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编著的《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领》内容介绍：在他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之前，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他的名字更上过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名单；

他曾逃离军阀杨森“清党”的毒手，从军阀王陵基的软禁中假装自杀脱身，从军阀刘湘的黑牢中成功越狱，差点遭到军阀何键的迫害，逃脱过日伪特工的绑架和追杀，还设法跳出了“东陵大盗”军阀孙殿英千方百计拉他下水投降日本人的魔爪……

他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先后进入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阵营，并且都是积极投入，忘我参与，赴汤蹈火，九死一生……

如此强烈的反差集于一身。如此巨大的矛盾集于一身。文强的传奇一生，不正折射出一个大时代的某些侧面？

现实生活中的传奇，往往让最善于想象的作家也自叹不如。文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部真实的传奇。

何蜀编著的《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领》内容简介：在中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像文强这样在国、共两党都担任过南级将领。

他曾与表兄毛泽东在长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周恩来是他加入共产党的监誓人；

朱德是他第一次入川执行革命任务时的直接领导；

蒋介石曾亲自接见他委以重任；

戴笠倚他为心腹骨干，放手任用他领导了军统局最大外勤单位；

程潜曾请他帮助竞选副总统；

他曾逃离军阀杨森“清党”的毒手，从军阀刘湘黑牢中成功越狱，从军阀主陵基软禁中假装自杀脱身，差点遭到军阀何键的迫害，还设法跳出了“东陵大盗”军阀孙殿英千方百计拉他下水投降日本人的魔爪……

他在中国现代史的大风大浪中渡过了传奇一生。98岁高龄去世。此前，李锐、胡绩伟、龚育之等中共人士曾请他畅谈国、共党史，可见其历史见证人的独特身份。

《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领》是一本畅销的历史书籍。

引子

第一章 搏斗在波峰浪谷之间

第二章 巴山蜀水风萧萧

第三章 浴血川陕边

第四章 红色人生的顶点

第五章 祸不单行

第六章 转折

第七章 火光谍影上海滩

第八章 组建忠义救国军前后

第九章 “孤岛”生死搏斗

第十章 港澳惊涛

第十一章 太行山绝境突围

第十二章 一段与盟军合作的独特经历

第十三章 陷身东北内战

第十四章 迷途难返

第十五章 折戟淮海

参考文献

后记

山雨欲来

民国十六年，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腥风血雨的春天。

时近清明，迷蒙春雨挟带着些许寒意，笼罩了雄踞长江北岸岩坡之上的川东重镇万县。

几个军人纵马从城西太白岩下太白书院——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部奔出。

战马穿城而过，转眼间便来到城东江边的商业街南津街。铁蹄在雨水横流的石板街面上踏溅起一片水花。

军人在一幢两楼一底公馆式建筑的院门前勒马停下。院门上方插着的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已被雨水淋湿，无力地耷拉着。

这里是当时万县有名的宝隆洋行，二十军政治部和中国国民党二十军党部办公处。

军人们翻身下马，大步闯进院内。

高大魁梧、满脸杀气的为首者，是当时驻军万县的二十军军长杨森。

杨森，字子惠。他是20世纪20年代前期军阀混战中崛起于四川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角色，深受北洋政府赏识，曾先后被任命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四川省省长。虽然在军阀混战中被刘湘等部打败而退守川东，但是在北伐革命开始之时，杨森仍拥有10个师的兵力，控制着自长寿至巫山的川东地区长江沿线十多个县。

早在半年多以前，杨森便已派出代表向正在取得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国民政府接洽，要求归顺，并于1926年10月被正式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

然而，委任令发表后，他却迟迟不肯就职，反而又接受北洋军阀政府的命令，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派出部队增援湖北的北洋军阀队伍，进犯已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武汉。

遭到挫败后，他才又向国民政府表示悔过，并于11月底在宜昌通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杨森这天杀气腾腾地到宝隆洋行来干什么？

他是来给政治部的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的。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在北伐高潮中随朱德入川

原来，自从国民政府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后，便按照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新体制，同时委任了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

当时各军中的党代表，虽然名义上是代表国民党，而实际上却执行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不少党代表(如朱德)本身就是身兼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的所谓“跨党分子”。

朱德曾于民国初年与杨森一起在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有过一段“共同革命”的战友之谊。

以后朱德赴德国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布委任令之前，朱德先已接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委派，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1926年8月11日到达万县，在杨森部进行活动，争取杨森脱离北洋系统，参加北伐革命。

朱德到达杨森部后不久，在万县发生了一起震动一时的涉外冲突。

长期以来，英国商船设备先进，运载力强，称雄于川江，并常因掀起大浪致使中国小木船翻沉而引起纠纷。

这年6月13日，英轮“滇光”号在万县箱子石浪沉民船一只，淹死5人；

7月8日，英轮“万流”号在丰都立石镇河段浪沉小船一只，淹死杨森部六师营长田雨廷和勤杂兵5人；

8月2日，英轮“嘉禾”号在万县狐滩浪沉兵差木船两只，淹死杨森部十师官兵5人，损失公款银元6800多元；  气恼不已的杨森正派人与英国方面交涉而毫无结果之际，8月29日，英轮“万流”号又在云阳附近浪沉木船三只，淹死杨森部提取盐税款搭船返回万县的官兵46人，损失现款85000元，枪56枝，子弹5500发……

杨森闻讯大怒，下令扣船。

英国军舰竞当即将该船强行劫走并打死杨森部士兵两人。

气得咬牙切齿的杨森又于8月30日下令将路经万县的两艘英轮“万通”、“万县”号扣留为质，向英方提出惩凶、赔偿、善后等要求。

英国方面认定扣船是“不顾中英邦交，侮辱英国国体”，于9月5日派出三艘军舰前来强行劫走“万通”号，并悍然炮击万县城，打死无辜平民604人，伤398人，毁民房千余间……史称“万县九五惨案”。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依据朱德的回忆作了这样的记载：

朱将军说，“万县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它迫使杨森投入了革命阵营。大火扑灭，尸体掩埋以后2杨森派朱德到汉口表示要效忠国民革命军。

被正式任命为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朱德就从武汉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遴选出来的40余名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奔赴万县。

这批人员中，有曾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的杨逸棠(时任朱德秘书)、卢振纲等人，有曾留学日本的胡文华、童杏蒸、詹素等人，有黄埔军校毕业生张亚良、熊荫寰、滕代顺、熊敦、谌杰、艾国英、文强等人。他们全是20岁上下的青年，对于到四川去开辟革命新局面充满了信心与热情。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的文强，这时还不到19岁，瘦高个，高鼻梁，英气勃勃，血气方刚。北伐进军到武汉后，他正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组织科任社会股股长。

对于这个出生于湖南长沙乡间的年轻人来说，四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这时一心想的只是要在朱德领导下好好开展工作，在万县为北伐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

此时，他当然不会预料到，不久后他将会两次从这个县城死里逃生。

他也不可能预料到，他将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在陌生的巴山蜀水之间，投身于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和暴力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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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叉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犊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戍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部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栽，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我最早得知文强这个名字，是在1975年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特赦释放战犯”的报道时。不过当时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国民党“高级战犯”，“特务头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为写一个历史文学题材作品而采访一位老人时，意外得知文强原是四川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并曾从军阀刘湘的关押中成功逃跑。这令我大为吃惊，同时又感到十分有趣，相信其中必有许多精彩的人生传奇。从那以后，我就萌生了写作文强的传奇经历的念头。

1989年底，我终于在北京与文强先生见了面，对他作了第一次采访，那时我正在写作四川历史上一个著名女共产党人周敦琬的传记——她是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的第一个女委员，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的遗孀，后来成了文强的妻子，又跟文强一起脱离了中共队伍……这篇《周敦琬与文强》在1 993年发表于《红岩》文学杂志第三期。文强先生很感谢我把久被埋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周敦琬以纪实的文笔写出来了，还要我给他寄了好几本杂志去分送亲友。

在写作周敦琬传记的同时，我已开始了写作文强传记的工作。也正因为在写作周敦琬传记中与文强先生的交流，使他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产生了信任，对我写作他的传记也很支持。

没想到此书断断续续一写就是十年。其间，因对那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社会习俗、生活细节的不了解，除了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外，我还常向文强先生提出各种问题，除了在我两三次出差北京及文强先生一次随全国政协参观团路经重庆时我向他当面请教外，我更多的是写信向他求教，他总是收到信后立即回信(没有立即回信就必定是出差了或生病住院了)，并且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解答，常常一写就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许多在书本上找不到的答案，在他那里都能找到。在他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中，这类有关历史问题的解答、回忆占了极大篇幅，十分珍贵。他虽然高龄，但却思维敏捷，记忆极好，讲起历史上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当然，对有些史实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争论，但最终能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在写作本书的1990至2000年间，这等于促使我进行了一次现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本书写作中，均曾逐章送交文强先生审读，请他提出意见，作出订正。在写作中，我也帮他查证了一些他虽亲历过但却不知其详的事情，帮他找到一些与他生平有关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当年涉及他的有关历史文献及报纸报道，都是他从未见到过的)，甚至，我还幸运地帮他找到了被他视为“救命恩人”的一位传奇人物(在本书中有详细介绍)，使两位老人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高兴地恢复了中断半个世纪的联系……

在本书写作中，我还有幸得到了当年曾与文强先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共过事的几位老人的帮助：重庆市文史馆馆员薛彦夫先生，重庆市教育局离休干部、老红军易文斐先生，民革上海市委离休干部梁佐华先生，上海市文化局离休干部金乐一先生等，他们都热心地提供了对当年情况的许多宝贵回忆；此外，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胡康民先生，中共四川省万源县委党史研究室王永清先生，中共万县地区党史研究室杜之样先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郑洪泉先生，重庆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孙曙先生、万州作家谢声显先生等也热心提供了不少相关的历史资料，这些都为本书增添了生动丰富的细节和坚实的史料基础。

此书写完后，曾给文强的几个儿子——曾任湖南省南县政协副主席的文致中(他是文强和周敦琬的儿子)，现居美国的纽约三一学院终身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在北京的文定中等看过。他们都很高兴能够从中了解到他们父亲一些过去的经历·并提出过一些有益的修订意见。

在此书尚未找到地方出版的2003年初，有知道我写有文强传记的朋友给我送来一本刚出版的《文强口述自传》。我想正好可以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值得用来补充到我书稿中的材料。不料，一读之下，却发现该书记录整理者既不熟悉那些历史，也未作认真的采访和研究，致使该书错误百出，我不得不写了《仅有记录是不够的——(文强口述自传>指瑕》一文，发表在《书屋》杂志2003年第八期上。《北京日报》的编者读到后，十分看重这个问题，又征得我的同意，将我这篇文章重新编辑后以《关于文强口述自传》为题发表于《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3年9月22日第220期。一些读者读到我这一文章后，奇怪我怎么会对文强的有关历史那么熟悉了解？他们不知道我对这个题材已经在十余年中陆续做了大量的采访、研究和写作。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杨世元先生读过本书初稿后曾对我说：“你挖到了一脉富矿。”

这是不是一脉富矿？自然只能由读者诸君自行作出评判了。

2005年12月7日夜于风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