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成功令人惊叹，失败也影响深远。它是成功的，因为它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及其腹地，将那片从泰恩河到底格里斯河，从尼罗河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广阔土地都统一到了同一个政治、经济的体制之下。它的统治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它的遗产更是影响后世。二百多年前，爱德华·吉本写过一部名著，讲述了它的“衰亡史”。詹姆斯·奥唐奈编写的这本《新罗马帝国衰亡史》将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

在凯撒·奥古斯都治下，此后的200年里，帝国的繁荣昌盛令人赞叹。然后，在错失了一连串的机遇，经历了一连串的错误和战争之后，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先是证明了自己能够在危机中维持这份家业，接着使罗马世界摆脱了古老的民族对抗，后来却遭遇了一场悲剧性的逆转，丧失了罗马所赢得的所有机遇。《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所讲述的就是处于其中心的悲剧情节。当时，泱泱罗马帝国已经无法理解自身及其世界了，继续坚持了过去的野心和成就，结果造成了自我的毁灭。《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唐奈教授的最新力作。以标新立异为亮点，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笔下的“罗马帝国”其实就是当代“新罗马帝国”的化身，这部《新史》直接体现了当代美国价值观的历史投影。它以全新的视角重述了所谓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生动地勾勒了“古代晚期”的历史画卷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呈现出各种发人深省的问题。罗马帝国的衰亡预示这今天的危机，希望对于如何解决今天的危机能够提供借鉴。

中译本序

前言

序曲

第一部分 狄奥德里克的世界

 第一章 公元500年的罗马

 第二章 或可存在的世界

第二部分 查士丁尼的世界

 第三章 查士丁尼登场

 第四章 失去的机会

 第五章 祸害甚于内战

第三部分 格列高利的世界

 第六章 重启人生

 第七章 紧缩的君士坦丁堡

 第八章 最后的执政官

尾声

罗马皇帝年表

注释

进一步阅读书目

致谢与版权许可

译后记

狄奥德里克是谁，他又是如何达到权势的顶峰的？

他的父亲狄奥德默尔是一位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派的强大的军事首领，他的母亲名叫埃雷莉瓦，信奉正统派的基督教。在狄奥德里克很小的时候，他就被带到了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学会了从宫廷中观察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教育和他所奋斗的目标就围绕那些辉煌的纪念碑、盛大的仪式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特权。他的父亲和罗马帝国宫廷为了确保互相之间的尊重和谈判时的谨慎，才把他送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我们可以称他为“质子”，因为在英语里没有很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既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又不被人们所信任的贵宾——他是一个为了确保他父亲有着良好行为而被留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中的孩子。但是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是完全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几年以后，波斯国王也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罗马帝国皇帝收养，以此作为保证两国关系的一种方式。

狄奥德里克的父亲，一位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军事首领，在权势上是无法和波斯国王相提并论的，但长期以来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狄奥德里克出生前，他率领部队在高卢北部与罗马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失败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在罗马帝国境内争得了他们自己的领地。狄奥德默尔让他的长子去君士坦丁堡来作为一种保险和预防措施。总体来看，这一措施是很成功的。大约在471年，狄奥德里克18岁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父亲身边。他们当时生活在潘诺尼亚的平原上，相当于现在匈牙利的地方。有的学者为了对500年狄奥德里克所举行的30周年庆典进行解释，便将这一事件作为他统治时期的开端。由于他长年在君士坦丁堡所养成的生活习惯，以及他身边所伴随的侍从和随行人员，当狄奥德里克来到罗马帝国北方的时候，他看起来一定有些与众不同，因为这些事物在罗马帝国的北部并不常见。狄奥德里克知道他必须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他从手下的士兵们那里了解到了这意味着什么。他第一次婚姻配偶地位很低，婚后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后来他又娶了一位公主奥德弗勒达，她是高卢中部和北部的统治者克洛维的妹妹。奥德弗勒达为他生了一个女儿阿玛拉松莎，他仍然没有儿子。

不久，狄奥德里克便在潘诺尼亚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称职的领导者。他率领手下越过多瑙河，对长期在那里骚扰罗马的萨尔马提亚人发动了一次突袭。狄奥德里克在大肆掠夺后顺利地返回，并且夺取了辛吉杜努姆城(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到了476年，在当时被称为默西亚的地方，狄奥德默尔去世了。狄奥德里克继承了父亲成为首领。在潘诺尼亚，狄奥德默尔的部队正处于贫困与饥饿中。因此在5世纪70年代的中前期，狄奥德里克率领部众南下到了爱琴海地区的帖撒罗尼迦，而后他们折回往北走，来到了今天保加利亚一带的地区，在那里生活了一些年。

狄奥德里克和他的人所行走的是古代罗马军队曾经的行军路线，他们在旅途中还有许多家属以及各种人员随行。古代罗马军队禁止士兵在服役期间结婚，军队领导人能够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将军队从已知世界的一端调动到另一端。相比之下，狄奥德里克的军队显得笨重、机动性差，队伍行军时显得十分迟缓。但是狄奥德里克的部队有着牢固的亲属关系和家人的陪伴。队伍沿途所经过的一些地方，不满的当地居民们会将他们的到来看成是一种侵略。此外，对狄奥德里克的部队来说，行军过程中既会有人离开，也会有人加入。有些人不愿意继续前行，也有些人在中途离开队伍，还有一些人会在行军途中因为各种原因而加入进来。

像狄奥德里克这样的军事首领所率领的军队会与罗马帝国订立契约，他们为罗马帝国效力并且收取相应的报酬。但是他们也同样保持着独立性。有时候，他们从他们首领的家族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这一身份中混合着各种民族与文化的背景。狄奥德默尔和狄奥德里克所需率领的群体能够很容易地回忆起近一个世纪里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这群人中的史家会将更加遥远的故事添加进去，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在5世纪70年代，当狄奥德里克回到他的父亲那里时，生活在巴尔干地区的这种军事群体经常会与对他们保持警惕的罗马帝国政府发生磨擦。罗马皇帝在对他们发号施令的同时也会送给他们礼物，主要是用以确保他们会服从命令。与此同时，过去被人称为塔拉希科迪撒的罗马皇帝芝诺，正在抵御君士坦丁堡附近巴西里斯库斯所领导的叛乱——巴西里斯库斯是一位想自己夺取皇位的将领。巴西里斯库斯可能是奥多阿克的叔叔，而奥多阿克是一位拥兵自重，在意大利不断废立罗马皇帝的军事首领，他也被芝诺皇帝看作一种威胁。

芝诺不久就成功地打败了巴西里斯库斯，并奖赏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们，这其中就包括狄奥德里克。狄奥德里克当时仍然年轻，或许还不到30岁。他被芝诺任命为“国老”(Patrician)与“御前军总管”(master of soldiers in the imperial presence)。如果从地位上来看，这已经算是罗马帝国最高的军职了。芝诺宣布狄奥德里克是自己的义子和战友。两位强大的领导人之间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是局势仍然十分紧迫。到了478年，狄奥德里克与另一位巴尔干地区的军事首领，一位同样叫作狄奥德里克的人结成了同盟。这位狄奥德里克经常被称为狄奥德里克·斯特拉波，意为“斜眼的狄奥德里克”，通过这一绰号来与他更为著名的邻居相区别。两位狄奥德里克并肩作战。在当时，罗马皇帝们已经习惯了使用雇佣来的、私人性质的防御部队，认为要保卫广阔的领土，只有通过与那些像狄奥德里克一样的独立的军事首领合作，而不是使用那些罗马皇帝手下的享受常规津贴的军队。为了寻找有利的合作者，罗马皇帝会周旋于各个军事首领之间，寻找对他最有利的契约者。芝诺可能给了狄奥德里克金钱，还想将前任皇帝的女儿阿尼奇亚·尤里亚娜许配给狄奥德里克。阿尼奇亚·尤里亚娜的父亲奥吕布里乌斯是一位出身名门但短命的皇帝。狄奥德里克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意志刚强的女性可能在与这位强人的联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还会再一次提到她)。

芝诺还没有走出困境，因为在5世纪80年代末，他忙于应付由伊路斯领导的另一次叛乱。伊路斯的叛乱发生在芝诺的故乡伊苏利亚，伊路斯最终在那里被抓获并处死。在这些年中，狄奥德里克和他的部队主要在多瑙河南岸活动。那里大约是现在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流域与黑姆斯山脉之间的地区。他们很好地守卫了罗马帝国的边境，也不时地南下活动。他们在马其顿和较远的帖撒罗尼迦做了几次“不那么受欢迎的访问”，有时候他们也沿着罗马帝国的交通要道埃格纳提安大道活动，远至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第拉齐乌姆(杜拉佐)。有一次，芝诺皇帝建议狄奥德里克退至马其顿北部的斯科普里附近，以守卫罗马帝国在帖撒罗尼迦地区和巴尔干地区东南部的利益，然而狄奥德里克仍然不断地往返于东部与多瑙河流域之间。

在当时，狄奥德里克的这些行为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在100年以前，他的行为会被罗马帝国看作前所未有的侵略。到了公元500年，埃格纳提安大道和多瑙河流域之间的地区(这些地区从未像罗马帝国的其他行省那样被充分地罗马化)是夹在周边地区更为统一的，受到有效治理的和平国家中间的边境地带。如果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的话，从公元4世纪末直到5世纪末，巴尔干地区良好秩序的崩坏，标志着曾经依靠罗马军队在这一地区所建立起来的铁腕统治已经崩溃了。在这些行省中，罗马帝国的统治从未能够成功地超出武力占领的程度，罗马帝国从未使这些行省从本质上产生根本的转变，从而真正地发展出繁荣的罗马式的城市生活。当罗马帝国过度扩张之时，像狄奥德里克那样以行省为活动范围的雇佣的防卫部队是罗马皇帝所能够提供的最好的防御措施。如果有人对此种变化感到遗憾，认为这标志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的话，那么他也必须看到罗马帝国在此前的四个世纪中也没有比此时做得更好，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能够使这一地区更彻底地罗马化。

P53-56

罗马帝国的成功令人惊叹，失败也影响深远。它是成功的，因为它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及其腹地，将那片从泰恩河到底格里斯河，从尼罗河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广阔土地都统一到了同一个政治、经济的体制之下。它的统治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它的遗产更是影响后世。二百多年前，爱德华·吉本写过一部名著，讲述了它的“衰亡史”。本书将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因为换个角度来重新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已经到了。本书的写作保持了学术上的严谨性，但它的文风应当能够适应所有对历史及其教训怀有兴趣的读者。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那些教训仍然是活生生的。

传统的教科书都说，罗马帝国在公元476 年就终结了，但是，我将在本书中说明，那个时间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罗马皇帝的传承一直延续到1453 年。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继承者们还会继续统治同一个帝国，直到20 世纪20 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那场大战中，至少有4 个欧洲大国自称以各种方式直接承续了罗马的统治[ 德国的皇帝（Kaiser）、奥匈帝国的国王与皇帝（King and Kaiser）与俄国的沙皇（Czar），其称号都源于罗马的“恺撒”，而奥斯曼用苏丹这个新称号延续了古老的罗马统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罗马”已经被“欧洲”取而代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欧洲还在争论，到底该不该允许土耳其成为欧盟的成员。他们不知道，那片最早被称为“欧罗巴”的土地就在土耳其境内。

然而，罗马帝国也是短视的、野蛮的。它的统治者们敬畏希腊文化，却将被征服的其他民族视为“蛮族”，以为自己不必尊重这些民族及其文化。由于这个原因，罗马最终还是无法在奥古斯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它的文化。他们不懂得如何治疗奴隶制的痼疾。他们痛苦地发现，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单纯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以东、以北的欧洲以及红海沿岸一带，都处于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波斯的对抗却持续了数百年——划分西方与东方的界线至今仍位于爱琴海与底格里斯河之间。

进一步说，罗马人不懂现代人所谓的经济学，因而发展出了一种脆弱的经济。到了5 世纪，这种脆弱性所造成的痛苦就显露无遗了。突然间，建立在武力和掠夺性税收之上的一切都无法运作了，因为士兵和税吏已经丧失了对北非的控制——在所谓的“汪达尔人”的统治下，北非依然生生不息，迎来了自迦太基亡国以来最兴旺发达的时代。即便如罗马人般的想象力也无法应对军事力量失去作用，不能再作为文明的黏合剂的局面。于是，漫长的调整时期随之而来，与之相伴的是巨大的贫困和苦难。本来这一切都可以避免。

罗马人还缓慢而艰难地发现，宗教的信仰、实践和组织能够有力地塑造社会并促进公益，但与此同时，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一样，宗教也会带来许多冲突和分歧。如果说在21 世纪，我们才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是全人类都已经充分理解的，那么，这段历史还能帮助我们思考各种机遇与挑战。

帝国都不是永恒的，但那些应能实现而未实现的事情，始终如阴影般笼罩在罗马的成功之上。这本书就是该阴影如何笼罩于罗马社会之上的故事。

我十分高兴，现在中国的读者们有机会阅读这段历史，并思考它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我曾经多次访问中国，这种经历使我更好地理解了这段历史，帮助我认识到一种具有不同历史，深谙帝国兴亡之道的文化是如何理解自身的。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长久地享受繁荣、健康与和平带来的好处，并将这一切带给更多的人，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又需要做些什么呢？历史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它能够给我们一种有力的手段，帮助我们进行思考。中国的读者拥有特殊优势，因为这不是你们的历史，因为你们熟知另一种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历史。非常感谢译者和出版者，感谢他们给我这一机会。

本书作者詹姆斯·奥唐奈是一位颇具魅力的美国古典学家。他1972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学士学位，又于1975年获得耶鲁大学中世纪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神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从1975年至1981年，他历任布林·莫尔学院讲师、美国天主教大学希腊文与拉丁文助理教授、康奈尔大学古典学助理教授；从1981年至2002年，他先后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学副教授、教授；从2002年起至今，任乔治敦大学教务长(“provost”，相当于中国大学中主管教育与科研的常务副校长)、古典学教授。此外，他还曾在都柏林大学就读，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过访问教授。他先后在9所有影响的大学读书或任教，学术经历极为丰富。

作为一位古典学家与历史学家，奥唐奈教授的学术著述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对“古代晚期”若干作家与政治家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专著《卡西奥多路斯》(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和对波爱修斯《哲学的慰藉》的校勘与评注(布林·莫尔，1984年)。在关于卡西奥多路斯与波爱修斯的研究中，这两本著作至今仍是常用的参考书。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从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开始倡导“Late Antiquity”的概念以来，“古代晚期”研究已经逐步兴起，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领域。“古代晚期”的“发现”，重新凸显了这个从古典走向中世纪的大过渡时代的意义，打破了以往西方历史三阶段划分的简单史观：正是在风起云涌的这500年中，罗马帝国渐渐从中兴走向了衰亡，古典文明在地中海边吟出了最后的晚唱，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结构也逐步奠定了。可以说，继彼得·布朗之后，奥唐奈教授的早期著作也在”古代晚期”的兴起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古代晚期”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其二，对于奥古斯丁的研究。作为早期教会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与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奥古斯丁研究一直都是西方人文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基督教学术中更是占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地位。奥唐奈教授在奥古斯丁研究方面的贡献是长期、重大且深远的。早在1985年，他就在波士顿出版了《奥古斯丁》一书，受到了学术同行们的广泛好评。1992年，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忏悔录》校勘与评注。其重要意义有二。一方面，自从19世纪末以来，《忏悔录》研究长期都是一个炽热的学术焦点，而奥唐奈的重量级评注实际上总结了百余年来的激烈论争，成为奥古斯丁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另一方面，对古代作品的校勘向来都是德语、法语学者的传统项目，而奥唐奈的浩大、严谨的校勘评注本无疑是英语学界在这方面的一项标志性成果。2005年，奥唐奈教授又在纽约出版了《奥古斯丁新传》，以标新立异的方式呈现了奥古斯丁的形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除了以上三大奥古斯丁研究著作，他还在美国的《奥古斯丁研究》(Augustinian Studies)、法国的《奥古斯丁学刊》(Recherches augustiniennes)等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若干论文，并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过“奥古斯丁”这一词条。

其三，技术对于文化的影响。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于1998年在哈佛出版的《词语的化身：从纸草到计算机空间》，该书很快就被译为了西班牙语和法语。

在扎实、严谨地开展精深学术研究的同时，奥唐奈教授也很重视学术的传播与交流。他发起创办的《布林·莫尔古典学评论》(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网址为http：／／bmcr.brynmawr.edu／)是在西方古典学界极有影响力的书评电子刊物。除了担任乔治敦大学的教务长，他还担任过美国古典学会的主席，并且是美国中世纪研究院的院士(Fellow)。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奥唐奈教授的最新力作。与2005年的《奥古斯丁新传》异曲同工，这部《新罗马帝国衰亡史》同样以标新立异为亮点，有可能引起学术界内外各种读者的热切关注。《新史》的另一大特色是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无数次感觉到，他笔下的“罗马帝国”其实就是当代“新罗马帝国”的化身，这部《新史》直接体现了当代美国价值观的历史投影。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借古讽今的(新史>具有超出历史之外的价值。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叙述重点在于“古代晚期”。尽管“古代晚期”早已在西方的古典学与历史学中成为一个活跃的领域，但对于广大中国读者而言，它仍然显得比较陌生。因此我们更加相信，将《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很有意义的：它以全新的视角重述了所谓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它生动地勾勒了“古代晚期”的历史画卷；它没有展开繁芜复杂的历史分析，而是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呈现出各种发人深省的问题。

对于爱好西方历史与文化的读者来说，《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视野开阔且文笔生动的佳作；对学习罗马史与中世纪史的学生来说，它也是一部兼具深刻思想与丰富史实的参考书。除了各章的注释，奥唐奈教授还专门提供了一份简明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不过，从多数中国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中文参考书会更加实用一些。

关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凯利的《罗马帝国简史》(Christopher Kelly著，黄洋译，外研社2007年英汉对照本)与格兰特的《罗马史》(王乃新、郝际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提供了较好的整体性论述。瓦歇尔的《罗马帝国》(袁波、薄海昆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聚焦于战争、政府、社会、宗教、地理等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展现了罗马在帝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叙事生动而详尽，洋泽洒洒数百万言，当属罗马史入门佳作，尤为适合非专业读者，其中文简体译本正在陆续出版(计丽屏等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起)。该书第15卷《罗马世界的终曲》。正是另一种讲法的《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戈德斯沃司的新著《非常三百年：罗马帝国衰落记》(郭凯声，杨抒娟译，重庆出版社2010年)则以更为传统的方式描绘了那段历史。此外，勒特韦克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时殷弘、惠黎文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与本书的问题意识有相通之处。在拜占庭史方面，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与徐家玲的《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著作。关于古典文化在“古代晚期”的命运，可以浏览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中世纪史方面，本内特与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李韵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蒂尔尼与佩因特的《西欧中世纪史(第6版)》(袁传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都是在西方颇具影响力的教科书。福西耶主编的《剑桥插图中世纪史(350—950年)》(陈志强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则更为详尽。这三种中世纪通史都包含了对于中世纪早期的介绍。

与罗马帝国之“衰亡”形成对照的，是基督教化的不断深入。古代教父优西比乌的《教会史》(瞿旭彤译，三联书店2009年)是记述早期教会历史的最基本史料，其下限直至君士坦丁时代。游斌的《基督教史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流畅明晰地梳理了基督教通史的基本线索，还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地图。章雪富与石敏敏的《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简练地勾勒了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框架。斯塔克的《基督教的兴起》(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则站在宗教社会学的立场上，十分正面地论述了基督教化对于罗马社会的积极影响。邓恩的《修道主义的兴起》(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比较细致地回顾了“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的修道史，约翰·卡西安、阿尔勒的凯撒里乌斯、圣本笃、大格列高利等人的形象，或许能重新唤起我们对于“基督教史诗时代”的追忆。

对于早期教会的教义论争，《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仅仅站在外部的立场上作了粗线条的论说。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查阅奥尔森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帕利坎的《基督教传统·大公教的形成》(翁绍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冈察雷斯的《基督教思想史》(陈泽民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

关于《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最大的反面角色查士丁尼以及为其作史的普罗柯比，中文的参考书已经为数不少了。普罗柯比主要著作的译本，已有王以铸与崔妙因的《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包括三大战争史与<秘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吴舒屏与吕丽蓉的《秘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崔艳红的《战史》(大象出版社20lO年)。对于《战史》的专门研究，有崔艳红的《古战争：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战记)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关于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可以直接阅读徐国栋翻译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学说汇纂》的若干部分也已经译为中文，陆续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浩大的《新罗马帝国衰亡史》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地理与民族概念。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古代地中海的整体历史，但对于“古代晚期”则语焉不详。与其类似的作品是费弗尔的《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关于罗马与中世纪的意大利、西班牙，可以分别参阅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赵梦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与卡尔的《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针对本书十分强调的巴尔干地区，陈志强的《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是适合的参考书。田明的《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则是从基督教史的角度展开的。

在迁入晚期罗马帝国的各支“蛮族”中，中国读者最容易了解的是法兰克人。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艾因哈德等人的《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以及《罗兰之歌》(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可以引领我们回到那个充满爱恨情仇的时代。日耳曼人的著名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也已经译为中文(安书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细腻地描绘了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不列颠。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陈才宇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可以满足我们对亚瑟王的好奇心。

游斌的新著《圣书与圣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综合地运用了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民族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历史记忆”与“族群建构”这两个概念为中心，精彩地阐释了《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古史。该书的最后3章还对所谓的“巴比伦之囚”以及“回归”故事的真相作了专门的探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的部分著作已经译为中文，可参看梅尔编、王志勇译《约瑟夫著作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与王丽丽等译《犹太战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于古代的阿拉伯半岛与伊斯兰教的兴起，纳忠的《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提供了相当翔实的指引。伊朗大学者札林库伯的《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如椽之笔渲染出古代伊朗高原壮阔的画卷，萨珊波斯亦在其中。

在《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出场的人物，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对于其中的部分重要角色，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中文参考书。关于作者所仰慕的亚历山大·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以及卡特利奇的《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曾德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皆可一读；关于他身后的遗产，则可求教于陈恒的《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旅行家科斯马斯是开启本书《序曲》的重要角色，张绪山的文章《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深入地说明了他的背景。对于饱受争议的著名神学家奥利金，章雪富的《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提供了一种概览。尽管最著名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在本书中只是一个配角，但其一生充分体现了“古代晚期”的时代特征，集中反映了罗马北非的状况。对于这位巨擘，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与王涛(见《主教的书信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所塑造的历史形象各有侧重。透过普洛克罗的《柏拉图的神学》(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我们可以细细回味新柏拉图主义的余韵。波爱修斯是本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可以欣赏他的名著《哲学的慰藉》(朱东华译，载《哲学规劝录·哲学的慰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还可以参考胡龙彪的专著《拉丁教父波爱修斯》(商务印书馆2006年)。在本书《尾声>中以天使学专家身份出现的伪狄奥尼修斯，其多种著作已在《神秘神学》(包利民译，三联书店1998年)一书中被译为中文。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翻译工作历时一年。由于篇幅大、时间紧，本书的翻译工作是由三位译者分工承担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夏洞奇翻译了正文中的《序曲》、第5～8章、《尾声》以及《前言》《中译本序》；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康凯翻译了正文的第1、2章，以及附录中的《罗马皇帝年表》《进一步阅读书目》《致谢与版权许可》；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宋可即翻译了第3、4章；夏洞奇通读了全文并作了修改；康凯、夏洞奇统核了全书各种名词的译法。在翻译过程中，原书作者奥唐奈教授不仅细致、耐心地回答了译者所提出的大量问题，还欣然为本书中译本作序。中信出版社的编辑王强先生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假若《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为此略尽绵薄，使中国读者对罗马历史、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有所增进，那么翻译过程中的一切辛劳就会转化为我们最大的乐趣。

夏洞奇

2011年3月

2012年3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