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被列为奸恶的不乏其人,而像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李士群等汉奸巨憝,居然在外敌入侵、民族面临危亡的严重关头,公开认敌作父,砚颜事敌,却也鲜见。在这十个大汉奸及其同伙中,有封建余孽、保皇余党,也有失意政客、无行文人、下台军阀,以及党棍、特务、流氓等,他们聚集在一起,称得上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旧中国政治万花筒。因此,为他们作传,对于帮助人们透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黑暗内幕,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汉奸卖国贼,妄图把中国推向殖民地深渊的罪恶阴谋是有益的。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李士群……十大巨奸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民族气节。图谋分裂祖国的人,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编者参考了汪伪档案、汪伪汉奸审判案卷、国内外有关著作,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同时,还采用了访问资料,对某些事实作了调查核实。
翻开中国近现代历史,自20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名字:汪精卫。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大舞台上,汪精卫曾活跃于激烈的反清革命斗争,为人们所熟知,其因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入狱所写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怀诗句,更是脍炙人口,为世人所传诵。但在30年之后,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汪精卫这个当年的革命志士却厚颜事敌,成为“国人皆日可杀”的大汉奸,遭到历史无情的鞭挞。汪精卫是怎样从光荣的起点,最终堕落为民族的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将引起人们的思考。
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地处南国的广东三水,已是热气逼人。这天时近中午,从古色古香的县衙门里,传出了阵阵婴儿坠地的呱呱声。原来,住在里面的一个年已六旬的汪姓刑名师爷,又喜添了一个男孩,此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汪的祖籍本是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元朝末年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经历了明清两代。绍兴位于浙江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西部、会稽山北麓,南宋以降是中国东南一带文风最为炽盛地区之一。这里人家以诗书教子,希冀其能通过科举为进身之阶,步入仕途。然而科场路窄,僧多粥少,竞争剧烈,于是有的士子为求生计,转而学幕,相习成风,外出游幕者甚众。清代,上自督抚官署,下至州县衙门,都要聘请有才识、能办事的幕僚佐理公务,其中不少来自绍兴,因而有“无绍不成幕”的名谚,“绍兴师爷”也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汪精卫家自其曾祖父起,大多以诗书传家,游幕为业,小有文名。
曾祖汪■,字明之,号静川,博学能文,游幕为生,著有《史亿》一卷。祖父汪云为汪蚧长子,字缦卿,号曼亭,三十六岁中举人,十三年后任本省遂昌县训导,兼掌教妙高书院,是个不入品级的县学教官副职,著有《枕工吟草》一卷。父亲汪■,字玉叔,号省斋,汪云之四子,有诗集遗世。二十二岁时,虽熟读经史,却无意于科场,便携带妻子卢氏,取海道赴广东番禺,从其三叔父汪鼎(字禹九)习幕,治刑名之学,从此寄籍番禺。卢氏育有一子三女,于1871年病殁。同年,汪省斋续娶年仅十九岁的广东女子吴氏为妾,治理家务,生有三子三女。汪精卫为吴氏所生,属庶出,在兄弟中排行第四,连姐妹在内则排行第十。
汪省斋以游幕为生,先后在广东三水、曲江、英德、陆丰等十几个州县衙门里当师爷。当时在州县衙门里当师爷的,薪俸不高,虽有请托、馈赠、受贿等额外收入,毕竟有限,家里子女众多,对外又要保持仕宦人家的体面,日子实在过得比较清苦。汪精卫后来在回忆他母亲操持家事的艰难时说:
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幼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
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岁时令节,兆铭逐群儿嬉戏而忘倦
时,见母蹀躞仰屋,微叹有声;搜箧得衣物,付佣妇令质钱市果
馔;及亲友至,则亟语笑款洽,似无所忧者。汪省斋直至古稀之年,还得挣钱养家,后因眼生蒙翳,耳犯重听,才不得不歇业回广州家居。
汪省斋为保持书香门第的传统,对诸儿读书学习极为重视。汪精卫五岁时就令其人家塾读书,八岁时随父母寄居陆丰县署,每天早晨都要“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下午放学回家,父必亲自课督,令其读书习诗,如朗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或陶渊明、陆放翁的诗。从叔汪琛也游幕于广东,家有藏书数万卷,是个饱学之士,著述甚丰,汪精卫小时涉猎经史子集,大多得之其家藏书。汪精卫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
汪精卫是父母最小的儿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好学,善承人意,很得父母钟爱。但是好景不长,在他十三岁时,母亲吴氏因染时疫去世,第二年七十四岁的父亲又患霍乱病逝于广州豪贤街寓所。从此,他失去了父母的抚爱和家庭的温暖,这对他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父母死后,汪精卫年小尚不能自立,不得不随比他大二十二岁的同父异母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汪兆镛,字伯序,号憬吾。光绪十五年二十八岁时应恩科乡试中举,其后两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遂无意于仕途,承父业以游幕为生。汪兆镛对年幼弟妹颇尽长兄之责,但管教极严,不稍假辞色,使得汪精卫大有动辄得咎之感。
父母的钟爱与长兄的严厉,形成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心理上难免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尽管汪精卫对长兄心怀感激,貌极恭顺,如对严父,实际上内心却不免忌恨,但又无可奈何。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后来汪精卫的为人外似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多变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在乐昌期间,汪精卫为补贴家用,当过“子日先生”,即私塾小先生;同时,他又跟亲戚章梅轩读书,“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
科举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出身于书香人家的汪精卫开始也想走这条路。1901年12月,汪精卫随长兄由乐昌返广州。次年初春,应番禺县试,得第三名。3月,汪精卫身穿长衫,挂卷袋,携试篮,脑后拖了一条小辫子,参加广州府试,取为“案首”——第一名,博得了知府龚仙舟、学使朱祖谋的赏识。广州文风甚盛,考生众多,汪精卫能得府试“案首”确实不容易,他自己也颇以文名自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慕汪精卫之名,聘他为家庭教师,“课诸公予读”。此时,汪精卫的同母所生的三哥汪兆钧和二哥兆铉先后病殁.留下两寡嫂一孤侄,就靠他每月教书的薪水,兼去各书院应试得些膏火银以度日。亲朋以汪精卫仕途有望,鼓励他继续应考,但他受到时代风潮激荡的影响,决心走另一条路。
汪精卫青年时代,中国正处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着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是岭南重镇,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南中国的大门,经济文化发达。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汪精卫得风气之先,“直接接触了时代潮流的机遇”,逐渐产生了“国势日危”的忧虑,于是他与吉应芬、朱执信、胡毅生、李文范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借广州豪贤街西庵书院,组织了一个“群益学社”,“讲究实学,互相策励”。一个要求改革的社会新思潮,击撞着他的心田,激起了他奋发上进的浪花。P1-4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被列为奸恶的不乏其人,而像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李士群等汉奸巨憝,居然在外敌入侵、民族面临危亡的严重关头,公开认敌作父,砚颜事敌,却也鲜见。
但令人深思的是:这十人中间,有些早年还参加过民主主义革命,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江精卫、褚民谊、陈璧君是老同盟会会员,特别是汪精卫,曾经站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前列,声名显赫,深为当时人们所仰慕;陈公博、周佛海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先后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之中,一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然而,这些或风云于清末民初,或活跃于五四新文化舞台的时代“强者”,后来却一个个倒向反动营垒,堕落为汉奸卖国贼,成为民族的罪人。他们的结局,为后世留下了严峻而又深刻的教训。
在这十个大汉奸及其同伙中,有封建余孽、保皇余党,也有失意政客、无行文人、下台军阀,以及党棍、特务、流氓等,他们聚集在一起,称得上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旧中国政治万花筒。因此,为他们作传,对于帮助人们透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黑暗内幕,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汉奸卖国贼,妄图把中国推向殖民地深渊的罪恶阴谋是有益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这部书的目的。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汪伪档案、汪伪汉奸审判案卷、国内外有关著作,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同时,我们还采用了访问资料,对某些事实作了调查核实。
此书于1986年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再版我们又从史实的考证、文字的修改等方面作了努力,并增加了百余幅照片,以图使本书所叙的人和事,更加客观真实,对目前流传于社会的种种说法,力求达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本书的具体分工为:黄美真:汪精卫、罗君强及附录吴四宝;石源华:陈公博、李士群;张云:周佛海、褚民谊;曹振威:陈璧君、梁鸿志;刘其奎:王克敏、王揖唐。这次再版,得到了上海贝叶出版图书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著者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