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总统从来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更不是得票最多一定当选？

为什么即便没钱也可以当总统候选人，但是钱少肯定不能当选总统？

很多人积极投票是不是因为共和党与民主党执政差别很大？

投票率越来越低是因为谁当总统都一样，还是自己的选票没用？

《美国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由孙兴杰所著，赞美美国要读它；批判美国的更要读它！

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世界。对一个如此重要的职位，我们却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美国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

《美国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由孙兴杰所著，《美国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正是认识、了解美国总统的最佳读本，更是通过美国总统读懂美国的不二之选。作者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无懈可击的逻辑，有据可循的史实系统讲述了美国总统选举的方方面面。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能够明白美国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

第一章 美国总统到底是个什么职位

 为什么是“总统”，而不是“国王”

 “美国总统”诞生记

 总统最多能做几任

 总统手中有哪些倾天下之权

 不想当总统的总统真不是好总统

第二章 总统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

 总统和副总统是什么关系

 总统与国会相比，谁的权力更大

 总统与最高法院相比，谁的权力更大

 总统是各州州长的上司吗

 美国总统能否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

第三章 谁有资格成为总统候选人

 如何成为总统候选人

 为什么美国总统的信仰如此受关注

 单身汉在美国为什么当不了总统

 为什么媒体一直追问奥巴马的出生地

 总统候选人演讲时讲什么

 没有通过选举就当了总统的人

第四章 谁有资格投票选总统

 选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黑人什么时候才真正拥有选举权

 妇女是什么时候拥有选举权的

 军人投票与普通选民有何不同

 以糟糕的方式成为总统的伟大总统

第五章 美国总统选举并非全民直选

 原来美国总统不是“人”选出来的

 选举人是如何选出来的

 选举人选票重要还是选民选票重要

 华盛顿特区的选举人团有什么特别之处

 美国总统选举程序

第六章 驴象之争——两党轮流坐庄的形成

 美国两党制始于何时

 美国政党党员能否随便入党、退党

 共和、民主两党各代表什么阶层

 两党利益均沾：1877 年大妥协

 奇怪的政党——“里根民主党”

 “茶党”能否打乱两党轮流坐庄的局面

 很多美国人并不关心谁当总统

 伟大的演员里根总统

第七章 是不是谁钱多谁就能当总统

 世界上最烧钱的选举

 同样是钱，为什么还分软硬

 政治病毒：献金与分肥

 风水轮流转，总统今年我来做

 壮志未酬的加菲尔德总统

第八章 总统也会被赶下台

 总统居然会被赶下台

 总统最怕的小官

 那些遭弹劾的总统们

 “水门事件”绊倒尼克松

 克林顿的绯闻与幸运

 总统离职后都在干什么

 奋斗一生只当了32 天总统

第九章 决战2012，奥巴马的连任之路

 奥巴马上台之后的变革之路

 奥巴马的利比亚战略小算盘

 “太平洋总统”的战略转移

 医疗改革为奥巴马拉来选票

 哪些人曾想取代奥巴马

 征“巴菲特税”是妙招还是臭棋

 本·拉登的阴魂

 美国总统违宪记

 “持枪权”与总统选举

 一切都是为了选票

 ——奥巴马公开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

 奥巴马PK 掉罗姆尼

 奥巴马的“财政悬崖”

附 录 美国霸权还能维持多久

后 记 美国衰落了吗

美国总统不仅是美国的总统，也是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总统，为什么这么说呢？每次美国大选，全世界都在关注，2012年人们也一如既往地关注，人们关注奥巴马能否连任，关注共和党能不能有黑马杀出来取奥巴马而代之。除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美国总统的权力是真不小。早在1941年，美国著名的宪政法学家爱德华·科温曾说：“总的来说，总统职位的历史就是它的权势膨胀史。”

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多，归结起来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国家元首、行政首脑、立法法案否决权、外交与军事权力和政党领袖。如此之多的权力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他会不会很累呢？非也！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总统是一个人，但是做事情的却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因为总统可以任命上万人，每次大选之后，如果白宫易主，就要有几万人进出华盛顿联邦政府，有人欢喜有人愁。

总统是国家的元首，美国的象征。在一些议会制国家中，国家元首是虚职，如印度的总统、以色列的总统或者德国的总统。美国总统既是国家的元首又是行政首脑。就国家元首而言，美国总统的地位堪比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但其权力则不可同日而语。

行政首脑才是总统的“本色”，因为宪法规定，行政权归总统。总统首先要贯彻与执行美国的法律与法规，保证国家的日常事务得以运行。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处理的事务也非常多，可谓日理万机。

任免官员是总统最主要的权力之一，因为总统需要合适的人选来执行自己的命令。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之任免都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各部首长以及驻外大使一级的高官，总统需要与参议院打招呼，有些人还要到参议院去“述职”。比如奥巴马要提名骆家辉担任驻华大使就需要得到参议院的同意，为了顺利过关，骆家辉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加听证会，“答辩”通过之后，参议院才会放行。

正是因为总统手里面有上万个职位可以安排，所以，每次总统大选都有许多人参与其中，一旦获胜，那就可以平步青云了。美国政治中的“旋转门”与总统的任命权息息相关，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赖斯等人都曾经是大学的教师，一旦进入总统竞选团队，那就直接进入机要部门了。即便一朝下野，这些人也会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长期下来，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身边聚集了大量的能人贤达，他们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竞选成功之后就是总统的左膀右臂。

总统是率领一个庞大的执政团队与国会的权力制衡的，如果不能自由地选择助手，而是由国会“安插”的话，那么就会让政治运作中充满了潜规则。当然总统在任命官员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参议院的意见，与此同时，总统还要依靠任命官员的机会来聚拢人气。因为美国的政党制度的特点是没有纪律，非常涣散，总统虽然是本党的领袖，但是却没有权力去约束本党的成员，而他手中的任命权则是最好的资源。

立法权归国会所有，但是总统却有否决权。2006年小布什总统首度使用否决权，否决了美国参众两院关于放宽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限制的法案。其实这一问题在小布什上任之后就出现了，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国内政策顾问玛格丽特·斯佩林斯就提示他，这一法案已经引起国内关注。

小布什在自传中将这件事当作自己的政绩大书特书，200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民主党以胚胎干细胞的法案来攻击小布什。小布什是一个保守派，如果放宽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话，就意味着更多的胚胎将被摧毁，那可是生命的种子。小布什在自传中写道：“胚胎尚不能开口说话，不能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所以社会更要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经过一番纠结之后，小布什把国会送来的法案直接给驳回了，按照宪法规定，被驳回的法案需要国会重新审议和表决，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换句话说，总统只需要比三分之一的议员多一位就可以维持否决。美国的参众两院可是两党的天下，要拿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不容易。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历史上，国会推翻总统否决权的几率也就在4％上下。

除了直接驳回之外，总统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让法案作废，那就是“拖”，如果法案提交到总统那里，总统不言语，而此时国会恰好是休会了，那法案在10天内(不包括周末)没得到答复就自动作废了；如果国会正在开会，那10天之后就自动生效。

对法案的否决权是总统制衡国会的有力杠杆，此外，总统还可以通过行政法令或者委托立法的形式得到立法的权力。国会只能从原则上对一些问题进行规定，因为总统日常工作中需要面对复杂的事务，尤其是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给了尼克松在1971年发起“尼克松冲击”的权力，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切断与黄金的联系，美元贬值，提高关税。事后来看，尼克松的这一决定是国际货币史上的一次转折，但是这种决定并不是经过议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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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衰落了吗

美国衰落了吗？这是奥巴马总统最头疼的问题，如果答案是“Yes”，那美国就需要换个总统了，奥巴马连任之梦就打水漂了。虽然唱衰美国依然是媒体的热门话题，但是奥巴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历史上“美国衰落论”并不新鲜。令人奇怪的是，美国每每在“衰落论”的喧嚣中走向强大，难道“衰落论”成了美国强大的成功学吗？从朝鲜战争失败以来，美国前后经历过不下八次“衰落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越南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即便如此，美国很快触底反弹，恢复了强国地位。任何“衰落论”中都包含着事实与想象，只有走人历史深处才能体会到：美国并非无敌，所以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实力；美国居安思危，所以拒绝迷信“衰落论”。美国的“衰落论”历史何尝不是一部大国崛起的心灵日记呢？这对于高弹崛起进行曲的中国而言，“美国衰落论”更像一剂解毒剂。

苏联卫星与导弹差距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一出，美国社会哗然，人们认为美国在科技、教育、工程、工业等领域已经全面落后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意味着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美国难以抵御苏联的核导弹攻击。由此而起的是持续数年的“美国衰落论”，这次唱衰美国的主力是美国军方和媒体，但军人总统艾森豪威尔却直至卸任也没有对这次唱衰美国的言论作出有力的回击，因为他并不认为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有什么了不起。

苏联发射卫星掀起了另一场核竞赛，不仅在核武器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而且在运载工具方面也展开了新的竞逐。“二战”之后，苏联先后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美国的核垄断优势不复存在，运载工具就成为新的竞争领域，美国建立了战略空军司令部，而首任长官则是参与策划对日投掷原子弹的李梅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目标就是摧毁苏联的军事能力，尤其是战略核能力。因此，20世纪50年代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主要依靠空军，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预示着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苏联取得优势。对于一直保持心理优越感的美国而言，这不啻于一次重大打击。

艾森豪威尔的首席科学顾问詹姆斯·基利安在得知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感觉是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伤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使我立即猜测我国是否严重低估了我们对手的技术能力。不可否认，苏联确确实实在美国之前完成了一项我们双方都在努力争取的技术上的伟绩。”更重要的是，苏联卫星动摇了美国技术能力遥遥领先的信念。

至于苏联卫星上天之后对美苏战略平衡有何影响，连艾森豪威尔都不知道，他唯一可以确信的是，苏联人不会疯狂到对美国发起核攻击，与此同时，美国高空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并没有显示苏联正在大规模地部署核导弹。正是基于此，总统才对苏联卫星表现得漫不经心，与之相对照的是，媒体热火朝天地反思与评判，核心基调是美国安全受到了威胁。

苏联卫星发射之后不到三个月，《华盛顿邮报》便将一份福特基金会提交的内部研究报告添油加醋地进行了报道，这是由总统选定的研究小组，以评估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问题，这份被称为《盖瑟报告》的文件直到1973年才解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美国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险时期，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滑向二流大国的道路上。美国正面对着导弹充斥的苏联的直接威胁，而苏联不断提升的军事能力是其日益强大的经济技术力量的展现，最终将导致苏联对全球自由发起政治、宣传和心理上的进攻，从而让美国处于长期危险之中。为了防止灾难，美国需要在未来二十年中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唯有如此才能弥补导弹差距，在多个领域和多个地区反击苏联阵营的进攻。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路媒体纷纷跟进，在媒体的热炒之下，导弹差距已然成为事实。《时代》周刊指出，导弹差距是否意味着力量差距，《星期六晚邮报》则担心，我们有没有勇气和力量抵制克里姆林宫的威胁？

当《盖瑟报告》解密之后，人们才发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些夸大其词，将《盖瑟报告》中的一些猜测当作结论，比如，报告中估计苏联在导弹方面可能超过美国，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对美国是个威胁。此外，《盖瑟报告》提供的信息本身也有夸张之嫌，曾经起草NSC一68号文件的保罗·尼采也是《盖瑟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众所周知，NSC一68号文件是美国遏制苏联的纲领，也是冷战的宣言书。

《盖瑟报告》与媒体的广泛讨论造成了美国衰落的氛围，也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危机感。一些政策分析家也参与其中，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亨利·基辛格便是其中的代表。沃尔斯泰特在《外交》季刊发表了题为《脆弱的恐怖平衡》一文，他认为所谓的战略平衡是靠不住的，苏联人不仅会将核战争作为一种战争形式加以运用，而且能够忍受巨大的牺牲，因此，他嘲笑艾森豪威尔“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前，我们还在沉睡”。亨利·基辛格在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年出版了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此后又出版了《选择的必要》，认为导弹差距可能会引起苏联的核讹诈，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核报复力量的话，苏联就可能会对美国进行讹诈甚至进攻。

当全国上下都在讨论导弹差距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似乎不为所动，他并不反对美国发展导弹技术，但是却在增加军费开支方面保持谨慎。很多人开始攻击总统不负责任，“艾克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说法不胫而走(艾克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才作出了比较激烈的回应：“我为防务奉献了一生，而且我对它的了解几乎比任何国人都多，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它，并且我的根据是只要对政府和国家有好处。”

艾森豪威尔说得没错，媒体和公众之所以“误解”他，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总统拥有高空侦察机和侦查卫星拍摄的照片，所谓苏联拥有上千枚核导弹的说法是一种想象。艾森豪威尔人主白宫之初，美国握有核优势，但是他也不知道如何将核优势变成政治优势，苏联发射卫星也不足畏惧，因为苏联领导人不会疯狂到用微弱的核优势来进攻美国。

艾森豪威尔的淡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冷战风紧云骤的背景下，民众的恐惧也有情可原。艾森豪威尔即将卸任之际，美苏之间导弹差距的说法几乎不攻自破，美国拥有了先进的侦察卫星，北极星潜艇下水，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更加完备，印证了艾森豪威尔在苏联发射卫星之后的断言：我们起步晚，但是会很快超过他们。

1960年的大选，导弹差距的神话依然是热门话题，也是民主党人攻击共和党的靶子。年轻的肯尼迪提出了“新边疆”的口号，他认为美国的边疆就在莱茵河、湄公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亚马逊河。世界上所有的地域都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肯尼迪的此番言论更像是“天定命运”的宣言。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看到这位年轻人提出了一些非常“狂妄”的说法，心有忐忑，在权力交接之际，艾森豪威尔提醒肯尼迪，如果美国被一种辉煌的、代价高昂的行动所诱惑，就会背上沉重的负担。

苏联卫星造成的“导弹差距”更多的是一种神话，在艾森豪威尔谨慎地领导下，美国没有陷入大规模扩军的狂热。而肯尼迪及其后来的约翰逊将美国带人越南战争的泥潭，造成了美国衰落的事实，并带来了一种难以治愈的“越南综合征”。

真实的衰落：“越南综合征”

如果说“导弹差距”是美国人自我臆想的威胁的话，那“越南综合征”就是美国衰落的真实体现，从1965年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越南综合征”并不仅仅是一场不光彩的战争引发的阵痛，它伴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发的震荡，以及“水门事件”所激起的愤怒与绝望。在“衰落论”的讨论中，美国完成了一次战略收缩，随着美军从越南撤军、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美国在里根上台之后逆势上扬，“衰落论”随风而逝。

曾经参与越南战争决策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一九七三年美国最终离开南越时，我们失去了五万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经济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战争支出受到了严重损害，我们社会的政治统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会恢复。”这是对“越南综合征”的最佳描述，一个超级大国为何会在小小的越南折戟沉沙呢？

1961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警告过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不要在越南越走越远，不管美国在那里浪费多少开支，作出多大牺牲，美国将一步一步陷进一个军事和政治的无底泥淖。但是年轻的肯尼迪只是静静地听完这位二战英雄的诉说而已，肯尼迪及其继任者约翰逊一步一步将美国拖入东南亚的丛林战争之中。当时，越南问题只是美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建立以越南为主题的专门机构，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战争的迷宫。

1966年《纽约时报》刊登了尼尔·希恩的文章《不是鸽子，也不再是鹰》，作者曾多次前往越南采访，1964年之前，他基本相信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过了1965年，美国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之后，希恩已经发现，以前相信非共产党的越南人可以镇压共产党的革命并且可以建立一个体面和进步的社会的想法现在来看很幼稚。《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开始报道政府高层之间的分歧，尤其是作为参议员的博比·肯尼迪成为鸽派的代表，而总统林登·约翰逊则是鹰派的象征，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两派势力嫌隙渐生，甚至互相对立。

到1967年夏天，多数美国公众还对政府的越南政策表示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体面地退出越南。反战活动越来越多，身为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女儿凯西在毕业典礼作演讲时被反战者轰下台。而麦克纳马拉则认为，表示反对意见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同时提醒反对者能够认清美国的原则和优势，不要帮助美国的敌人。应当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邀请，麦克纳马拉前往哈佛大学演讲，但是在中途受到学生的围攻，麦克纳马拉发现，越是知名高校中的优秀学子反战情绪越高涨。随着战争的进展，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并曾担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麦克纳马拉也在怀疑，美国从战争中能够获得什么呢？

军方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形成主战和主和两派，麦克纳马拉领衔的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对立日趋白热化。麦乔治·邦迪辞职之后，罗斯托接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是个乐观派，与军方高层立场一致，认为越南战争胜利在望。而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5月19日呈送给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反对扩大越南战事，希望总统能够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思考越南问题，美国在越南的目标应该设定为：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美国的责任应该宣告终结。

与麦克纳马拉持相同立场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霍尔姆斯则请权威专家撰写了一份名为《在越南失利的含义》的研究报告秘密呈报给总统。在这份绝密文件中，作者基本描绘了美国在越南的困境：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美国在越南的失利将会对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的信誉造成重创，但是最终可能不会影响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维持许多地区的秩序和安全的能力。而最大的损伤则可能是自我伤害：内部的纠纷将使美国无法充分、理智地使用力量和资源。美国在越南的两难困境呈现在总统面前：承认失败是对信誉的损失，咬牙坚持则会造成持续的军事、经济损失。可惜的是这份非常具有价值的报告被约翰逊压下了，其他政府高官都没有看到，总统独断的姿态使得决策过程不够透明，当然难以有效领导国家。

毫无疑问，这份报告有强烈的美国“衰落论”的调子，当然不能博得总统的欢心，曾经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徒劳无益的十字军东征，“长期以来，我们的决策者把印度支那战争看作是中国的解放战争学说的一项检验，因而把它看成是中国征服亚洲的庞大战略中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美国在越南撞得鼻青脸肿，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1971年5月，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最大的贸易赤字，越南战争尚未停歇，大量的财富被消耗在战场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战场的危机更加严重，那就是美元危机。

“二战”结束之后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美元获得了如同黄金一般的地位，但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导致了一个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特里芬难题”：美国只有通过逆差才能输出美元。而如果美国逆差过大，国际货币市场就会对美元的币值稳定性抱持怀疑态度。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两难选择一直让美国历届总统挠头，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和西欧经济复苏，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挑战。随着西德经济的快速发展，马克也在升值，为了与美元挂钩，德国央行需要购买美元以维持马克与美元之间的比价，但是形势比人强，马克升值是市场的选择，投机马克的人都赚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

 德国央行购买美元的压力日增，欧洲美元的额度在飙升，几百亿美元在欧洲资本市场“流窜”，美联社的记者称：“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由于美元定价过高，美国出口受阻，贸易逆差依然继续，国内经济动力不足，而欧洲市场对美元的认可度在下降，在欧洲旅行的美国人发现，一直坚挺的美元在欧洲不那么受欢迎了。

尼克松必须采取措施才能挽救美国经济的颓势，1971年8月，尼克松将总统经济顾问召集到戴维营商讨对策，起草经济咨文。8月15日，尼克松突然在电视上宣布，终止“黄金窗口”，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关系，对多数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尼克松事实上埋葬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盟友对于“尼克松冲击”大为震骇，连他最亲密的盟友基辛格事前都不知晓，这是尼克松的一贯做法。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的关键一步，尼克松也不知道会带来何种后果，就像时任副财长的保罗·沃尔克在巴黎副部长级会议上所表示的，美国没有解决危机的方案，这与蛮横的流氓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

精明的基辛格料定欧洲国家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建议就货币问题进行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谈，为了防止欧洲国家一致对外，会谈应该采取双边而非多边的形式。如基辛格所言，关键的经济决策绝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法国虽然不是经济强国，但是却有政治地位，因此，美国需要从法国突破。

通过与法国谈判并达成协议以确立蓬皮杜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当然协议是有利于美国的。美国派出了不擅长经济事务的基辛格与一流财经专家出身的蓬皮杜讨论货币制度改革问题，令尼克松大感意外的是，基辛格不仅埋葬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且还基本确定了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无知者不仅无畏，而且还有可能卓有成效。

令美国人大感意外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的地位居然没有受到削弱，一直困扰美国好几届总统的烦恼丝居然被尼克松给快刀斩断了。尼克松本人对外交和安全更感兴趣，在他的回忆录中几乎对斩断黄金与美元的联系只字未提。由于没有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因此，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美元依然是主导货币。在慌乱中的临时决策居然改写了国际货币的历史，美国人应该感谢尼克松的鲁莽之举。

尼克松关注的是如何应对苏联的核武器，如何破解越南战争的困局，将美国大兵带回家，尼克松要获得连任就必须兑现自己结束战争的诺言，但是越南问题已经是一团乱麻。1971年6月13日清晨，尼克松拿起《纽约时报》，发现了自己女儿结婚的照片。12日尼克松为女儿办了一个体面的婚礼，全家沉醉于幸福之中。令他意外的是，在女儿照片旁边有一行字：“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追述三十年来美国逐步卷入的经过。”在此之前尼克松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份报告，《纽约时报》打算将这份长达7000页的报告连载出来，政府机密泄漏无疑，可能只有如今的维基解密才能与之媲美。

原来在1967年，时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便命令自己的手下开始搜集有关越南战争的材料以便日后学术研究所用。越南战争久拖不决，参与其中的埃尔斯伯便将这份涉密的文件泄露给新闻界。虽然越南战争是由民主党人搞砸的，但是民众将矛头对准了尼克松政府。尼克松勃然大怒，政府以涉及国防秘密为由禁止媒体刊登这一资料，但是，各路媒体联手对抗政府，《纽约时报》暂停刊登，《华盛顿邮报》见缝插针，其他媒体跟进，最终闹到了最高法院，六比三，最高法院支持媒体！尼克松不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损害言论自由，但是尼克松已经有些神经质了，不仅改变了政府文件的保密措施，而且决心搞臭埃尔斯伯。为了防止泄密再次发生，进行窃听活动的“管子工”出现了，而1972年6月17日的“水门事件”恰恰是“管子工”所为。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水门事件”是这次泄密事件的延伸，而泄密事件之所以让尼克松过度紧张，还是来自于越战的困扰。“水门事件”不仅让尼克松黯然下台，成为第一位“退休”的在任总统，也是美国社会的重大创伤。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让美国人开始寻求制约总统权力的措施，限制总统对外用兵的权限。如麦克纳马拉从越南战争中的出的教训是：“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无论《第一滴血》中的兰博多么勇猛无敌都无法掩盖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只有当美国从强权的麻醉剂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越南综合征”才慢慢治愈。如富布赖特所告诫美国人的：“让我们希望不要再起飞了，只要重新站起来就行了，站着本来是自然赐予我们的姿态。”

身在高原：美国衰落的迷思

“美国衰落论”就像感冒一样周期性地引发美国社会的头痛、咳嗽，即使不打针吃药也能够自愈。从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又经历了几次“衰落论”的侵袭，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而美国则在伊朗丢尽脸面；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迅速，“日本第一”成为美国的梦魇；1991年海湾战争虽然大胜，但是却是“乞讨”盟友出钱打赢的；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发动两场战争让美国的软实力萎缩。“衰落论”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的“衰落论”来袭，并且成为2012年美国大选的主题。

2012年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罗姆尼和奥巴马针锋相对，诸多政见存在分歧，令人奇怪的是，两个人都反对“美国衰落论”，他们都害怕被贴上衰落主义者的标签。奥巴马曾经公开表示，那些说美国衰落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为什么奥巴马会如此抗拒“衰落论”呢？想想1980年的美国大选吧，吉米·卡特就是个“衰落论”者，美国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不仅外交失利，而且经济处于严重的通胀之中。1980年大选的主题就是美国是否衰落了，里根认为：“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美国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他的目标在于重建美国人的梦想，重建人们的自豪感，恢复那种美国始终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特使命感和乐观主义。最终，里根赢得大选，让卡特连任之梦碎了一地。

从2008年以来，关于美国衰落的各种观点不胜枚举。“美国世纪的终结”、“债务帝国”、“美国何时衰落”“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霸权的终结”等等，不仅外国人在说唱着美国衰落，美国人也在哀叹美国的衰落。关于美国衰落的书籍非常容易成为畅销书，比如马克·斯泰恩的《美国之后：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前几名。

美国政治学教授梅森认为，美国在2l世纪面临的困境并不是由某个总统或者某些派别造成的，而是“长期的、体制性的，其内外交困形势之严峻已不可逆转，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衰退，不可能仅凭政治领导的变更而起死回生。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危机可能会加速恶化。‘9·11’恐怖袭击、不是政府的强硬做派和伊拉克僵局，只能提前引爆了美国危机”。美国霸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人们对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式的商业做派都缺乏热情，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为：如果出现另一个大国或另一个国家集团，作为全球性军事强国同美国对抗，这可是件好事。欧盟和中国看来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的候选人”。

这种观点还是比较温和的“衰落论”，极端一点儿的会给美国算命，曾经供职于苏联克格勃的伊戈尔·帕纳林从1998年就开始预测美国将在2010年崩溃。法国人托德在25岁时曾经预测苏联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会解体，而十五年之后苏联果真解体。后来他又预测美国的命运，美国国内的蜕变是美国衰落的根源，虽然美国在表面上拥有很强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能力，但是在政治体制上已经呈现出向寡头制转化的趋势。

美国衰落似乎成为一个共识。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2010年的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仍处于上升状态。美国真的在衰落吗？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人均收入是“金砖四国”的总和，美国军费开支几乎是全球的一半，美元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性货币。美国一超独大的势头受到遏制，但是美国衰落更多的是迷思而非真相，而且这次“衰落论”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众多“衰落论”的重复而已。美国的海拔高度并没有下降，而相对高度有所减小，美国会在一片高原上徘徊，但是其他国家能不能攀上这座高原倒是更值得关注。

2008年以来，与其说美国衰落，倒不如说是一次战略性收缩，原因很简单，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扩张太快了。现在美国遇到的麻烦与当年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到的“帝国过度扩张”有关系。“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主航道，从传统大国政治转向反恐战争，过去十年中，美国的战略重心就是反恐，源于双子楼倒塌后的复仇主义，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花掉了2—3万亿美元。“9·11综合征”的核心是恐慌，既定的方针被修订，财税保守的共和党也开闸放水，小布什八年执政债台高筑，以至于2011年美国政府差点儿关门歇业，两党在债务和预算问题上的恶斗让美国人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大为不满。共和党无脑，奥巴马无能，“衰落论”才更加盛行。

当美国大军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寻觅本·拉登的时候，金砖四国从概念变成了现实，2009年金砖四国峰会召开，有媒体就说G7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是21世纪中前期世界权力格局调整的最大动力，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中，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西方没落”的话题又被人们提起，衰落的不仅是美国，还包括它的盟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成为世界的麻烦。从历史经验而言，一个落后国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并不稀奇，金砖国家虽然势头比较好，但是财富存量并不足以挑战美国，另外，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美国金融史家艾肯格林在《嚣张的特权》中指出，无论人民币还是欧元都无法撼动美元，而决定美元是否维持主导货币地位的是美国自身，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和财政健康状况。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形象大为受损，除了单边主义行为之外，在关塔那摩的丑闻也让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冲击。为了应对美国的困境，包括约瑟夫·奈在内的前高官们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并应用于美国外交，综合运用软实力与硬实力资源，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下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中国能够从13亿人口中遴选人才，但是美国可以从70亿人口中选择一流人才。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软实力，一流人才汇聚的国家，似乎与衰落无缘。

世界格局的确处于变革时期，美国衰落更多是一种想象而非真相。《金融时报》专栏菲利普·斯蒂芬斯的观点更为中肯一些：美国衰落主义被夸大了！也许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会缩小，但是并不妨碍它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至少是平等中的老大。当代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是“二战”之后美国塑造的，美国的霸权内嵌于全球秩序之中，美国衰落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全球秩序的动荡，很多战略专家描述了一幅美国衰落之后的悲惨图景。正因为如此，即便美国的对手也不愿意看到美国急剧衰落，更不用说崩溃了。

这也是美国强大的荒谬却又真实的根源。美国并非无敌，但是美国却有保持强大的制度和精神基础，简单而言，美国强大的秘笈在于《宪法》和《圣经》。

美国的宪法历经200多年，依然保持原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增添的修正案也没有改变宪法的真义：制衡权力，捍卫自由。美国之所以有如此频繁的“衰落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强调，无论总统还是豪富都不能践踏公民的言论自由，批评政府是言论自由的重要内容。没有言论自由，美国“衰落论”就不可能成为舆论焦点。每一波“衰落论”都是一次社会动员，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以对国家的命运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像里根所说的那样，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那些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裕、最进步的国家的因素，判断美国到底出现了什么差错，然后使美国重新踏上正轨。美国宪法为美国“衰落论”提供了制度保障，即便风紧云骤的时刻也允许媒体批评政府，甚至抖露出国家机密，正因为如此，美国才避免了在错误中沉沦，比如越南战争或者反恐战争。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都会把手按在《圣经》上，因为美国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宗教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另一大支柱，“山巅之城”的理想一直激励着美国散播自由、平等的理念，相信美国例外，美国唯一，当然这种过分的自信也会导致对外战争，以导弹改造中东政治的想法让小布什政府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漩涡。当然，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无法获得强大的内心世界的，没有强大的内心何谈强国之梦呢？

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刘瑜

美国人选总统，并不是在选一个完人，而是在选一个理念。选民最关心的是候选人的治国政策是否符合他的利益，美国人选了谁当总统，并不意味着对他放心，他们只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试试能不能如他在竞选演说中讲的那样，把这个国家管得更好一些。如果总统的品格发生问题，他们知道还有两个政府分支在监管着总统，情况并不是处于失控状态。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