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康德思想的核心部分。《实践理性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中间环节。康德扮演的是基督教真理的维护者，是他首次确定了精神的永存和上帝的存在。书中讨论了生活中的至善问题，康德认为人在绝对服从道德律令的情况下，不应该只是去寻找快乐，而应该去寻找上帝赐予我们的幸福。

这是康德的前一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归宿和目的。所谓“实践理性”，是指实践主体的意志，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就是要考察那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全书包括“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论”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两大部分。该书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它把人的主体性问题突出出来，强调了人格的尊严与崇高，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

前言

导言 实践理性批判的理念

第一部 纯粹实践理性要素论

第一卷 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

第一章 纯粹实践理性原理

第二章 纯粹实践理性对象概念

第三章 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

第二卷 纯粹实践理性辩证论

第一章 纯粹实践理性辩证概论

第二章 纯粹理性在决定至善概念时的辩证论

第二部 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

结论

译者后记

注释一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原本敏锐的人居然会相信，只要分清与快乐相联结的表象起源于感觉，还是起源于知性，就可发现低级欲求能力与高级欲求能力的差异。当我们探究欲求的决定根据，并且在对于任何事物皆可期待的愉悦感中发现它们时，问题就不在于这一令人愉悦之事物的表象源自何处，而仅在于这一事物能在何种程度上被享受。一个表象，即便居于且发源于知性，它也仅能通过预设主体中的快乐情感来决定意愿，那么表象之所以是决定意愿的根据，完全取决于内感觉的性质，也就是说，取决于后者能否被表象愉快地激发起来这一点。无论事物的表象是如何不同，是知性表象，甚至于是与感性表象相对立的理性表象，构成意志决定根据的快乐感受总是相同的(因为毕竟是人们从对象中所期许的那种愉悦、那种享受激发出创造这一对象的活动)。此种相同不仅是因为所有快乐感受仅能被经验地认知，而且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快乐感受总是刺激着同一个在欲求能力能够显现的生命力，而在这一方面，所有的决定根据仅可以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否则，我们将如何能够在程度上对植根于不同欲求能力的决定根据进行比较，进而选择那种更能刺激欲求能力的决定根据呢?一个人会为了不错过一次打猎，而在尚未阅读的情况下归还一部他再也不能得到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书籍；他会在一场精彩演讲的中途离开，以免迟赴宴席；他离开自己平时相当钟爱的知识性活动而去参加牌局；他甚至会因口袋中的钱只足以购买一张歌剧门票而斥退自己原本乐于周济的穷人。如果说意志决定建立在他出于随便什么理由皆可期许快乐或不快这一基础之上，那么刺激他的无论是何种表象，对他而言都是完全一样的。他在决定意愿时所需考虑的仅是这一快感有多大，能够延续多久，是否容易获得，又以何种频率重复。需要开销的人只要金钱在所有的地方都能以相等的价值流通，就不会在意金子是采自深山，还是淘自黄沙；同样，仅考虑生活愉悦感的人，也不会去追问表象来自感觉，还是来自知性，他只会去追问这些表象在最长的时间内所能够提供给自己的快感有多少，有多大。

只有那些乐于否认纯粹理性在不设定任何情感的情况下具有意志决定根据的人，才会背离自己的观点而误入歧途，甚至将自己业已置于同一原则下的某种东西重新诠释为完全不同的。譬如，一个人可以只在施展力量中获得满足，可以因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时所意识到的精神力量而愉悦，也可以在对心智的培养中感到幸福。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他们称为高雅的兴致，因为较之其他快乐而言，它们更受我们的权力支配，并且，会增加我们获取此种愉悦的能力而不是逐步地加以磨损；也就是说，它们在愉悦我们的同时也培养着我们。但是，没有理由将这些愉悦冒充为不同于仅仅通过感觉决定意志的另外一种模式。因为，这不同，甚至在种类上与理性不同。这样，即便掺杂以最少量的受本能决定之欲求能力的刺激，理性的力量和优越性也会因之而被削弱，这就如同以任何经验性的存在作为数学证明的条件都会降低和破坏这一证明的力度和价值一样。在实践法则中，理性直接决定意志，而不必借助快乐或不快之感受的介人，即便此种愉悦是就法则本身言的。这仅是因为作为纯粹理性，它只有在能够给出法则的前提下，方是实践性的。

注释二

追求幸福，必然是每一个理性的然而却有限的存在者的愿望，也因而是他的欲求能力一个不可避免的决定者。对于我们存在的满足，并非是生来具有的，或者说天赐的，因为这些将预设存在独立自足的意识；它是作为存在者的需要而由我们的有限性所强加给自己的问题。这些需求指向欲求能力的质料，也就是说，指向那些与作为基础性主观情感的快乐或不快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些情感决定着我们为了满足于自身状态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正因为此种质料性的决定根据(动机)只能经验性地被主体所认识，所以它就不可能将这种对于幸福的追求视作法则，因为法则必须正确地包含在所有情况下对于全部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而言的同一个决定根据。虽然，幸福概念总是担当着对象与欲求能力之实践联系的基础，但是它仍然只是主观的决定性根据(动机)的一个通名，它并不专门决定在某一给定的实践问题中所应做的任何事情；但是在这一实践问题中此种决定又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单独地加以处理，因为，没有某些特定的决定根据，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每个人将其幸福置于何处，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独特的快乐与不快的情感，甚至也取决于同一个人内部因情感的变化所导致的需要之差异性。这样，一个主观性的必然法则(作为自然法则)在客观上却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实践原则，可能而且必然因不同的人而大相径庭，并由此不能充当任何[实践]法则。因为，就追求幸福的愿望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并非是与(法则相一致的)形式，而仅是质料；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我能否从对这一法则的遵守中期望愉悦，如果能够的话，这一愉悦又有多少。自爱原则确实能够包含具有普遍性的技术规则(即如何发现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但是这些规则仅仅是理论上的原则，例如，想吃面包的人应当建造一个磨坊。但是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实践规范始终不能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欲求能力的基础是快乐和不快的情感，而假定情感被所有的人指向相同的对象又是决不可能的。

但是，即使假定全体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就他们快乐与痛苦的情感的客体的种类，甚至于趋乐避苦的手段达成了一致，他们也不能设立作为实践法则的自爱原则，因为这种全体一致仅仅是偶然的。这种决定根据将仍然仅是主观有效的和经验的，并且也不会具有在每个法则中为人们所想到的必然性，即源自先天根据的必然性，除非我们主张这种必然性根本不是实践的，而仅是自然的，也就是说，行为是被禀赋不可避免地强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看见别人打哈欠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打哈欠。与其将单纯的主观原则提升到实践法则的行列，还不如主张没有实践法则，仅有为我们的欲求服务的劝告，因为实践的法则必须具有客观的而非单纯主观的必然性，必须是被理性先天地认识到的，而不是通过经验被认识到的，无论这种经验是如何地普遍。甚至相互一致的现象的规则之所以被命名为自然法则(例如，力学法则)也是因为我们确实能够先天地理解它们，或者至少是认定(就如在化学法则中那样)：在我们的洞察力进一步深化之后，能够以这一方式认识它们。唯有在主观实践原则那里才会清楚地产生了下述情形：它们以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意愿条件为基础，从而必须总被描绘为单纯的准则，而非实践法则。

这一评论也许初看起来只是拘泥于细节；但事实上，它详细说明了那在实践研究中能被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区别。

P11-21

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中，出现过很多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穿越时空，为人们长久研读，有的甚至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套《西方学术经典文库》(英汉对照本)，精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名著，计划达到一百部，将陆续分批出版直至全部完成。

《西方学术经典文库》由多位专家学者指导分类选目，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类，注重权威性、学术性和影响性，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诸多名著。

《西方学术经典文库》中译本译自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英文译本，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读者可以参照原文对作品有更加客观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西方学术思想的精髓。

为加以区别，原文中的英文注释，注释号用①、②……形式表示；中文译者注释则以[1]、[2]……形式表示。至于英译本中出现的原文页码和特殊索引等问题，中文译者在“译者后记”中将予以解释、说明。另外，在英文原著中，有一些表示着重意义的斜体或大写等字体，考虑到读者可以在对照英文阅读中看到，因此在中译文中，没有照样标出，还望读者理解。

九州出版社

在译完康德的这部著作之后，译者突然间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则文字。他在自己的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都得到提高的地位。”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为了此处所标明的目标而奋斗不已，这个目标就是：“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当初，阅读这则文字时，译者只是觉得其初衷同儒家思想有契合之处，《大学》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以现代的语境来看，其旨趣也无非就是“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而今看来，康德一生，笔耕不辍，他所希冀的，也不外乎于是。故而，译者希望读者不仅仅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来阅读这部著作，而且能够在自己的身心修养上真正有所体悟。毕竟，正如康德在“结论”部分所谈到的，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单纯的钦佩和赞叹是不够的，而唯有对于它的忠实践履，才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

近代以来，众多的有志之士为着“重塑国民性”的目的，从事于翻译工作，希望通过对西方思想的绍介，来为此种重塑工作提供某种资源。毕竟，“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这样一个目标，对于那时的中国有着它更为迫切的意味。至于翻译的标准，则以严复先生“信、达、雅”三字箴言为最。其后，鲁迅先生和赵景深教授又围绕“硬译”和“顺译”展开争论，其争论的实质乃是，在这三字箴言中，当以何者为最首要的考量。但是，无论怎样，就“重塑国民性”的目的来考察，翻译之所以为翻译，就应当达于人心，使读者真实而又较为容易地理解原作者的本意。所谓“信、达、雅”三字箴言也应服从、服务于这个目的。

但是，康德的著作毕竟素称难懂，要真实地加以理解，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与其说在于思想的艰深，还不如说在于表达上的缺欠。故而，译者所依据的英文版贝克译本就显得尤为可贵。相对于注重康德原文之风格的艾博特译本，贝克译本比较注重英文的流畅和可读性，因而对康德原文的语势和句子结构作了较大的改动。虽然，正如韩水法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此种更动在有些地方乃是出于主观的推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译本在“达于人心”上所取得的成就。后来者所应当做的，仅仅是厘定此种更动，使之符合原作者的本意，而不是回到康德的风格，让读者茫然于其混乱的表达。我想，英文译者应当这样，中文译者更应当这样。

《实践理性批判》的中译本有张铭鼎、关文运、牟宗三、韩水法、邓晓芒五位先生的不同译本，而坊问较为流行的是后两位先生的译本。如前所述，本书的特点在于，它根据贝克本译出，较为注重文章的可读性。当然，在翻译的同时，译者参照韩先生和邓先生的译本，对贝克本中出现的误判做了适当的改动。在此，对于两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这个中英对照本的特点在于，读者可以在英文本和中文本之间比照阅读，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我相信，各位读者只要明确指代关系，分清行文层次，就可以深入地理解康德的本意。

张永奇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