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魏晋之际思想家、文学家傅玄的家世、生平、著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辨；对其思想面貌和文学业绩，作了认真的分析，得出了知人论世的新颖结论。作为思想家，傅玄是一位政论家、伦理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其代表作《傅子·内篇》是讨论“君人南面之术”，为司马氏代魏而立的现实政治服务的，属于“杂家”类著作；作为文学家，傅玄的主要成就，是在曹魏时期取得的，他不是西晋太康作家。《傅子》中关于对玄学的评论意见以及其他学术方面的见解，也值得重视。本书还对杨泉《物理论》中大量混入《傅子》文这一现象，作了具体分析解释，并加以区分甄别。杨泉是一位天文学家、哲学家，思想有别于傅玄。据现存零星资料，钩稽杨泉生平，论证其思想，颇具新意。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他出生于汉魏之交，一生是在魏晋时期度过的；郡望之地在西北边地，自东汉末年遭羌胡骚扰，郡治属境发生了多次变迁。笼而统之地将傅玄当成西晋士人，而不大注意他在曹魏时期的重要经历；简简单单地把傅玄算作“北地”人看待，而忽略他的实际处境，都容易造成误解。而且，还应指出，魏晋时士人的社会地位，既跟他的郡望、族姓有关，又更注重父、祖生前官爵。因此，了解傅玄其人，必须首先弄清他的家世背景，包括北地郡的徙迁情形、傅氏的郡望属籍所在，特别是他的父、祖的生平经历。

本书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撰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傅玄评传

第一章 家世背景

 一、北地傅氏的来龙去脉

(一)北地郡治的徙迁情形

(二)北地傅氏的郡望问题

 二、祖傅燮的仕履与性格

(一)入仕前的大致情况

(二)讨黄巾功多不封

(三)朝议弃守凉州，一语惊人

(四)出任汉阳太守，以身殉职

 三、父傅斡的经历

(一)汉阳失守前劝父权归北地

(二)袁、曹争雄中劝马腾依附曹操

(三)扶风太守，丞相府参军、仓曹属

(四)著述文章小议

 四、几点说明

第二章 生平事业

 一、高平陵事变之前(217——249年)

(一)三岁丧父，避难河内

(二)专心诵学并入太学

(三)初仕为中书著作，“撰集《魏书》” 

(四)正始年间(240一248年)处境险恶

 二、两次升迁，三任新职(249——264年)

(一)初迁：入司马昭军府任参军

(二)调任温县令，再迁弘农太守

 三、魏晋禅代前后(265——266年)

(一)参与制礼作乐，擢升散骑常侍

(二)掌谏职，迁侍中

 四、两遭免官，三易其职(267——278年)

(一)朝廷争言坐免官

(二)起用为御史中丞，迁任太仆

(三)任司隶校尉时骂座而再遭免官，病卒

 五、傅玄的性格、亲属及交游

(一)刚直火爆的性格

(二)亲属与族亲

(三)稀少的交游

第三章 著述与创作

 一、关于《傅子》

(一)著录情形

(二)清代以前的辑录情形

(三)《四库全书》收载得失

(四)方本、严本、叶本的比较

(五)内、外、中篇的内容与写作时间

 二、关于《傅玄集》

(一)著录情形

(二)作品入选、辑录情况

(三)存留作品的辑集情况

(四)赋文类作品

(五)宫廷乐章

(六)其他诗作

(七)诗文补遗

第四章 “虚无放诞之论”

——从现实政治角度抨击魏晋玄学

 一、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时期

(一)“魏武好法术”与“魏文慕通达”

(二)“无复清议”

(三)魏明帝“尊儒贵学”的原因

 二、关于才性问题

(一)玄学家的“才辨”

(二)“品才有九”

(三)水性说

 三、关于圣人无情有情的讨论

 四、关于名教与自然的矛盾

第五章 “通儒达道，政乃升平”

——君人南面之术(一)

 一、正己立身以正天下

(一)正己以公心

(二)立身以诚信

 二、推己及人以兴天下

(一)崇仁兴利

(二)重孝事亲

 三、因物制宜以治天下

(一)“天地之道”与“圣人之治”

(二)“先礼后刑”与“先刑后礼”

(三)善赏罚与慎赏罚

(四)关于肉刑问题

第六章 “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

——君人南面之术(二)

 一、尊儒家之道，因德知人

(一)隆礼要重德轻言

(二)尊贤要容直臣识奸佞

(三)弘道要重爵禄之分

 二、贵儒学之业，因善教人

(一)人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

(二)贵教在于“因善教义”、“因义立礼”

 三、重贤能之选，因人致人

(一)“天下不乏贤”

(二)“因人以致人”

第七章 “以民为本”，“民富则安，贫则危”

——君人南面之术(三)

 一、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

 二、安民七策

(一)分民定业

(二)重亲民之吏

(三)以法宽民

(四)量时省吏

(五)乡间教化

(六)量民役赋

(七)图远兴事当慎

 三、上疏言务农四事

(一)减轻课田剥削率

(二)严明郡县督农之责

(三)增置水官掌水利之功

(四)减少实际课田亩数

四、后论

第八章 学术思想综述

 一、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一)“元气”生万物

(二)顺应天时，重视人力人事的作用

(三)高度赞扬机械发明制作的作用

(四)观行验实，贵学轻言

 二、兼容各家的思想特点

(一)傅玄政论思想的基础

(二)兼容各家之长

(三)《傅子》应为“杂家”类著作

 三、“评断得失”的史学见解

(一)关于历史人物、事件方面

(二)关于历史典籍方面

(三)“三史”得失

(四)傅玄的史学观

 四、礼乐典制方面的议论

(一)关于礼制服丧原则

(二)关于乐制乐器的记载

第九章 文学思想及其创作(上)

 一、文学思想

(一)“宗经”、“通变”的创作思想

(二)拟作时品评议论的见解

(三)附议：傅玄不是太康作家

 二、赋文类作品

(一)辞赋60篇

(二)宣扬伦理道德观的铭赞类文字

(三)关于《相风赋》

第十章 文学思想及其创作(下)

 三、歌功颂德的庙堂乐府诗

 四、叙事抒情的乐府诗

(一)借古题而叙时事

(二)借古题咏古事、咏古意

(三)自为乐府之作

 五、入晋以后的诗作

(一)乐府诗作

(二)其他诗作

 六、傅玄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

(一)刘勰立论不涉及傅玄入晋前的作品。

(二)钟嵘论诗不计杂言，不重乐府

(三)继承建安风骨，拟古与创新并重

(四)关于“善言儿女”

结束语

杨泉评传

第一章 杨泉的生平与著作

 一、杨泉生平考索

(一)汉末梁国杨氏避地会稽

(二)吴亡后，杨泉北徙洛下

 二、杨泉著作述略

(一)著录情形

(二)辑佚情形

 三、杨泉从事著述的背景

(一)天体三说的基本内容

(二)吴亡前后江南学者“谈天”的情形

(三)扬雄、王充学说的影响

(四)西晋中朝玄学的“贵无”世风

第二章 杨泉的思想

 一、天体学说新义

(一)“地有形而天无体”

(二)天体的运转特点

 二、元气生成论

(一)“立天地者，水也”

(二)“成天地者，气也”

(三)“人含气而生，精尽而灭”

(四)杨泉“元气生成论”的评价问题

 三、观察社会、探求人生的见解

(一)关于对中朝玄学的批判

(二)关于政治方面的言论

(三)关于工艺技术方面的论述

(四)关于修养性命、治病强身方面的认识

结束语

 附录

 一、傅玄生平年表

 二、重要参考书目

 索引

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后记

2．关于太康改籍

《宋书·傅弘之传》日：“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悉属灵州。弘之高祖祗，晋司徒，后封灵州公，不欲封本县，故祗一门还属泥阳。”太康三年(282年)，西晋又恢复了北地郡灵州县建制，这时傅玄刚去世不久。傅嘏子、傅玄族侄傅祗却不愿仍归旧属灵州，坚持以徙置泥阳为籍，以致这两门北地傅氏后裔在日后侨居江南称自己的郡望地时出现了分歧。傅祗之后的傅弘之称“北地泥阳”，傅咸之后的傅亮称“北地灵州”，均见《宋书》本传。这说明傅玄下一代的两支同宗同望傅氏已经不同门了。问题是，傅玄与其同辈年长的傅嘏(209—255)是一种什么关系?史书称傅嘏是傅玄的“从兄”，傅祗是傅咸的“从叔”，似乎血缘很近。但是，据后来颜之推反映北方人士的亲族关系，“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颜氏家训·风操篇》)，与南方严格的称谓有异。这虽讲的是南北朝的风俗，应该说追溯至魏晋时期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傅嘏、傅玄二人间是否属真正意义上的从兄弟关系，很难认定。从前列世系表及页注中，我们也可发现，傅玄之祖傅燮与傅嘏之祖傅睿就不是亲兄弟，二人各有父辈，其父辈是否为亲兄弟，由于史籍失载，也不能断定。因此，即使傅嘏、傅玄仍可以从兄弟相称谓，而两支傅氏的血亲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太康年问的改籍只不过是意味着亲疏关系的公开分支、各有所属罢了。

P10-11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撰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撰写本书的任务，起初是由魏明安先生申报论证后承担下来的；由于用目劳累，他本来衰弱的视力继续下降，最后到了无法读写的程度。明安先生希望我与他一起完成撰稿，并向“中心”作了说明。“中心”表示赞同。这样，自1994年6月起，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直至完稿。

本书由我执笔而成。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在我动笔之前，明安先生已作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对全书的内容与结构也酝酿良久，这对我重新熟悉材料来讲，省力不小，切磋讨论中，又使我获益不少；在写作过程里，每成一章，我都要念给明安先生，听取他的意见或建议，然后增删修改，甚至重写一遍，这使成稿避免或减少了许多失误。因此，本书是我们合作的产物。第二，由于执笔为文的关系，本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的写作水准。这不但表现在处理材料的思路和行文措辞的风格上，而且也体现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表述观点的思维论证过程中。因此，书中倘有不尽人意乃至不成熟不准确的地方，那是应由我负责的。

本书着力于求实、创新。这其实也正是《丛书》在体例上的要求，匡老在《序》里讲得很清楚。对于本书传主的生平业绩和思想风貌，人们以往注意得不够，论述也不很准确。这就需要我们下点功夫，既不能不加思索地沿袭旧说，也不能似是而非地架空立论，而必须在定位定性上深入探求。考辨全部材料，阐释新的见解，从而才能得出坚实的结论。我们有意突出这方面的内容，是为本书作为《丛书》之一的学术质量考虑的。

本书完稿于1995年5月初，写作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书稿经“中心”约请的专家审阅后，从总体上作了充分的肯定，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改进的建议。随后，我们又增添了一些内容，作了补充修订。当然，书中疏漏失当之处还可能不少，希望读者发现后随时指正，我们衷心欢迎。

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热情关心和积极支持，有关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们谨表诚挚的谢意!

赵以武

1995年10月25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