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他是著名作家，是成功商人，在新时期文学领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他是著名书法家，本书由他亲笔题名；独树一帜的“反思智慧”，心系家国的“时代呐喊”；《小说中国(张贤亮作品典藏散文卷)》是集作家、企业家、政协委员于一身的张贤亮经验的累积、思想的精华，直指社会各种问题，切中时弊，体现了一个文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小说中国(张贤亮作品典藏散文卷)》是作家张贤亮的“文学性政论随笔”，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理念及思虑，文风尖锐犀利而又密实老辣。《小说中国(张贤亮作品典藏散文卷)》作者张贤亮作为作家、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以其多年的实践经验、深刻思考和政治敏锐性，通过对解放人的思想、共产党“改造”、国民素质、呼唤“精神贵族”、中国目前的贪污腐败、重建个人所有制等社会现象的讨论，直指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切中时弊，发人深思，体现了一个文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章 统治者的宝典

第二章 “红地毯”

第三章 “改造”共产党

第四章 国民素质“乐观”录

第五章 呼唤“精神贵族”

第六章 “实事求是派”

第七章 干部素质忧思录

第八章 给资本主义“平反”

第九章 重建个人所有制

第十章 在世纪末展望中国未来

一 大话小说

近几年书市上，以“中国”为题的书多了起来，什么《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为何可以说不》、《中国的对抗》、《中国大趋势》、《中国战略大策划》、《为中国声辩》、《21世纪中国大预测》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真和爱情一样，一言难尽，永远是个谈不完写不完的话题。无论作者抱着什么样的情绪和观点，都能在这个大题目里发挥得痛快淋漓。我拜读了一些这类书后，发现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编辑一本的“经济蓝皮书”是在统计学基础上立论的之外(此系列每册也以“中国”为题)，其他不少书尽管很“大”，实际上多半是作者情感的宣泄或纸上谈兵，所谓书生意气而已。“中国”，这个议论对象，真跟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一样，议论起来都是以主观感情用事的。

我应该首先申明，这本书不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评论或分析中国，更不想作什么策划或声辩，我之所以不得不在书名上冠以“中国”二字的缘故是：因为我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总会联想到“中国”。有文学评论家根据我的小说对我个人进行心理分析，说我有“恋母情结”。这点我承认，有“恋母情结”并不等于同时有“俄狄浦斯情结”，会用刀去杀死自己的父亲。而“恋母情结”绵绵地延伸开去，就泛滥成“恋国情结”，即“中国情结”。“中国”，像我的影子似的在我身边和心中挥之不去。“中国”，常常是我欣喜和忧虑的重要原因：她常常在我因个人某些问题而抑郁伤感的时候使我振奋，也常常在我因个人某种幸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令我忧伤，她更常常使我踌躇自满或彻夜难眠。因而，这本实际上是记叙上面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的书，就只好和“中国”联系起来了。

想写一本书名有“中国”的书的念头，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我很早就抱有这个想法，在写小说时就尽量贯彻了进去，我曾偏激地说我写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就有这层意思在内。最近，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碰到了方法上的障碍，想在小说创作的间歇期换一种创作方式来写另一种体裁的书，于是顺理成章地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中国”，这个话题太大了，古今中外任何人写这个话题的文章或大部头著作，实际上也只是落人“中国”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中的一滴水珠，成了“中国”的沧海一粟。但任何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又都有资格评头品足地议论中国。然而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论作者给自己的书名起得多么囊括一切，以“大”自命，也只能够是“小”说而已。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本“小说”之所以“小”，就是与“大策划”、“大预测”之“大”相对而言的。

此乃这本表达个人情感和思考的、纯个人色彩的。“大”散文名曰《小说中国》的由来。

二 我与世界的联系

应该谈谈我是怎样想起写书名冠以“中国”的一本书的念头的。

那还是在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在疯狂的劲头上，我第二次劳动改造释放不久，从我劳改的西湖农场又回到就业的南梁农场当农工。可别以为这个“西湖”是杭州美丽的西子湖，那原来是大西北贺兰山下的一大片沼泽地和白花花的盐碱滩，后由劳改犯人开辟出来成了农场(见拙著《我的菩提树》)。“南梁”则是位于“西湖”西边的一道高高的沙脊，西北人将呈长条状的丘陵地都叫做“梁子”。西湖和南梁两个农场只隔一条铁路，鸡犬之声相闻，我劳改释放就跨过铁路到南梁农场当农工，政治运动一来我又被押过铁路去到西湖农场劳改，方便得很，好像这两个农场结成“文革”中常说的那种“一帮一”的“对子”似的。

到南梁农场，我这个农土仍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资格“学习”，没有资格跳“忠字舞”，没有资格听“传达文件”，没有资格阅读《参考消息》，甚至没有资格向人打听只有革命群众才可知道的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除了在批斗会上充当批斗的靶子，任何大会小会我都不能参加，而那时我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革命群众也很少把我拉出去批斗。

总之，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指导下，我只是一个“促生产”的工具，好让革命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抓革命”。在革命群众忙于革命，没工夫生产时，我就去顶班，放马的要革命了我去放马，牧羊的要革命了我去牧羊，喂猪的要革命了我去喂猪……这样，倒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全能的农业劳动者。就在这年秋天，我被派去顶放羊的班。一人放300多只羊，早出晚归，也无所谓草场，哪儿有草就将羊群往哪儿赶，只需把头羊管好，注意不让羊吃了成熟的庄稼，放羊还算是个很省力的农活。荒原上的野草稀稀落落，羊群星星点点地散在草地，人站在中间，仿佛和世界隔绝，常有不知自己现在生活在什么年代的感觉。

交接班的时候，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放牧必须有的鞭杆、干粮袋、水壶和一个准备装生在野外的羊羔的染满羊血的帆布口袋，牧羊人还移交给我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原来，农场遵照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给牧马放羊的农工一人配备了一个这种传播媒体，以便于他们在野外随时随地能听到最高指示。按不成文的规定，像我这种“分子”是不能拥有收音机尤其是有短波功能的收音机的。当时，所有的外国广播电台都算作“敌台”，在农村，人们甚至以为收音机不但能收听广播，还和发报机一样可以向敌人发出情报。偏偏我顶班的这个牧羊人没学好，没有和我划清界限，竟然糊糊涂涂地把收音机也交给了我。

半导体收音机在那时算“高科技”产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新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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