞同列宁关于必须铲除“左派幼稚病”的主张，并高度评价列宁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问题上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初，周向中国寄回了一系列报道，内容涉及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凡尔赛协议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国际联盟的不足之处，被称之为扩张的“权利的平衡”、与竞争中的欧洲霸权主义有关的中国的地位问题及太平洋地区爆发世界大战的潜在趋势。作为欧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党的高级组织者，周赢得了共产国际的尊敬。

1924年，当周回到中国时，他不得不去着手处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事件。周承担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间的许多重担。在对中国共产党内各派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派之间不断进行的调解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谈判技巧。20世纪30年代，周渐渐地将自己造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通过反对“左派幼稚病”，他捍卫了“外交手段”的实用性，使之成为对竞争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加以区别及从中获得让步的工具，以保卫处于穷乡僻壤的中国共产主义根据地。

在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他的个人外交手段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高峰。这种现实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党的整风运动中得以正式形成，而这次整风主要是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工作作风”。在统一战线的“双重策略”日渐演变的过程中，周还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在毛的影响下，他成了一个勇于献身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们可以由此发现周在外交事务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的主要思想倾向。

当时，周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党内“共产国际”派抽象理论的局限性，以加入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中国的实践本身已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周和毛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共同进行了攻击，并摆脱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派幼稚病”，从而根据中国特有的关于矛盾的理论获得了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新的了解。他们对实践的强调使中国共产党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上。他们欢迎那些可以从苏联得到的援助，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依靠国内的力量来组织一场自力更生的革命运动。

周的工作作风及分析问题的方法使当年在延安的美国迪克西代表团感到震惊。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状况有着更为明显的相当现实的了解。事实上，说服美国人(情况确实如此)是周的外交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约翰·瑟维斯对共产党的分析能力印象很深，以至于把他们的方法比作西方社会科学所使用的那种严格方法。瑟维斯至少深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对中国前景的认识来看待现实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在斥责国民党简单依附外援和外部势力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申过这一点。

在重庆的几年中，周表现得很出色。他的外交手段是对着美国人的，周试图使这一手段成为国民党在官方外交中的真正选择。周和毛敏锐地应付了“打打谈谈”这一形势，并不断地运用了他们的“双重策略”方针。这种方针试图在政治斗争中赢得“中间力量”，以孤立国民党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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