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卡夫卡今日之名声，他的传记还不算多，恩斯特·帕维尔编著的《理性的梦魇(弗兰茨·卡夫卡传)》将卡夫卡性格的多面性与独特性跟其作品的深奥性与神秘性放在20世纪欧洲波澜壮阔的现代主义思潮中加以考察，并结合现代心理学和民族学以及布拉格的地域文化传统，描绘出一个立体的、轮廓鲜明的、背景清晰的完整的卡夫卡。

恩斯特·帕维尔编著的《理性的梦魇(弗兰茨·卡夫卡传)》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传记。《理性的梦魇(弗兰茨·卡夫卡传)》作者以翔实的资料与丰富的档案，结合卡夫卡的作品，运用细腻的文笔，分析叙述了这位“现代主义小说之父”极富神秘色彩的短暂人生。

前言

缩写索引

一～二十七

参考文献

在布拉格，卡夫卡总是无处不在，但人们却对他缄口不提。当你在市中心突然与他正面遭遇时就不免震惊——走在梅瑟大街(Maisel Street)上，你会看到一幢呆板的建筑物，铸在外墙上真人大小的铜像，将卡夫卡沉思的样子永远凝固在了你需要抬头仰望的高度上。就在这里，一块小小的牌匾指明，这正是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出生的地方。

这是一所微型的纪念馆，毫不起眼，但也与周边环境异常相衬。这是由当时的政府委托雕塑家卡雷尔·哈德利克(Karel Hadlik)设计的，于1965年落成揭幕。当时，社会主义更人性化的一面开始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护墙后面探出头来。卡夫卡经历过巨大的转变，从一个颓废的虚无主义者变为一个猛烈批判资本主义之异化的“革命家”，这座雕像想表现的正是处于这一转变初期的卡夫卡。1968年夏，苏联的坦克大军结束了一切对自由的幻想，复兴卡夫卡的计划也无果而终。但是在这个日夜回荡着他的梦魇的城镇，他的存在一旦被意识到，就难以被驱散。铜像被留在原地，黄金巷上他的故居也保持原样——这可以被看成是让步于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可以说是好兵帅克式的狡黠智慧的例证，正是靠着这种智慧，捷克人得以将其事业延续至今。无论如何，它们都见证了关于卡夫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他生在布拉格，埋葬在布拉格，他的41年光阴大部分都在这个见证他诸多失败的堡垒中度过，这个城市就像是那个“带爪子的小母亲”，从未放松过对他的束缚，也塑造了他的世界观。

卡夫卡的成长之地具有神秘气息，现在仍然保存着浓重的中世纪色彩，包裹于神话之中，各种传说已深入每一块墙根。从卡夫卡屋子的窗户眺望出去，时光可以回溯到几个世纪前：这个孩子的每次出行，每次跑腿，都要穿过座座拱门和曲折蜿蜒的小巷，它们散发着过去复仇时代的气息。这便是卡夫卡的人生舞台。著名犹太学者弗里德里希·蒂贝格尔(Friedrich Thieberger)是卡夫卡的希伯来语老师，他回忆道：“曾经，我和弗兰茨站在窗前俯瞰旧城广场，他指着那些建筑说道‘这是我的高中，我们面前的是我的大学，稍左是我的办公地点。这个小圈子……’他边说边用手指划出几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划定了我的整个生活。…

但是这个孩子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对这个城市的存在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使是他周边的环境，也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形成有意义的连贯图像。在那之前，他不得在一个异常纷乱的世界中探寻自己的生存方式，在那些强势而且握有强权的人的阴影中生活，他必须学会处理一种双重危机，他们的在场会使他感到威胁，他们的缺席也使他感到无所适从。卡夫卡对童年的记忆能清楚地揭示这一点，而他选择忘却的那部分童年经历也同样如此。即使是他在最后的一些日记中曾提到的“活着的记忆”，也是具有选择性的，而这种选择又被他记事以前的幼年经历所左右——在他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最终与其对爱的诉求相融合，而事实上，他的母亲早已辜负了他对爱的期待，尽管或许出自无意识。正如真实世界里的父亲，那打了蜡的八字须和严厉刻板的脾气，远远早于万能神祗而留驻于他的记忆。

卞夫卡的双亲仅仅作为“卡夫卡的父母”而被后世所知——这是养育一个作家的危险，尤其是像卡夫卡这样完全不会弄虚作假的作家。然而，赫尔曼．卡夫卡(Herrmann Kafka)成为卡夫卡的父亲时已经31岁了，要胜任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他却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他能够白手起家，脱离贫困，成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小有财产，是因为他天生以自我为中心，不懈努力，一心只关注金钱和地位。这也使得他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毫无风度，缺乏热情，当然也绝不会善解人意。然而，作为一个父亲，他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自己本人也没有任何童年可言。

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Jakob Kafka)出生于1814年，在家中九个孩子——六个男孩，三个女孩——中排行老二。他在捷克一个叫沃塞克(Wossek)的村子里一间破房子中长大。根据当时的法律，他是不能结婚的。1789年颁布的一个法案限制犹太人口的增长，规定犹太人家庭中除了长子能结婚外，其他儿子都不能结婚。雅各布刚好有个比他大一岁的继兄。1848年的革命，或者叫作野蛮的镇压，使他免于无合法后代的命运——无后在他看来简直就是第二次死亡。纵观犹太民族的历史，这种可预测的不可测性作为一种颇具反讽……

P1-2

如果没有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的远见和胆识，就没有人能够——或者说，也没有人会想到要——记下弗兰茨·卡夫卡的一生。正是勃罗德两次拯救了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是使其免遭付诸一炬的命运，第二次又从人们的冷漠和遗忘中将其挽救。我们得感谢勃罗德给我们留下的第一本卡夫卡传记，此书于1937年出版，带着深厚的个人情感记录了卡夫卡的一生。立传者恰好是传主最好的朋友，见证了卡夫卡的人生和他所处的时代，这一点对一部传记来说是幸也是憾，因为过于亲密的关系难免带来盲点，近距离的观察难免影响一个人的观点。不过，尽管勃罗德的看法和结论还有待商榷，但是他对卡夫卡世界的第一手观察和近距离描述，仍是任何在世之人都无可比肩的。因此，和其他卡夫卡的传记一样，这部传记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斯·勃罗德的奉献精神，以及对朋友的忠贞和慷慨无私。

然而，从勃罗德所著的传记出版，到本书撰写的这近半个世纪里，许多勃罗德未曾留意或者是无从知晓的关于卡夫卡的新材料被陆续发现。参考文献中列出了相关度最高的一些出版物，其中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及哈尔特马特·宾德尔(HaItmut Binder)的著作别具一格，二人的成就我们无法忽视。他们几十年的研究挖掘出了大量重要的细节以及文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很可能就失去了这些重要文献，那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虽然我对许多事实的解读可能与他们不尽相同，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

同时，欧洲、以色列以及美国的许多相关人员也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回忆，或者协助进行了广泛的原始资料搜寻。我想在这里对他们致以我特别的谢意，他们是：玛丽安娜·施泰纳(Marianne Steiner)、普瓦·门采尔博士(Dr．PuahMenczel)、米里亚姆·辛格(Miriam Singer)、摩西·施皮策(Moshe Spitzer)、鲁文·克林斯伯格(Ruven Klingsberg)及玛戈·科恩(Margot Cohn)。同时我也要感谢希伯来大学以色列国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纽约利奥·贝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的图书管理员。戴维·里夫(David Rieff‘)给予我的指导意见非常敏锐，他在编校方面的帮助堪称典范，无比珍贵。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我都感激不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