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阿普尔鲍姆编著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精）》是全球第一部描述古拉格历史的学术书籍。本书重在客观还原历史，在美国一经出版即获普利策奖。这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历史：一部关于庞大的劳改营网络体系的历史，它曾经遍布整个苏联地区，从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到哈萨克，从莫斯科市中心到列宁格勒郊外。本书荣获普利策奖、达夫·库珀奖、第十四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新浪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作家文摘》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都市时报》2013年度十大好书、《北京晨报》2013年年度致敬图书（历史类）、《出版商务周报》第二届（2013年）风云图书等荣誉。

在这部《古拉格（一部历史）（精）》受到普遍称赞的权威性著作中，安妮·阿普尔鲍姆第一次对古拉格——一个大批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阿普尔鲍姆深刻地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安妮·阿普尔鲍姆编著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精）》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

本书获誉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 古拉格的起源，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第二章 “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

 第三章 一九二九年：重大转折点

 第四章 白海运河

 第五章 扩大劳改营

 第六章 大清洗及其后果

第二部分 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

 第七章 逮捕

 第八章 监狱

 第九章 押解，到达，挑选

 第十章 劳改营的生活

 第十一章 劳改营的劳动

 第十二章 惩罚与奖励

 第十三章 看守

 第十四章 囚犯

 第十五章 妇女和儿童

 第十六章 垂死的囚犯

 第十七章 生存的策略

 第十八章 逃跑与反抗

第三部分 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兴衰，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六年

 第十九章 战争爆发

 第二十章 “局外人”

 第二十一章 特赦——及后来

 第二十二章 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全盛时期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死了

 第二十四章 囚犯的革命

 第二十五章 解冻——与释放

 第二十六章 持不同政见者的时代

 第二十七章 八十年代：捣毁塑像

尾声：纪念

附记：究竟有多少？

参考资料

注释词汇

索引

译后记

可是，当关于专设集中营的第一批法令于一九一九年春天颁布时，略有不同的考虑似乎占了上风。这批法令是一连串长得惊人的条例和意见，建议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设立一个容量不少于三百人的集中营，“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在修道院、庄园、农场之类的建筑物附近”。它们批准了八小时工作日，只有“在符合劳动法规的情况下”才允许加班和夜间劳动。禁止寄送食品袋。允许会见直系亲属，但是只能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囚犯企图逃跑可以将其刑期增加十倍，第二次企图逃跑可以处以死刑——与沙俄时期的宽松法律相比，对越狱的处罚特别严厉，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法令明确了囚犯从事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是为了支付集中营的维修费用。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应当送到别处去。集中营必须自筹资金。苏联集中营的创始人乐观地认为，它们可以自给自足。

由于国家拨款数额的多少不定，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很快就对自筹资金的主意产生了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实际利用他们的囚犯产生了兴趣。一九一九年九月，一份呈交捷尔任斯基的秘密报告抱怨说，某些临时集中营的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许多人生病不能劳动：“在秋季潮湿的条件下，它们不是把人集中起来从事劳动的合适场所，反而成为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温床。”其中，报告的起草者建议把那些不能劳动的人送到别处去，从而使集中营的效率更高——这是后来被古拉格的领导人多次采用的一种策略。集中营的管理者已经开始关心疾病和饥饿，主要原因在于生病和饥饿的囚犯是不能干活儿的囚犯。囚犯的尊严和人格，更不必说他们的生存，几乎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

实际上，并非所有集中营的负责人全都关心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筹资金的问题。他们倒是更加喜欢通过羞辱的方式惩罚这些以前的富人，让后者体验一下劳动者的命运。一份来自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报告——这份报告在白军暂时收复该城之后被一个白军调查委员会归入档案——特别提到，布尔什维克在占领期间给逮捕的资产阶级囚犯分派劳动任务，“打算以此作为嘲弄人的一种手段，尽力贬低他们的身份。例如，一名囚犯……被迫用手清理地上一层厚厚的脏东西。命令另一名囚犯打扫厕所，可是……只给他一块抹布于这个活儿”。

诚然，这些意图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成千上万名囚犯或许没有多大影响，就他们而言，平白无故遭到逮捕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使人蒙羞。对于普遍恶劣得骇人听闻的囚犯生活条件，这些差别大概也不产生影响。被送到西伯利亚某集中营的一名神职人员后来回忆说，汤是下水做的，营房里没有电，而且冬天一般没有取暧的炉火。沙俄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亚历山大·伊兹戈耶夫被送往彼得格勒北边的一个集中营。途中，他那一行犯人在沃洛格达市停留。没有向犯人许诺的热汤热饭和温暖房间，反而拖着他们到处寻找临时收容所。这里没有为他们准备的临时中转营站。终于，一所过去的学校留宿了他们，屋里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和板凳”。这些犯人最后在市区花钱为自己买了吃的。

然而，并不只有囚犯才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紧急需要压倒所有其他事情，无论是教育改造还是惩罚报复或者出于司法考虑。一九一八年十月，北方前线指挥官向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紧急需要八百名工人修道路挖战壕。于是，“一些以前经商的公民应约来到苏维埃的指挥部，据说是要他们来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劳动义务登记的。在这些公民登记时，他们遭到拘留并被送往谢苗诺夫斯基兵营等候派往前线”。更有甚者，当这样做仍然没能凑足工人的数量时，地方苏维埃——地方管理委员会——干脆包围了彼得格勒的主要商业街涅夫斯基大街的一段街区，逮捕了所有没有党证或者不能证明自己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附近的兵营。后来，妇女被释放了，而男人则被送往北方，“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征募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事、与亲属说一声再见，或者带上合适的衣服和鞋袜”。

尽管这样就被逮捕的那些行人肯定为此感到震惊，但是对于彼得格勒的工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即使是在苏维埃历史的这一最初阶段，“强制劳动”与正常劳动之间的界线也是模糊不清的。托洛茨基公开宣称要使整个国家按照红军的方式变成一支“工人的军队”。工人早就被迫在中央劳动办公室进行了登记，从那里他们有可能被派遣到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禁止某些工种的工人——例如矿工——放弃工作的特别法令获得通过。在这个混乱的革命年代，自由工人的生活条件其实也不比囚犯好多少。从表面上看，并不总能轻而易举地指出哪里是工作的地方，哪里是集中营。

这种事情同时也是即将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前兆：在此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集中营”、“监狱”和“强制劳动”的界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对服刑机构的管理仍然不断发生变化。当不同的官僚和人民委员试图取得对该系统的控制权时，具体负责的部门就会无休无止地更名和重组。

不过，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到内战结束时，一种模式被确立下来。苏联已经明显地逐步形成了两个分立的监狱系统，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不同的传统习俗，不同的思维方式。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着“普通”监狱系统，主要对付苏维埃政权称之为“刑事犯”的那些人。尽管这个系统实际上同样一片混乱，它的犯人却被关押在传统的监狱里，而且其内部文件所显示的管理者的既定目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过劳动教养改造罪犯——“犯人应当为学习技能而劳动，他们可以利用所学到的技能过上正当的生活”——从而防止犯人再次犯罪。

与此同时，契卡——后来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着另一个最初被称为“专设集中营”或“特别集中营”的监狱系统。尽管契卡也在其中使用“教育”或者“改造”之类冠冕堂皇的辞令，但是这些集中营确实不同于普通的服刑机构。它们处于其他苏维埃机构的管辖范围和公众视线之外。它们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对逃跑的惩罚更严厉，管理制度更严格。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必要由普通法庭判决有罪，即使他们曾经被某个法庭判决有罪。随着“敌人”定义的扩展和契卡权力的增强，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建立起来的这些集中营最终将会变得更加庞大，而且一度变得更有影响。于是，当两个刑罚系统——正常的和特殊的——终于合二为一时，它们将统一于后者的行为准则。契卡将兼并它的对手。P10－12

《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中文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想向中国公众提供一些我的思考，为什么在用英文出版十年之后，本书不仅得到英语读者的好评，而且得到全世界许多其他语种读者的好评。当本书的英文版在二○○三年出版时，它并不是第一部全面记述苏联劳改营的历史著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过一本全面描写劳改营内幕的书。不过，索尔仁尼琴的这本名著《古拉格群岛》是一部口述史和回忆录。他的资料来自劳改营囚犯的回忆录、日记和书信，还有他的亲身经历。

但是，本书写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充分利用刚刚开放的苏联档案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在为写作本书做准备的那几年，我可以在莫斯科和卡累利阿的档案馆里从事研究，还能看到圣彼得堡、彼尔姆、科雷马和新西伯利亚档案馆里的文献资料。为了寻找当地劳改营的文献资料，我去过俄国北方边远地区的瑟克特夫卡尔和沃尔库塔。在某地，有人交给我一些克德罗维盐沼劳改营——北方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劳改营——的档案，礼貌地问我要不要买下。我当然要买：我想，如果我说不买的话，它们可能被扔掉。我可以利用的多半是古拉格管理部门相当普通的日常文件，例如，检查人员的报告、财务账目、劳改营负责人写给莫斯科上司的信件。但是，当你审视这些资料时，古拉格体系的全貌凸显出来。

毫无疑问，这些资料能够使我比过去更准确地了解古拉格的情况。例如，根据档案我们现在知道，至少出现过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联合体，每个联合体由成百上千个独立的劳改营组成，经常散布在数千平方英里人迹罕至的冻原上。我们知道，这些劳改营中的绝大多数囚犯是农民和工人，不是后来撰写回忆录和各种书籍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除了极少数例外，劳改营不是为杀人而建的——斯大林更喜欢用行刑队执行他的大规模处决。

不过，它们有时仍然极具毁灭性：战争期间古拉格的囚犯死了将近四分之一。另外，它们具有很大的人员流动性：因为死亡，因为逃跑，因为服刑期满，因为参加红军而获释或者因为被提升为看守，囚犯离开了劳改营。还有时常为老年、病残、孕妇囚犯以及对于这个强制劳动体系不再有用的其他囚犯所实行的特赦。这些释放总是伴随着新一轮的大逮捕。结果，这种情况一九二九年首次成为普遍现象，后来，在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一千八百万人进过苏联的劳改营。另外还有六七百万人被流放，不是关进了劳改营，而是放逐到移民村。这就是说，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具有某种被囚禁经历的人数总计高达两千五百万，约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档案可能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档案意味着，不能随意对其所显示的情况提出质疑——不仅是我在本书中使用过的这些档案，而且还有后来就这一主题用英文、俄文、德文、法文以及其他多种文字所写的几十本新书使用过的那些档案。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以他本人以及他的回忆为中心，因此，他描写的经常是发生在他和他的朋友身上的事情。然而，这导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否定这本书，当局只需使索尔仁尼琴名誉扫地即可。当局宣称，他是个疯子，他的思想十分危险，他是一个卖国贼或是一个国家的敌人。相比之下，根据档案写成的书具有某种不同的地位。当然，它仍然可能受到质疑，其他作者同样可以坚持认为它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不能宣称，它是凭空捏造的，或者只是某个个人想象的产物。

最后，档案还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情况。索尔仁尼琴的确非常了解古拉格的历史概貌，事实证明，所谓“囚犯的流言蜚语”往往确有其事。但是，他无法说明在另一方看来事情是个什么样。设计古拉格的官僚部门想用它来干什么？劳改营看守是如何看待囚犯的？斯大林本人要求创建劳改营体系的目的是什么？档案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它们的确使问题变得更清晰。例如，劳改营对于苏联经济有多重要，除了惩罚功能之外，劳改营的经济价值被认真对待到什么程度。档案使我们了解到，给看守和劳改营负责人安排这种工作经常是对他们的惩罚：劳改营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工作岗位。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劳改营的内部环境。它们有助于解释强迫囚犯劳动的压力为什么有那么大，还解释了看守为什么那么残忍和狂暴。档案没有改变历史，它们只是充实了历史。

有朝一日，档案还将告诉我们另外一些历史真相。正如我们所知，苏联最终把劳改营制度输出到了其他国家：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直至最后输出到了北朝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讨论创建中国的劳改营体系。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提出了什么建议，但是，终有一天，当中国的档案开放时，我们就会知道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档案的重要性，而且不只是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档案使我们认识到，二十世纪每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悲剧都各有特性：古拉格，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红色高棉革命，波斯尼亚战争。每一场悲剧都有不同的历史根源和哲学起因，其产生的条件也决不会再现。但是，档案还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贬低、消灭人类同胞并将人类同胞非人化的能力已经屡次三番反复出现，而且还将再次出现。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场大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就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同察得越透彻。与陈词滥调所说的不同，我写关于古拉格的这本书不是“为了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而是因为它们还会再次发生。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本书根据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Inc．）二○○四年五月作为铁锚丛书（AnchorBooks）之一出版的Gulag：A History一书译出，并且根据兰登书屋二○○四年出版的同一著作的企鹅丛书（PenguinBooks）版本对前一版本中的错漏之处进行了改正。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在这里说明。原著中出现的俄语字词均以拉丁字母进行拼写，本书则将正文中必须保留的俄语字词（包括缩写）全部恢复俄文原形。对于参考资料和索引中的俄语人名，为了不致破坏原著的排列顺序影响查阅，本书在保留拉丁字母拼写形式的情况下用括号加注了俄文拼写，同时将所有俄语参考资料的标题恢复原形。考虑到本书所关注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使用俄语，因此俄文拼写应该更为准确。

借此后记，谨向以下几位朋友致以谢意：

止庵兄促成本书的版权购买与出版，并且通阅译稿全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张斌兄惠赠英文原著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不断给我以鼓励；

宪平兄在有关营养不良性疾病和滥用精神治疗手段的知识方面为我提供了专业指导。

在给予我有形帮助的同时，朋友们也给了我坚持译书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这是我要特别感谢的。

译者

二○一二年十二月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强烈推荐人们阅读安妮－阿普尔鲍姆精心撰写的这部言之凿凿、出类拔萃的历史著作。——《纽约时报书评》

全面详尽，引人人胜。……（安妮·阿普尔鲍姆）严厉抨击了控制着古拉格体系的腐化堕落，证明了苏联人民的适应能力。……她的研究无懈可击。——《旧金山纪事报》

一部终于使我们可以一睹古拉格全貌的力作……一本价值连城而且不可或缺的书。——《华尔街日报》

一本其重要性不可能被夸大的书。……权威著作。……阿普尔鲍姆以如此平静优雅的笔调和道德上的严肃性所撰写的这本书对于治疗有关二十世纪两三桩穷凶极恶暴行的遗忘症——这种遗忘症令人不可思议地似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影响着公众的意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一本可怕的人问苦难纪事，一部关于人类所经历的最疯狂地滥用权力的某个时期的历史，一则道德意义深远的警世明言。……一部具有无畏风格的权威著作，这种风格既使人感动又令人震惊，它展现了纷繁复杂的生活，揭示了注定灭亡的社会和腐朽的幻想的极度衰败。——《每日电讯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