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掘文坛史料，记录名人旧踪”为宗旨，由文史研究专家、文化名人的故友后人、文坛大事的亲历者等，对发生在上海尤其是虹口地区的文坛往事、名人和老书刊作了或严谨细致或声情并茂的分析和叙述，并收入大量珍贵图片。从中可以看到鲁迅、茅盾、郁达夫、夏衍、艾青、丁玲、胡风、沈钧儒等文化名人。不为认知的细节，知晓丁玲被绑架、中国文协慰问高尔基、“语丝”的起源、鲁迅与《简爱》的关系等已被认遗忘的文坛往事，重温《幸福》、《曙光》以及曾经风光无限的方型周刊的故事。本书可为文学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也可供对老上海文坛旧事、名人旧踪感性趣的普通读者品读玩味。

1996年间，上海市虹口图书馆决定在该馆馆刊《绿土》中开辟专门篇幅设立文史专刊，登载文史资料研究性文章，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史知识，也为学界提供一定的学术信息。知道这一消息后，我最初的感觉是赞赏和欣喜。

虹口图书馆是一家区级图书馆，主要任务是为区内机关和居民提供一般的书刊阅读服务。虹口图书馆又是一家有个性、有胆识的图书馆，在尽职尽责完成主要任务之外，常常探索更多、更好服务社会的方法与途径，例如建立“文化名人在虹口”等特色阅览室；设立“文化快车”，将图书杂志、讲座、展览定期送到居民社区、军营以至监狱等等。这些做法，不仅在上海的区级图书馆中形成特色，也受到广泛的社会好评。决定在其馆刊中定期登载文史资料研究文章，显然是扩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的新追求、新努力。我对这种热诚服务社会和永不自满、好上加好的精神由衷赞赏。

虹图的眼界和襟怀（代序）

虹口

虹口朱家木桥的宋氏老宅

革命诗人蒋光慈贫病交迫死于虹口

应修人在虹口

虹口历史上的几家出版机构

周楞伽与虹口

关于内山书店早期店址一文的辨正

附：关于内山书店的早期店址

太阳社与春野书店

昆山花园路7号：失踪的女作家和诗人之死

阿英在虹口——纪念阿英诞辰100周年

沈钧儒与虹口的一段情缘

施家伯伯在虹口

书信

夏衍追忆南强书局的一封信

丰子恺谈《漫画〈阿Q正传〉》创作细节的一封信

中国文协慰问病重的高尔基和鲁迅

笺注艾青的一封信

郁达夫致邵洵美遗札

胡风的一封佚信

巴人流亡南洋遗扎二则

汪静之先生给我的帮助和启示

蒋兆和谈《与阿Q画像》的一封信

《鲁迅旧诗新诠》妄语欺人的一个确证——记茅盾的一封遗札

人

纪念我的哥哥陶晶孙

茅盾有个笔名叫做“四珍”

我在花篮里插上了百合——怀念戈宝权先生

关露和佐藤俊子

钱芥尘其人其事

和范泉相处的日子

胡山源和我的父亲周楞伽

鲁迅与徐梵澄

追思良师益友彭慧

我的父亲穆木天

高语罕的生卒年份

梅娘送我一张老照片

鱼贝和他的小说

温梓川与郁达夫

周天籁文学创作谈

我的一段经历

事

丁玲绑架前后

丁玲日记的一处“整理”

林庚白悼丁玲诗

难忘“一·二八”

《新青年》上的一段游戏文字

吴琛自说“魏于潜”

也谈柳存仁的《怀乡记》及其他

李霁野译《简爱》与鲁迅有关？

语丝二题

文协档案过眼录

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

珍贵的照片

楼适夷与我父亲周楞伽的两次龃龉

书刊

范泉和“生活与实践丛刊”

朝花夕拾——忆30年代文友社的小刊物

第24期《幸福》

“属于往日”的《山水》

黑暗吞噬的《曙光》

萧乾与《西行访问记》

闲看落红说春华——抗战胜利后上海方型周刊的兴衰

后记

1981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后，关于宋庆龄研究也成为一严肃而又热门的史学课题。以前，人们只知道宋庆龄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的传教士，是林乐知(Yolmg John Allen，1836—1907)的属下，而林乐知自1880年在虹口创设中西书院(后迁苏州，即东吴大学的前身，上海校址改为东吴大学附中，即今上海昆山路财大夜校部)，就长期定居虹口昆山路。1907年林乐知逝世，监理会即将学校内的教学楼命名为“Young John Allen Memorial Church”即“林乐知纪念堂”之意，而中文又译为“景林堂”。1923年，宋子文为缅怀其父亲与林乐知的一段师徒之情，又捐资在旧堂对面的原林乐知私宅地基上建新的“景林堂”，也就是现在的“景灵堂”。而教会为报答宋家的慷慨，特地在教堂设一专座，该专座是为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设立的。这是一个真实可靠的故事，“老虹口”人人皆知。由此，上海人一直认为虹口是宋庆龄的诞生地和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但是，宋庆龄的家在何处，始终无人知晓，也始终无人问津。

1984年，孙中山故居的华路先生(今在华东化工学院执教)在整理宋庆龄主席遗物时，发现一封清末由日本横滨寄“上海虹口东有恒路612号宋庆龄女士收”的信封，于是他们着手调查宋庆龄幼年的住处，笔者也应邀参加了调查。

我们首先访问了原景林堂牧师谢颂三(当时79岁，比宋庆龄小13岁，其夫人80岁，也是教会中人)，他当时正在读英文版《宋氏三姐妹》，他认为该书中叙述的宋氏姐妹幼年情况比较真实可信。

谢颂三早年就读于美国，毕业后回上海负责监理会工作，并长期任景林堂牧师。他说，宋耀如与倪桂珍结婚是在虹口朱家桥，房子外墙为黄色，周围还是一片农田。他还告诉我们，当时林乐知是上海教区的坐堂牧师，除负责上海教务外，还兼管苏州、昆山、松江一带的教务。当宋耀如来到上海后，林乐知就派他往返于苏州、昆山一带巡视教务，但是当宋耀如与倪桂珍相识后，处于热恋之中的宋耀如希望林乐知将他安排在上海工作，却被林乐知拒绝了。于是宋耀如一气之下与林乐知断绝了关系，自己在虹口创办了美华书馆，印刷和推销《圣经》及宗教读物。

宋庆龄的外祖父倪蕴山(1835-1889)，祖籍安徽，约乾隆时举家迁入浦东。当倪蕴山娶妻徐氏(后人凭此认为宋庆龄与徐光启家属有亲家关系)后迁家川沙东门中市街，以开鞋铺为业。不久，倪蕴山又迁至上海租界盆汤弄(今山西中路)，仍以开鞋铺为业。他的两个女儿倪桂金和倪桂珍均曾求读于裨文女校(今上海市第九中学)，倪桂金嫁给了留美归国的牛尚贤，由牛尚贤的介绍，宋耀如相识了倪桂珍(据说，当时宋耀如不希望娶太传统的小脚女人，而倪桂珍是新派的不缠足的女子)。由此可以推断，倪家在川沙并无产业，宋耀如与倪桂珍虽均为教会中人，但并不是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无权，也不会跑到川沙去另设一个“福爱堂”。

宋耀如与林乐知关系不和还出自另一个原因。宋在上海结识了英商宝顺洋行、太古洋行大班郑观应，郑观应与孙中山是同乡人。1894年，孙中山赴上海上书李鸿章，又通过郑观应的关系结识了宋耀如，并住在宋的家中，于是宋与孙以兄弟相称，宋耀如也开始了从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向革命志士的转变。林乐知也是一个同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物，这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有明显的反应，但是他不同意他的属下直接参预反政府斗争，于是决定叫宋耀如暂时与教会脱离关系，这点更说明宋不可能再赴沙川另设教堂传教。谢颂三夫人幼年住在禧年堂(今上海唐山路高阳路口)。她说，她的父母曾多次对她讲，他们经常看到孙中山与宋家人在此进出，她本人也多次看到孙中山与宋庆龄坐马车从这里经过，这事在她幼年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当宋庆龄与孙中山确定婚恋关系后，思想极开放的宋耀如也无法接受女儿要嫁给比她大27岁、并曾以叔侄相称的孙中山，宋耀如就此与孙中山断绝了往来。

汤志均先生主编的《上海近代史大事记》是参照旧报刊、文献、档案编写的著作，在该书的1895—1912年记录中，多次记下黄兴等革命志士在虹口朱家木桥活动，并被暗探跟踪、追捕的记录；宋庆龄纪念馆也认为宋庆龄出生在“虹口朱家木桥”。由于“朱家木桥”是一个早已消失了的地名，所以后人已不清楚“朱家木桥”的确切位置。据1923年《上海指南》中记：“朱家宅(美界)，东有恒路之北横街。”“朱家木桥(美界)，新记浜路(熙华德路北，塘山路口)。”熙华德路即今长治路，塘山路即唐山路，新记浜路是填原“新记浜”筑的马路，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更改为新建路。而宋耀如住宅的东有恒路630号就在“朱家木桥”东侧。

据笔者所知，1984年宋庆龄故居管理处还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旧档中找到一份1946年的关于东有恒路630号房产纠纷档案。该档案记录：东有恒路630号房产属宋耀如家，后租赁于诉讼人。宋庆龄故居管理处也是主要凭此证据来确定宋庆龄诞生地的。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是一代伟人，上海的虹口区和川沙也为此而引起了一场关于宋庆龄主席诞生地和幼年旧居的争执。我认为作为研究，争论越激烈越好，争论是会产生公正、正确的结果的，但是，我反对那种仅希望借助伟人为地方争光彩的做法。平心而论，宋耀如是从小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生，又是教会牧师，倪桂珍也是一个基督教信徒，一个新派的女性，离“朱家木桥”很近的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就有美国教会医院——同仁医院，他肯定会选择到西式医院作产前检查和生产，而不会在川沙这个落后的地方听天由命，所以，笔者认为：宋庆龄及其兄妹应该出生在医院里，她幼年长期生活的地方在虹口。P2-4

1996年间，上海市虹口图书馆决定在该馆馆刊《绿土》中开辟专门篇幅设立文史专刊，登载文史资料研究性文章，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史知识，也为学界提供一定的学术信息。知道这一消息后，我最初的感觉是赞赏和欣喜。

虹口图书馆是一家区级图书馆，主要任务是为区内机关和居民提供一般的书刊阅读服务。虹口图书馆又是一家有个性、有胆识的图书馆，在尽职尽责完成主要任务之外，常常探索更多、更好服务社会的方法与途径，例如建立“文化名人在虹口”等特色阅览室；设立“文化快车”，将图书杂志、讲座、展览定期送到居民社区、军营以至监狱等等。这些做法，不仅在上海的区级图书馆中形成特色，也受到广泛的社会好评。决定在其馆刊中定期登载文史资料研究文章，显然是扩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的新追求、新努力。我对这种热诚服务社会和永不自满、好上加好的精神由衷赞赏。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一度出现过“全民经商”热潮。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由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三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体制中占有份额严重不足，出于尽快实现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一项探索，“全民经商”应运而生。正是因为这一热潮是一项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探索，以至其既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也提供了不少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一切向钱看”，便是在“全民经商”热潮中出现的一个片面而错误理解“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潮。受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出版业内一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一批社会读者群体相对狭小的严肃刊物和学术刊物纷纷陷入困境，甚至在苦苦挣扎后陆续无疾而终，其中包括以刊发文史资料研究为主的一批刊物；学术界也出现轻视沉潜研究，蔑视史料发掘考证，热衷以“新、奇、性”术语拼建“理论”架构，虚张声势，“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空疏浮躁风气。虹口图书馆居然反此时潮而行之，在《绿土》开辟篇幅特意发表文史资料研究文章，我对这种尊重和支持踏实沉潜学者和学风的举措感到欣喜。

广义上的文史资料，内容广泛，包罗万象，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种门类。虹口图书馆的《绿土》文史专刊，主要侧重发表的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化，尤其是文学有关的历史资料研究文章，诸如相关的人物经历揭示，历史事件探秘，往昔书刊介绍等等。为了办好《绿土》文史专刊，虹口图书馆的陈金发馆长、李果馆长，特别是负责《绿土》文史专刊的葛玲良、卢星、潘潮等几任编辑，广泛联系国内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虚心求教，积极组稿，精心编辑，孜孜不倦坚持十多年，将这份刊物办得内容丰实，图文并茂。《绿土》文史专刊中的文章，有亲事者的经历自述，有博学杂家的掌故趣谈，也有学术性的发隐考据；文章的篇幅有长有短，文笔风格多种多样，大多写得扎实有趣、雅俗共赏。这些文史资料研究文章，为一般读者提供了增广见识的趣闻，为文化和文学历史研究学者提供了探求真相的线索，建立科学观点的佐证。现在的《绿土》文史专刊，已为读者竞相传阅，更在学界声名远播，时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十多年来，《绿土》文史专刊的关注视野越发开阔，作者队伍和读者群体越发广大，而其不尚盈利、潜心向学、踏踏实实又生机勃勃的禀性则一以贯之。伴随《绿土》文史专刊的发展历程，我由最初的赞赏和欣喜，渐渐感悟到这份刊物及其编辑、领导者的眼界和襟怀。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学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经历，造就丰富深厚的内涵和多采瑰丽的风姿，为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如同无限的宇宙是由一秒一分、一日一夜所组成，任何历史的丰富深厚内涵和多彩瑰丽风姿，也得之于许许多多细节和情节的累积。每一件文史资料正是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和情节。伴随历史发展的坎坷崎岖和天灾人祸，许多文史资料为岁月所淹没流失，或被人为地破坏与误解，从而妨碍了对历史发展真相的如实展示，甚至还会造成一定的虚假形象。努力探求历史真相，不仅为了了解历史发展的切实历程，继承前辈遗留的财富、形成的传统，更为了现在的创造和未来的发展。因此，作为揭示特定历史细节和情节的文史资料，作为钩沉辑佚、辨伪求真的文史资料研究，便成为后人尤其是历史研究者探求历史真相，努力继承传统、创新前进的一项必要工作和基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史资料研究实在是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任何文学继往开来的必须，也是任何历史研究学者的职责，是任何历史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文史资料研究的轻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学的振兴发展，显然无益有害。《绿土》所以开辟文史资料研究专刊，《绿土》文史专刊所以克服许多困难勉力坚持十年，并有意继续坚持下去，就得之于虹口图书馆的领导者和《绿土》编辑，具有认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高远眼界，具有服务和推进民族振兴、文化繁荣、文学进步的历史责任感的宏大襟怀。这是尤其令我敬佩和感谢的。我相信，在读者和学界中，有此同感的多有人在。

《绿土》文史专刊问世之初，社会上弥漫着对赵公元帅的狂热崇拜，学术界空疏浮躁风气也喧嚣肆虐，这份小报宛若文史资料研究和严谨踏实治学传统得以栖身的不多“绿洲”之一。现在，空疏浮躁的学风已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反感和谴责，重视文史资料研究的踏实治学传统，也逐步在学术界得到恢复和发扬，同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相比，现在喜爱文史资料研究文章的读者越来越多，重视发表文史资料研究文章的刊物也明显增加，其中有专业学术机构主办的，也有许多民间爱好者自编的，《绿土》文史专刊又成了日趋兴荣的文史研究百花园中的“绿叶”之一。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华文化的弘扬，中华文学与学术事业的发展，与海内外各行各业存在许许多多这样的“绿洲”、“绿叶”，关系密切。

《绿土》是一份“内部交流”刊物，每期印数不多，在社会上流传不广。《绿土》文史专刊亦然。《绿土》文史专刊的读者，特别是阅读过这份专刊的学界同人，几乎都觉得这一情况是种遗憾，曾多次建议虹口图书馆能在适当时机，将专刊上的文章汇辑成书，公开出版，以便在为社会读者和学术研究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弥补这一遗憾，虹口图书馆和虹口区文化局的领导欣然接受上述建议，决定划拨专款，选择《绿土》文史专刊上登载的一部分文章，编辑成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付梓印行，于是，便有了奉献在各位面前的这本《海上文苑散忆》。

我是《绿土》文史专刊的普通读者，也是这份专刊的普通供稿者。由于我从这份专刊诞生到现在一直相伴相随，虹口图书馆的同志便命我为《海上文苑散忆》的出版写篇“序言”。写“序言”我没资格，因为我自知学浅才疏，比我为这份好刊物倾注更多心血的不乏其人。我向虹口图书馆的同志建议，“序言”最好请贾植芳、丁景唐或其他前辈学者来写。然而，由于这几位前辈或者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或者事务繁忙无暇执笔，致使虹口图书馆的同志还是要我担当此任。几经思忖，实在为虹口图书馆同志们的眼界和襟怀由衷感动和敬佩，便不顾名微笔拙，谨成此文，权作“代序”以从命。

衷心感谢虹口图书馆同志们的出色工作。

衷心希望这本文集对诸位读者开卷有益。

陈青生

2006年6月

上海虹口区图书馆位于上海乍浦路上，这条长约两公里的并不宽敞的小马路，曾以“美食街”而闻名于沪上。十年前，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而至，公共图书馆建设举步维艰之时，图书馆的前任馆长陈金发却在一片酒绿灯红之中，创办了一份名为《绿土》的小报。报纸没有刊号，8开两版，十分单薄，但“绿土”二字却寓意着图书馆人不计浮名、潜心耕耘、矢志于构建“精神绿洲”的决心和志向。

《绿土》报以“发掘文坛史料，记录名人旧踪”为宗旨，初以围绕虹口“做文章”，依托虹口曾为文化名人荟萃之地的资源优势，聚焦于现代文学史上的“虹口记忆”；后又跳出虹口“做文章”，将编辑视野扩大到整个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努力挖掘相关史料和鲜为人知的逸闻佚事。在当年一些文史类刊物停办、报刊上的文史类栏目缩减的情势下，《绿土》报专注于史料建设与文化积累的编辑方针，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并得到众多现代文学研究界学者、专家的支持。

《绿土》报作者以上海为主，兼及北京、天津、南京、成都等地，作者主要是来自高校(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大、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研究机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出版单位(上海古籍、人民文学、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所撰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但因《绿土》报为非正式出版物，所发文章不能作为转述和引用的材料而为学界引以为憾。

为使《绿土》报所发文章能成为社会化的研究成果，并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拾遗补缺的一项文化积累，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领导的支持下，《绿土》报所发文章终得以汇编成集、公开出版，以使更多读者受益。

《绿土》所发文章皆为正式出版前的首发稿，本书是从《绿土》报历年所发文章中遴选编辑而成。由于资料保存不善，当初刊发的一些珍贵图片未能尽数收入，留下不小的遗憾。我们已计划继续将《绿土》刊发的文章选编结集，冠以《绿土文丛》连续出版，相信这种遗感不会再出现在今后的选集中。

在“绿土文丛·首卷”《海上文苑散忆》面世之时，我们要特别感谢慨然应允担任本书学术顾问的贾植芳先生，感谢在本书策划、选编、拟名以及在学术上给予指导和帮助的陈青生先生，感谢长期以来为《绿土》报提供了丰富稿源的诸多专家学者们，感谢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虹口区文化局领导朱浩、朱米天先生，感谢在本书编辑过程中精诚合作、认真工作的葛玲良、潘潮、张慧竹、俞宽宏、朱崎等诸位同仁，以及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胡小静、孙瑜先生。

由于学识粗浅、经验不足，本书在编辑中定存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之处，敬希作者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