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
那南瓜是怎么来的，我们始终都不知道。甚至最初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将结什么，或者什么都不结。
没有人注意到它是何时长出来的。我家院子太荒芜了，满是高高低低的杂草。常常有闲散的牛，受不了青绿色的诱惑，跑进来大嚼。邻家的孩子们，一不小心把球摔进来了，也得在草丛中找个老半天。
然而有那么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这株奇异的植物已在院中占据了一角。它把如荷的叶子从杂草中伸出来，有卷须的茎端努力仰起，在探它的路。茎叶密生着银白的茸毛，在三月尚带有冬天气味的阳光下，大胆地闪烁。
那是一九五一年，我们到台湾后的第二个春天。从搬到这宿舍的第一天，大家就失望了。简陋而透不过气的木板房，空无一物而被竹篱笆死死围住的院子。我简直想不到来台湾住这种地方，相信他们也同样意外，但当我忍不住抱怨时，父亲就那样骤然地爆发起来，叫我想想大陆上的同胞。于是我受着惊，满怀委屈地想念起大陆的大房子来。从那时起，就再没人敢说什么，或做什么建议。
就在刚安顿下来的那年春天，父亲曾兴致勃勃地叫来一个花匠，种了些贵得吓人的龙柏，还有几株以等距离排在园路两侧的杜鹃。种了之后，父亲似乎就存心等着享受绿树成荫花满枝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还有浇水、锄草、施肥之类的事。结果龙柏毫不在乎它的身价，一起死光。而杜鹃也在开过几朵花后，惨遭生存竞争，逐渐被野草湮没。
父亲好生气。东西种了还会死？他从没想到。此后他再也不种什么了。他说：这儿的土真糟，又贫又硬，每一锄头下去都是石子，能长什么呢？大陆的土可好啊。……
父亲这么说，只不过是表示他对大陆的一种怀念，我们都怀疑他是否真懂得大陆上的土。父亲是城市人，从早到晚忙着城市的事。我们三个孩子也一直生长在城市。但是，我们总是有个大大的院子。这是母亲所坚持的，她在那四周为楼房所压、为高墙所困的院子里，满种植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儿，整日挖挖种种不停。她的花是不许摘的，让它们自在地开，自在地落；她的菜是她最大的骄傲。还记得那破面盆里的蒜苗，一夜之间会怎样努力地生长，使我早上起来大吃一惊；而母亲得意得像那是她变的戏法一样。常想起我和哥哥怎样抢着摘玉米，在那远比我们高的玉米丛林，用手摸索出最胖的玉米穗。玉米有甜甜的香味，红色的玉米须正好拿来扮演京戏里的须生……而这已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自从小弟生后，她的肺病就更重了。在我愈近的回忆里，她躺着的日子也愈多。她老是靠着窗旁的躺椅，看花匠整理花园——可是花匠们总不能使她满意。他们修剪树，等于割她的心。她常自躺椅坐起来，用她温柔的声音，那么坚决地说：“啊！请不要——不要剪！啊！不不！没有关系——不会嫌密——不会难看一一不会长不好……不！一点也不要一一你看，乡下的树谁管？可长得真大真美……”我可怜的母亲原来是生长在江南的农村的啊！
那个三月，我们兄妹跑去告诉床上的母亲，她一定知道是什么——这棵奇异的、没有来历的蔓藤啊！
我们扶母亲到院中。她说：“瓜啊！”
“瓜？西瓜吗？”小弟简直是爱上了台湾的西瓜。
“不！西瓜的叶子有缺，而且无毛。”
“不会是苦瓜吧？！”我最恨苦瓜了。
“不！苦瓜小得多，而且要爬架子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瓜有不少种瓜：冬瓜、南瓜、瓠子、葫芦……”哥哥说。
“是什么呢？”母亲像在问她自己。她蹲在那儿，摸着瓜的叶片：“冬瓜？或是南瓜？叶像南瓜，毛又没那么粗。是台湾的南瓜特别？还是台湾产的什么奇怪瓜？……等它开花结果就知……
P17－19
我在台湾发表的一些故事，终于要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荆棘与南瓜》能在我出生的土地再度“复活”，与大陆的同胞见面，是我多年以来的憧憬。本书包括二十六篇文章，其中大部分选于已在台湾出版的四本书，内容分为“南瓜的岁月”，“丰沛的女人”和“燃烧的荆棘”三卷；叙述一些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植物、丰沛的爱情和紊情，和如荆棘般纠缠痛苦的感情。
读中学时我就开始在报章发表一些小品，完全是为了赚点零用钱，用的是些自己都不复记忆的笔名，稿件也没有留存。第一篇受到重视的文章是我在大学四年级写的《等之圆舞曲》，登在《现代文学》一九六四年春季第二十期。当时台湾的文学界是片沉闷封锁的沙漠，白先勇和他台大外文系同学创办《现代文学》，勇敢地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提供了发表的平台，在爱文学的年轻人中卷起一阵旋风。我学的是园艺，研究的是花木，与文学沾不上边，却狂热地阅读每期新出版的《现代文学》，并且心惊胆战地寄出这篇少女的羞涩私情；用的是“荆棘”这个奇怪的笔名，也故意不留地址，因为生怕被人认出，尤其是那位就住在我隔壁被我远远仰慕的俊美邻居白先勇。
文章登出来后，当时执思想和学术界牛耳的《文星》月刊编辑张白帆居然找到我，向我邀稿。我喜不自禁，写下了《南瓜》，马卜出现在《文星》一九六四年七月八十一期。登出后一个月，我就赴美读书了。我到美国后，结婚、生子、工作、读书，艰苦地为生活奔波，过的是与过去完全断绝的生活，一点也不知道《南瓜》一文曾轰动台湾文坛，不少人彼此传阅，好奇荆棘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不见了？
十八年后，我已经在美国大学教书，忙于教学和研究的生涯，却意外地与出版家隐地联络上。就因为十八年前一篇《南瓜》，隐地说要为我出一本书，他的信心振奋了我，于是我拾起已锈的笔，重新开始创作。当时台湾“时报”的编辑季季郑重介绍我的文坛重出，《时报》和《联合报》都开始登出我一连串的文章。季季为我第一本书写的序“沙堡里的荆棘”，现在又一次作为本书的序。我也在这里再一次向季季道谢，她与隐地都是我生命中的恩赐。
《荆棘里的南瓜》在台湾畅销，一再重印，其中《南瓜》和《白色的醉浆草》两文还被拍成电影；随后出版的《异乡的微笑》、《虫与其他》和《金蜘蛛网：非洲蛮荒行》三本书的销路都比不上。承蒙白先勇为《虫与其他》写序，为这本书增光不少。我总觉得我这没有学过文学的人，居然还能发表一些文章，用文学来表达我的思想和情感，完全是因缘际会。白先勇和他创办的《现代文学》是激励我创作的媒介，请他为我作序，也是非常合理的。这次《荆棘与南瓜》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得到他的同意，仍然用他的序，也以此表达我对白先勇的尊敬和感激。
这本《荆棘与南瓜》的出版，有助于莫卫斌先生和董秀玉女士的介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综合分社社长张荷的协助，编辑王振峰勤奋不懈，认真地审核编辑我的文稿，在选稿上花了很大的工夫，令我敬佩不已。在此一并道谢。
荆棘是我曾用以藏身的笔名，也隐喻我早年寒凉的身世，和我不懂为人处世的尴尬性格。我的成长岁月如燃烧的荆棘般痛苦，我认同的都是其他受到歧视的孤苦灵魂，我也如沙漠里流荡的滚动草一般，毫不犹豫地放逐自己到荒僻的异域。然而贫瘠的土地也长出不知从何处来、不知为什么要来的南瓜。如今我回首一望，丰命中曾有这么多启发我、鼓励我和爱护我的人，给我以丰盛的机缘，满怀的惊喜和杯盘满溢的恩典，这些都是我终身感激不尽的“南瓜”。
《荆棘与南瓜》是从作者朱立立朱立立三本书中节选出三十篇文章汇集而成。
《荆棘与南瓜》分为三辑：金色的南瓜、丰沛的女人以及异乡的微笑。既有作者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对于亲情、爱情和人生的切肤之言；也有对于大洋彼岸的深沉之爱，游子之泪中饱含着对于故土的眷恋与不舍。荆棘的文章，因为情真，所以意切，读来自然亲切，仿佛是作者在向你娓娓吐露她保藏的心事。
六十年代是个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捩点，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都在向传统文化挑战。这时的台湾社会封闭，政治思想定于一尊，文学的确具有解放心灵的力量与作用。三毛与朱立立当时同处一个文学园地，她们各从松江路出发，经历欧洲、美国，最后不约而同又降落在非洲大陆的沙漠里，这并非偶然。朱立立的《荆棘与南瓜》记录的是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对于亲情、爱情和人生的切肤之言；也有对于故土的深沉之爱，游子之泪中饱含着眷恋与不舍。因为情真，所以意切，字字句句都仿佛是在向你娓娓吐露她保藏的心事，内中却藏有一股强烈的生命力，和一份无可言喻﹑无法理解﹑不肯放弃的对生命的热爱。
这本书与世上受苦的灵魂必然是同种同类，因而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彼此的饥渴和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