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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现代史丛书
分类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党政读物
作者 薛庆超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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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薛庆超编著的《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内容推荐

1978年,拨乱反正,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五届全国人大,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央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改正错划右派。教育系统砸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总结、整合了作者薛庆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目录

第一章 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第二章 邓小平任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第三章 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带来新的作风

第四章 中央组织部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重大贡献

第五章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第六章 拨乱反正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第七章 中共中央决定彻底解决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第八章 一系列被颠倒的历史恢复真相

第九章 当代中国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十章 邓小平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

第十一章 一篇中央主席、副主席审定的理论文章

第十二章 陈云提出需要解决六个重大问题

第十三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设计师”

第十四章 中央组织部部长以确凿证据揭露康生问题

第十五章 坚决推进农村改革的“原动力”

第十六章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

第十七章 中共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第十八章 中央秘书长纵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第十九章 中国共产党形成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二十章 根据陈云提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第二十一章 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中国拨乱反正

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为彭德怀亲致悼词

第二十三章 陈云为陶铸恢复名誉

第二十四章 “六十一人案”的来龙去脉

第二十五章 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第二十六章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后记

试读章节

第一章 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8年的春天,百花齐放,万木争春,中国正在从粉碎江青集团后的“两年徘徊”中走向历史转折。

2月26日至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3497名。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粉碎江青集团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会的各界代表和各方面代表具有广泛性。许多人民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劫后余生,分外高兴。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是:

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选举和决定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粉碎江青集团以来16个月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随着经济建设新高潮的到来,一定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我们必须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广大劳动群众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同时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进一步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

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他从“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总任务出发,提出了对宪法修改的意见:

第一,要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第二,对有关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要提出必不可少的严格要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第三,规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加强对敌人的专政;

第四,明确规定要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五,要充分注意文化建设问题。

大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委员长和副委员长。

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等20人为副委员长。

根据中共中央提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选举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议,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大会。

会后,在全国人民中开展了对这次会议精神的大宣传、大学习、大动员。通过对这次会议精神的学习和贯彻,使新时期的总任务家喻户晓,在全国人民中建立起一个信心——我们一定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但是,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次会议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对经济工作求成过急,继续坚持一些“左”的政策,一些原则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1985年以前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一方针的执行,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是众望所归。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随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黄埔军校筹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率部先后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等职。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1927年7月上旬,经共产党员介绍,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充满艰辛与辉煌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历程。

同年7月中下旬,叶剑英与贺龙、叶挺等在江西九江甘棠湖一艘小船上秘密开会,通报了汪精卫等打算借召集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之机,把他们扣留的消息。贺龙、叶挺得到这一消息后,及时率部进驻南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底叶剑英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副总指挥。在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广州暴动,震撼全国,革命军民英勇奋战,血染珠江。

1928年叶剑英奉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年回国后,叶剑英于1931年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局局长。

在长征中,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后,任副司令员兼军委第一局局长,负责部队的行军作战。遵义会议期间,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处理军务,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会后,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当时,张国焘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叶剑英截获张国焘打给陈昌浩的关于“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后,及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果断决策,迅速率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脱离危险区域,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这一关键时刻的重要行动,保卫了中共中央,保证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长征胜利后,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西安事变爆发后,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

P1-3

后记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涵义

中国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古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属于纪传体,《资治通鉴》属于纪事本末体。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大体上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以论带史。写史的目的,重点阐述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因此撰写历史要以论述为主,史料为论点服务。

第二种是让史实说话。通过运用大量史料,利用史料为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服务,让人们人从史料中得出对历史真谛的认识。

第三种是史论结合。作者一方面运用史料说明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种写史方法的优点是,既兼顾了叙述历史,又兼顾了阐述史学观点,达到了叙述历史与阐述历史观点的统一。

《中国现代史论》就采用了“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撰写方法。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中国现代史论》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

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读一些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一方面观察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一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中学时代,下乡、工作期间,正是极需读书、极需增长知识的时候。然而,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集团一方面制造内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一方面全部否定中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历史文化,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古今中外的书籍、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全部扣上“封、资、修黑货”的大帽子——统统斥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间,古老的具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被江青集团彻底弄成了“文化沙漠”。现在的人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无书可读、无书敢读、无书能读的精神饥渴是什么滋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读的是《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反复地数十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同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其中的所有注释。当时,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几千条注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有了朝一日研究党史,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经邦济世”,“解放全人类”,“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然而,由此却奠定了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重点钻研中国现代史,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继而终身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研究、撰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后的“社会大学”里的读书与思考中,已经悄然开始了。

还有,“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批“中共中央文件”等“内部材料”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可能我天生就应当研究中国现代史,那时我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每当听组织上传达“文件”时,就以极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如今,这些用龙飞凤舞的草体记录下来的许多“文件”、“中央精神”、“内部讲话”、“内部材料”,都已经被我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运用到了《中国现代史论》之中。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竞是怎样确立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

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

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文究竟出处何在?

张浩(林育英)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的真实身份?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刘志丹等人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的真相?

中共中央长征结束时怎样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从监牢中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大学毕业时写下了《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的毕业论文。

长期以来,我详细研读了大量长征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长征当事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还与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老专家深入研讨了“密电”问题。

同时,带着上述问题,2001年秋季我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到四川调研期问,专程在四川西部的阿坝等地区(这里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区域),详细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了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翻越一座高山,上山时,风和日丽,阳光初照;接近山顶,风云突变,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到了山顶时,暴风卷着大雪,人行走中站立不稳,人与人对面都很难辨认清楚。放眼望去,四周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下山时,风息雪止,浓云全部散去,一派艳阳高照的瑰丽景象。这一下子,真正体验到了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时经历的风云突变的自然景色了。

在阿坝的长征路上,还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红军在阿坝期间,阿坝地区有5000多名藏族、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道理、带路、充当翻译,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有一位红军干部,年轻的妻子在红军宣传队,这位宣传队员一次外出宣传时,红军大部队转移了。当这位宣传队员返回原来的驻地时,已经成为没有地方可去的“失散红军”。所幸,她被藏族人民群众收留,以后与当地一个人结婚成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干部也早已另外成亲,并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师长,在四川驻防,后来转业为某森林工程局负责人、某地方的负责人。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寻找当年的小红军,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小红军。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的小红军已经完全藏族化,就像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他”向有关地方政府证明了“她”的“失散红军”身份,使“她”的晚年得到保障,和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四、关于《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少年时代,我就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爬冰卧雪,坚持东北抗日战争,最后弹尽粮绝,战死沙场的悲壮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抗日救国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壮丽史实。

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既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开始进行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战争,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而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呢?

《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五、关于《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在中外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实施战略进攻的一方往往居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时,才以实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一常规,在人民解放军最困难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全国战局最恶劣的时候,中共中央果断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从《战略进行到全国解放》选择了一个侧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来反映和展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从刘邓大军开始战略进攻,到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集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战场;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到两大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到进军大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有力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六、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其他各卷

《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例如: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七、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中国现代史论》是整合作者数十年来学习、思考、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心血的结晶。

当我把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全部笔记、文稿、手稿、论文、著作、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整整汇集了几十个大纸箱子,满满占据了一个房间,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就像“三重书山”。

这个项目确立后的几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等等业余时间,几乎把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全部用在了“攻坚”这个项目上。

当我像“愚公移山”一样,把“三重书山”一点一点地挖平时,一直乌黑的头发中,出现了几根白发;一直因视力极佳而引为自豪的眼睛,视力大为下降。真正是“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在《中国现代史论》问世之际,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上述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史论》得以成为“四川省新闻出版重点项目”……

还要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刘周远同志,文史皆通,底蕴深厚,为人谦和,工作负责。他不避辛劳,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作者反复研究,返回四川后多方协调,确定了这个项目。然后,逐级上报,使这个项目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有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同志。他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精心要求。多次与作者面谈,打电话,提要求,催进度,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出版工作者。

最后,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所有领导同志和所有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关心、支持与帮助。

作者

2010年2月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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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2 11: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