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他是著名作家，是成功商人，在新时期文学领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他是著名书法家，本书由他亲笔题名；独树一帜的“反思智慧”，心系家国的“时代呐喊”；《美丽(张贤亮作品典藏散文卷)》是集作家、企业家、政协委员于一身的张贤亮经验的累积、思想的精华，直指社会各种问题，切中时弊，体现了一个文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美丽(张贤亮作品典藏散文卷)》是作家张贤亮的散文集，收录了他近年来的30篇散文。具有多重身份的张贤亮，以朴实无华而又颇堪玩味的文字，通过“文人参政”、“文人经商”、“文人观点”，讲述了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企业家、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深刻感想，切中肯綮，发人深省。同时，在《美丽(张贤亮作品典藏散文卷)》中，走过苦难岁月的他还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今日再说<大风歌>》《美丽》，抒发了其对生命和现实的感悟，发自肺腑，引人共鸣。

第一辑 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我的态度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公务员法”中应增添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条款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建设文化大国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

 莫让孔雀东南飞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不可说”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该是有传承性的、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系统

第二辑 文人经商

 “文人下海”

 宁夏有个镇北堡

 出卖“荒凉”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全盘推出，闪亮登场”

 关于文化产业及宁夏旅游的汇报提纲

第三辑 “文革”回想

 今日再说《大风歌》

 美丽

第四辑 文人观点

 也谈“小人”

 参与、逃避和超越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雨·天话语

 国际接轨第一功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质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定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的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订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定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通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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