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几道弯》是“中国知青文库”之一，通过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群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的境遇。作者莫伸用写实的手法，将城市年青人在农村中的无奈和艰辛，以及渴望从农村重返城市的希望、失望、甚至是绝望的心情，描述的淋漓至尽。

　　《远山几道弯》由莫伸编著。　　《远山几道弯》以“我”，即赵世平为主角，记叙了主人公在十二盘插队生活的知青岁月。主人公刚刚结束校园生活，有些稚嫩与毛躁，却满怀热情与理想，投入到下乡运动中后，他在十二盘遭遇了残酷现实生活的冲击，其中更有因招工与同伴反目，身边熟悉的人惨死，农村野蛮落后的现状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一直在反思自己，在反思中摒弃了迟疑与低俗，在反思中得到了净化。也正是因为他说坚持的美好与崇高，他得到了友谊，得到了村民的信任，也得到了热烈但无疾而终的爱情。但主人公要被招工离开时，他有不舍有感激，正是生活让他成长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尾声

后记

第一章

细雨不知什么时候便从山林中钻了出来，轻轻地向沟谷中飘洒。这是一条梭形沟谷，沟底很开阔，很平坦。伐鱼河从沟中间流过，咿咿呀呀，永远不歇。随着风儿的飘送，声音时而像老人们在深沉而哀切地叹息，时而像孩子们在欢快而天真地嬉逗……河中兀立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些石头都是从秦岭山顶崩坍风化，而后被雨水、河水冲滚到这儿的。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些石头又会继续风化，继续被冲向下游——说不定总有一天，低凹的关中平原会被填高，甚至和秦岭山脉并肩携手吧！

除了石头，伐鱼河里游动着许多小鱼。不知是由于地气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里的鱼长相很狰狞，以至于刚下乡时，我们竞不敢吃它们。并且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一条鱼能超过半尺长！按说这儿有许多深潭。这条河的存在更是有无法算清的历史了，可是却没有一条大鱼！从这里再往上走，用不了十里远，就是山的顶端。越过山顶，便到了太白县。那里有一条桃川河，水流并不比伐鱼河大，河中却有娃娃鱼，一条便四五斤重。一山之隔，品类竟截然不同，这使我们不解！

细想起来，不解的事情多得很呢！从这儿朝北走三四里，有一座“天门”。是两块石头卡在一起，中间露出一道窄缝。通往陕南的小路就从这石缝中穿过。那一年，聚财从天门中过，突然两边的石头挤紧了，生生把他挤死。挤得脑浆直流。再后来，杨家沟一位年轻媳妇透露，那天她和聚财在小路上相遇，聚财一把抱住她就往草丛里按。她急得乱呼乱叫，却没有人听见。眼看着衣服被扒光，突然草丛中蹿出一条碗口粗的大蛇，慢慢向他们蠕动。聚财一惊，松了手。她站起来就跑。说来也怪，那大蛇竟不追她，而是死死盯准了聚财。就在聚财连滚带爬地穿过天门时。哗啦一声，天门猛地将聚财卡住。

是真是假，无从考证。总之，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还有许多。刚下乡时，我们每听一件，便毛骨悚然，感到洪荒远古般的大山是那么神秘，那么恐怖！但很快，我们发现这儿的生活和山外并没有什么不同。最重要，也最本质的仍然是种庄稼，是缝补衣服，烧火做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气开春，人们便脱棉穿单；时临深秋，人们便又脱单穿棉……和城里——不，应当说和全中国的人都一样地活着，并且活得不慌不忙，疲疲塌塌。这种疲塌传染了我们，于是我们也常常两眼望天，怅惘而麻木……

就说眼下，我和岳平能够单独在这里看玉米地，这在三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里已经紧挨着秦岭山顶了，一片又一片古老的树林组成了高深莫测的世界。雾气和水气就在树林里面回荡和飘旋，慢慢吞吞，不声不响，十分恶毒，十分阴险！由于海拔关系，即使是艳阳当头的大晴天，这里一早一晚也得穿棉衣。何况现在已是深秋！更何况这里的野猪和豹子时常出没，虎视眈眈地盯牢着我们拼死守卫着的玉米地呢！常常在半夜里，我们举起火把，掂着木棍，对趁黑偷袭的狗熊和野猪进行恫吓——我们敲响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燃亮一切可以燃亮的东西，在一阵色厉内荏的、莫名其妙的瞎咋唬中，狗熊和野猪便仓皇地逃窜了！

看玉米地的差事很苦。这里没锅没灶，每天只能搅拌面疙瘩吃，实在馋了，我和岳平便用斧头背面将地上夯平，再摊开一张塑料布，小心翼翼地擀面。但没法切面，只好用手扯，扯得不伦不类，像穷孩子的尿布。至于睡觉，更惨！是用桐木搭就的三角架，没门没窗户。每到半夜风起，我们都连头带脚蒙严……

我们愿意看玉米。看玉米可以一天到晚不干重活儿，可以不去犁地、背粪、为牛圈垫土……那些牛马般的机械劳动把我们干烦了！我们想无所事事。

而现在，无所事事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上午，生产队捎来话，让我俩回队里去。

捎话的是秋儿。他长得很结实，突出的特点是嘴大，嘴大不怕，问题在于他的嘴茬子是向两颊上翘翘着伸去的。这叫“猪茬子嘴”。养过猪的人都知道，挑选猪娃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嘴茬子要大！这样的猪上膘快，好喂——当然，秋儿人很好，和我们知青相处得很好，但无论如何，他那张嘴让人一看见，不由得就联想起那个讨厌的字眼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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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有着怎样的创作习惯，但我知道有一些作家写出的作品与他本人的生活关系不大。这使我非常羡慕。因为一个作家如果能够完全抛开个人的一切而凭借虚构来写作，那么他的艺术领域一定会异常广阔。

我羡慕，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从小学时候起。我学习一直不错。记得一九六八年下乡时，学校的老师被指派送同学们到农村去。我的语文老师送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到了秦岭山区。晚上，又与我们挤睡在一条炕上。睡不着，于是聊天。具体聊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聊着聊着，他突然对我说：

“你的脑子很灵。”

我颇觉奇怪，问他何以说这句话？

他说：“你们班的班主任给我说过，说你的脑子很灵，反应特别快。”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非常优秀也非常善良的数学教师。她对我的评价很可能是出于对班上优秀学生的偏爱。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但他却不同意，说：“我是同意班主任的看法的。”

这只是生活中诸多例子中的一个。我并非炫耀自己小时候曾有过辉煌，而只是想说明我脑子不笨。这“不笨”被别人提醒着又被自己感觉着，于是形成了我的自负。当我从事写作并小出成绩时，我雄心勃勃，认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但我很快明白了，艺术攀登的道路决不如此简单！我的一点可怜的小聪明根本不足以使我担当起作家的重任！如果要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必须有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努力的思想准备！这是一场人生奋斗的大战场，每一个步人战场的人都要学会在极端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忍受苦难，奋力拼争，去赢得胜利。

我接受了这种挑战。

我非常勤奋地读书、写作——在今天的生活中，专业作家是最自由的职业。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可以一年四季到各地漫游，并且这本身也是创作生活中所必须的——如果放在一个贪图安逸和习惯于养尊处优的人身上，这无疑为他的奢侈和懒惰提供着最好的条件，但我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始终是写作。不停地写。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我。春夏秋冬，夜以继日，我几乎每天都在写，写。

写作是我青年时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自我人生选择，如今二十三年过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对自己的人生选择远比过去丰富得多，但我却未改初衷！

毫不夸张地说，写作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劳动，它常常对我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当一页又一页的稿纸终于在案头堆积盈尺，只有我知道那上面淌滴的是些什么。我是个凡人，不具有超凡脱俗的写作天才，所以只有靠一遍又一遍的琢磨与修改来努力使作品完美，往往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我竟写四稿、五稿……我写得那么疲倦，那么烦恼，那么痛苦。那种日复一日的伏案无论从体力、精力还是意志上都磨损着我，以致我多次愤怒地推开纸笔，宣布再不写作了。但往往宣布了不到一个月。我便又拿起了笔。没有任何人督促我，也没有任何人安慰或劝解我，我是完全自觉、甚至是在一种下意识状态中情不自禁地握起笔的，于是我明白了，从本质上来说，我是多么热爱写作。

我钦佩一些同辈作家们写作时一挥而就的潇洒，钦佩他们天马行空般的活跃和不拘一格的开阔。但我却无法使这一切归附己体。当羡慕、佩服、尊重甚至努力学习都过去之后，剩下的便是清醒地认识自己。我终于明白了，世界上通向文学殿堂的路有千条万条，属于我个人的却只有一条。

于是我静下心来，去掉轻浮之气，老老实实写作。每次落笔，都有一种基督教徒面对上帝般的虔诚和神圣——于是我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融进了当今现实生活的感照，融进了我个人的阅历、情感、信仰、准则，于是一些熟悉我的人便常常意外地发现，我的作品中不仅写了社会，写了我自己，也写到了他们……

与一些专事写作农村题材或工业题材的作家相比，我涉猎的题材算是宽泛的。但我认为仍然有相对集中的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一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二是写知青生活的。

我想着重说说知青生活。

在插队当知青之前，我是一个城市孩子。我的阅历是从家庭到学校，又从学校回到家庭。我不懂得人世的复杂与坎坷，不懂得生活的艰辛与曲折，不懂得柴米油盐，不懂得生存的搏斗和劳作的沉重。在这种状况下，所有的哲学观点、生活观点以及情感内容都不可避免地挟带着一种轻飘和浅薄，而插队生活开始改造了我。

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对整个祖国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但对我个人来说，一场悲剧派生和导致出来的却不完全是恶果。它使我在人生的路途上开始扎实。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许多思想、观点、情感甚至人生准则都是我在山里面对着如洗天空和茫茫群山时认真思索以及反复领悟得出的。至今，我珍惜那一切。我曾先后写了《沉寂的五岔沟》、《宝物》等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其中有些受到好评并获奖。客观地说，这些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但总体来说，还属虚构的东西多，使我怀有强烈兴趣的是：能否用完全真实的生活来写小说呢？让那段宝贵的生活像一篇日记，永远保存在我今后的生活中。

一九八六年十月，这个愿望终于付诸实践，我在宝鸡市话剧团找到了一间屋子。屋子里除了一张破桌子，一把旧椅子，再就空空如也。但窗外正对着的却是一览无遗的渭河滩。是浩荡不羁的秦岭山脉，它们牵出了我许多回忆，引发我许多咀嚼和思考。我闭门谢客，整日伏案，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写出了《远山几道弯》的初稿。  但一落笔，我才发现真实只能是相对的。这倒不是由于生活本身有许多必然要被遗忘的细节和不宜示众的隐秘，而在于艺术必须剪裁和选择。否则，越是真实的生活就越会成为一部事无巨细的流水账，一本啰啰嗦嗦、任何人也难以卒读的三流书。

真实很好，但真实的，却不一定是艺术的。

而如果没有了艺术，那么谁也不会有兴趣来读这本书。

我的责任是艺术地表现那一段生活，艺术地还原真实。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这部小说尽可能多地保持住生活的原色。

写作中，我完全沉浸在以往岁月的回忆中了。那些还带有少年稚气的知青们在各种利益面前的态度、抉择，那些无私和自私、善良和残酷、美好和丑恶……都一一浮现在我的脑际。当事过二十年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切时，我才加倍地体会到：一个人在生活中诚实、正直和勇敢是多么重要！它可能使一个人暂时受屈辱，受挫折，但最终它使一个人活得仰天无愧，活得自信而从容。

我为自己当初的某些抉择而自豪，也为自己当初的许多抉择而羞赧：我诚实过，也虚伪过；我有美好而圣洁的一面，也有丑恶和见不得人的另一面。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可它又不该这样简单地过去，它多少应该留给我一些什么。

留些什么呢？

似乎很简单。很清楚；又似乎很复杂，很模糊。

也许，生活本身就具有模糊性。

值得一提的是，《远山几道弯》这部小说初稿时只写了十三万四千字。一边写，《十月》编辑部即将前两章拿去；作为独立的中篇小说发表了。以后，其余章节也大都以小中篇、小长篇等形式先后被冠以各种题目刊载和发表。

但真正代表这部作品全貌的是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较之最初的形貌，这本书做了不少改动。而改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原来小说中的一些人物的姓名被换掉了。这似乎是最不值得改动的地方，但我却偏偏十分认真地改动了它们。原因很简单，小说毕竟只是小说，它应当避免被生活中的人对号入座。而原本小说中不少人物的姓名都是真实的。它或许会给一些人带来我所不愿意看到的麻烦。

这同时也说明，这本书在很大意义上确确实实来自生活。它远非我仅凭个人的一点小聪明便能够虚构和完成的。它是我以及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经历。尽管这真实中已经融人了艺术。至今，这段经历引起我们的多重情绪：既为蹉跎了青春岁月惋惜，又为历经坎坷而自豪；既称那段生活是我们步入艰辛的炼狱，又夸那段生活是培养我们成熟的熔炉。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过去的一切对我们却并未失去意义。它今天仍在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情愫，并且对今天又成长起来的年轻的一代来说，了解一下过去年轻人的经历，即使不启发他们产生某种思索，那么起码也会引起他们某种感慨。无论如何，这都是有益的。

是以为记。

1995年4月5日

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