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与人、古与令、阴与阳、生与克、是与非、真与假、知与行、善与恶、义与利、德与才、和与同、治与乱、民本与任贤、礼与法、小康与大同……翻开《十五堂中国哲学课》一书，听周桂钿教授为你答疑解惑，点亮人生。

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学习哲学，能使人聪明。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要有高素质，不能没有哲学，要做大事业，也不能没有哲学。学哲学，用哲学，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经验。哲学的内容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说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精神是丰富多彩的，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真、善、美。因此，哲学按研究内容来分，可以分为求真的哲学，求善的哲学与求美的哲学。哲学道理是深刻的，形式可台是通俗的，形象生动的。这本《十五堂中国哲学课》的内容就是中国传统的智慧，撰写追求的目标有三：一是通俗，二是有趣，三是有用。不知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以及达到什么程度，只好由读者评说。

《十五堂中国哲学课》由周桂钿编著。

第一课 天与人

 1.天人之际

 2.天人合一

 3.人定胜天

第二课 吉与今

 1.食足知礼，先富后教

 2.损益因革，变古易常

 3.势非圣意，理在民心

 4.重史传统

第三课 阴与阳

 1.阴阳论

 2.人体的阴阳

 3.追求平衡

 4.阴阳论与对立统一论的异同

第四课 生与克

 1.最初的五行

 2.五行相胜

 3.五行模式

 4.五行相生

 5.五行与医学

 6.对今天的启示

 7.中医与西医

第五课 是与非

 1.墨家的三表说

 2.庄子的是非观

 3.韩非的参验论

 4.《淮南鸿烈》是非无定论

 5.王充的效验论

第六课 真与假

 1.真理问题

 2.实践检验问题

 3.实事求是

 4.真话难讲

 5.实事难办

 6.贤才难得

第七课 知与行

 1.知行先后之争

 2.知行难易之争

 3.知行轻重之争

 4.欲速则不达

 5.小利不能贪

 6.起点要低

 7.怀大义，识大体

 8.志当存高远

 9.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八课 菩与恶

 1.孔子论人性与仁德

 2.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

 3.苟子的性恶论与隆礼重法

 4.董仲舒的人性未善论与德主刑辅

 5.人性论的融合与批判

 6.性三品说

 7.性二元论

第九课 义与利

 1.义利的本义

 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功贤于耕织

 4.义者宜也

第十课 德与才

 1.为政以德

 2.德才兼备

第十一课 和与同

 1.“和”与“同”

 2.人际关系

 3.国际关系

 4.人与自然

 5.和谐与竞争

 6.审议“优胜劣汰”

第十二课 治与乱

 1.治国之道，唯力不足

 2.乱世无义，争于气力

 3.齐顷公转危为安

 4.秦亡教训，历史总结

 5.正义必胜与“胜者为王”

第十三课 民本与任贤

 1.以民为本

 2.任贤之力

第十四课 礼与法

 1.礼与礼治

 2.法与法治

 3.法与礼的关系

第十五课 小康与大同

 1.礼义为纪的小康社会

 2.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3.聚和堂试验

 4.康有为的《大同书》

礼最初可能产生于祭祀。在祭祀的时候，有各种仪式，参加祭祀的人员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处在不同的位置上，做不同的动作。大家都按规定严格实行，祭祀就会顺利进行，井井有条。整个社会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地位，严格而适当地根据“名分”来处理，社会就不会乱。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父有父的样子，子有子的样子，那就安定了，有序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各司其职，不敢僭越，没有越轨行为。否则，大家都越俎代庖，这就是平常说的“乱套”。

礼治是用一种合理制度来治理社会，这种合理制度建立在等级制上。承认人在社会上是有不同的角色与地位，有一定的“名分”。不同的名分就有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可以根据规定获得合理的报酬。高官便有厚禄，权力大不能无限制占有社会财富。社会底层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有生活所需的最低资料。在这种意义上，荀子认为礼是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制度，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制订礼义来分配社会财富，赡养人的欲望，供给人的需求，使人的欲望与社会财富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这是礼产生的原因。有礼义，富贵人家可以安享尊荣，其他人也可以享受与自己地位相应的生活。这是富贵与贫贱“两得”。如果没有礼义，或者一些富贵人家不遵守礼义，贪婪无限，多吃多占，那么就有很多人陷于贫困，乃至饥寒交迫，无法生存。这样社会就不安定，而富贵人家也不得安享富贵，这就是“两丧”。

儒家讲三道：天道、地道与人道。人道最终就体现在礼上，因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遵循不遵循礼，重视不重视礼，是文明不文明的表现。“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同上）高兴过头，容易乐极生悲；悲哀过度，也会损害健康。礼规定喜怒哀乐的程度，损有余而益不足，进行调节。用各种物质、颜色、形状、花纹、音乐、多少来表示贵贱的分别，表达感情的悲喜。

提倡礼治的儒家认为只要各安其责，各守其职，天下就安定了。但是，如果一个官员不称职，做不好他所负责的那一方面的职责，怎么办呢？应该由上级撤换他，派合适的人选去接替他。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一职务？于是提出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一项。儒家经常讲尊贤使能，尊重贤人，任用有能力的人。孟子讲：“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苟子说：“贤能不待次而举。”“欲立功名，则奠若尚贤使能矣。”（《荀子·王制》）尚贤与尊贤相当。司马迁说：“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史记·太史公自序》）贤能是治国所必须，有贤能之才而不用，说明当政者昏迷，缺乏执政能力。或者听信奸臣谗言，迫害忠良之臣。楚王不用屈原，吴王不用伍员，是历史上典型的例子。礼治，体现为人治，人治以人为主，用人不当，必将致乱败事，甚至国破家亡。

社会风气比较好，就称为“礼仪之邦”。提倡礼仪，就是要移风易俗。礼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要建构和谐社会，必须提倡文明礼仪。礼的合理性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过去儒家提倡的礼过于复杂烦琐，“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前说儒家的礼太多，效益不高，难以完全照办；后说基本的礼还是不能改变的。

儒家的礼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改革，不断适应新的时代。礼的细节多有改变，而礼关于分别尊卑贵贱的基本精神至今不变。我们现在讲平等，在投票时每人一累，这是平等的。遵循法律，也是平等的。但是，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差异却是绝对的。社会地位不一样，社会角色也不一样，怎么能在一切方面都平等呢？只要承认差异，就有礼的存在空间。礼是对尊者的崇敬，也是对卑者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强者的抑制，对弱者的保护。

在中国历史上，礼对于建立和睦家庭、和谐社会都起过了不起的作用。五四时代，为了掀起革命，必须打破平衡，批判封建礼教是很自然的。因为封建礼教的作用就是稳定封建社会。

P306-309

学习哲学能使人聪明。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嗵过学习哲学可以锻炼人的理论思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战国时代大儒孟子说，人本来就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他所说的“智”这个固有的善端，就相当于恩格斯说的理论思维这个“天赋的能力”。恩格斯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孟子也认为“善端”需要不断地“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将丢失的本心找回来。明代王阳明说：“圣人之学，心学也。”所谓心学，就是认真读圣贤书，结合自己的思想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与文化素养。这也就是孔子所谓“为己之学”。因此，哲学是深刻的，有大用的。要有高素质，不能没有哲学，要做大事业，也不能没有哲学。学哲学，用哲学，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经验。

哲学的内容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说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精神是丰富多彩的。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真、善、美。因此，哲学按研究内容来分，可以分为求真的哲学，求善的哲学与求美的哲学。

求真的哲学，根据科学成果，通过逻辑分析，探讨宇宙本原。西方哲学以这种求真的科学哲学为主流，因此，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要与科学家结成联盟。中国传统哲学以求善的政治哲学为主流，研究讨论的主题主要是社会治理的问题，讨论人性也是与治理社会相联系的。政治哲学是以历史上政治兴衰成败作为借鉴，以当代人的性情作为根据进行研究的。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与政治家结成联盟。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是密切相关的。按韩愈的说法，周公以前，政治家与哲学家合于一身，所以古代圣王既是哲学家，也是政治家。周公以后，政治家与哲学家分离，政治家是君，哲学家是臣，研究理论比较深入，实行需要政治家的配合。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寻找合作的政治家。管仲与齐桓公，商鞅与秦孝公，李斯、韩非与秦始皇，陆贾、叔孙通与刘邦，贾谊与汉文帝，董仲舒、公孙弘与汉武帝，魏微与唐太宗，王安石与宋神宗等，都是哲学家与政治家配合的例子。二者合则双赢，离则共悲。

哲学理论，共性是深刻。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深奥难懂；一是通俗易懂（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所以又说是“深入浅出”）。通过严密的逻辑，从概念到概念，推导出一套抽象理论。当然就显得很深奥。如果用生动的故事来阐述深奥的道理，当然就通俗了。语言通俗了，道理还是深刻的。关于这一点，孔子、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有共同的看法。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是从董仲舒那里听到孔子关于撰写《春秋》的宗旨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我想撰写抽象的政治哲学理论，不如将理论体现在史事叙述中那样深刻形象。司马迁也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融入史事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这“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的政治哲学。

有的人认为哲学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没有用？这是现代教育的一大弊病。教育应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而现代教育培养的是从事一种职业的专门人材。例如会计专业就是培养当会计的人材，当会计所需要的知识都列入课程，与此无关的知识就不在课程之中。又如机械专业，所设置的课程都与这个专业有关系，而伦理、文学、传统文化、历史，都与该专业无关，因此都不设课。人被培养成具有专门用处的材料，所以叫人材。中国传统培养的是人才，是素质比较高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广泛适应能力的通才。孔子讲：“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就是说所要培养的君子不要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种用处。现在所谓“专家”，就是专门从事某一方面技能有突出成绩的专门家。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例如管理能力、政治眼光、经济头脑和文化素养等方面，未必达到普通人的水平。

关于用，是很复杂的问题。有直接的用，也有间接的用。面包可以吃，这是直接的用。麦子可以磨成面粉，再做成面包吃，这是间接的用。把麦子撒在地里，有没有用呢？那是为了收获更多的麦子。如果有人不理解农民为什么撒麦子，那是要被农民笑话的。可以用于衣、食、住、行的，都是有用的。满足物质需要是用，满足精神需要也是用。听音乐不能充饥，下围棋也不能御寒，观察天文，考古发掘，都不是直接服务于吃和穿，但是，这些也都是有用的，是社会所需要的。

哲学有什么用呢？它能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会使人更聪明一些。这不是很有用吗？千金难买聪明！打篮球有什么用？为了锻炼身体，使人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也是干金难买的呀！学哲学与打篮球相似，都是为了提高能力。差别在于一个是智力，一个是体力。一切思想理论的作用在于启迪智慧，使人更加聪明。不重视智慧的培养和思维的锻炼，只想生搬硬套，再好的思想理论也会被糟蹋了。理论没有直接的用，也不会产生直接的物质成果，都不解决衣食的问题，虽然如此，却都是有大用的。正如庄子所谓“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世间》）。无用之用，是谓大用。同样道理，世界上各种正当职业，都是对人类有用的。科学研究，大家都知道有用。但是，开始研究具体科学问题时，往往还不知道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用处。例如，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质，当时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研究出来后，既可以制造原子弹杀人，也可以用于治病救人。以后还会发现它的其他用处。而这些却是居里夫人所不知道的。发明电的人也一样不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如何用电的，更不知道有电灯、电话、电视、电脑。总之，科学研究不可能都预先知道它的用处。开始往往对有什么用处并不很清楚。明确用处以后，才去研究，创新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急功近利，不利于科学研究，还容易导致弄虚作假。

总之，哲学道理是深刻的，形式可以是通俗的，形象生动的。本书的内容就是中国传统的智慧，撰写追求的目标有三：一是通俗；二是有趣；三是有用。不知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以及达到什么程度，只好由读者评说。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没有别的手段。

——恩格斯

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