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是知识密集型的精英教育，而是强调培养儿童对知识的兴趣；不是过度社会化的意识形态教育，而是强调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成长；不是反教育的“丛林教育”，而是强调儿童行为品质的养成。

《大卫在新西兰(一位中国博士妈妈的儿童教育笔记)》是一位中国博士妈妈的儿童教育笔记。

《大卫在新西兰(一位中国博士妈妈的儿童教育笔记)》分为三篇。上篇主题为“大卫在新西兰”，主要以比较的视野，与读者一起思考什么是真正好的儿童教育，并且落实于可操作的手段，哪怕是一点一滴。中篇主题为“家学幼事”，主要从一个母亲的切身体验出发，探讨一些有益的家庭教育手法，同时躲开一些常见的教育误区，可能对年轻妈妈更有用些。下篇编译了关于新西兰早期教育的介绍性文字和《新西兰时期教育纲要》，尤其是后者，为新西兰一百多年幼儿教育运动的结晶。

《大卫在新西兰(一位中国博士妈妈的儿童教育笔记)》由聂露编著。

惠灵顿之风(代前言)

上篇　大卫在新西兰

　进入Kea House——谈入园过渡

　“有准备的环境”和“我选择”——谈日常教育模式

　大卫的文件夹——谈教师观察记录

　儿童就可以不讲规则吗——谈儿童规则教育

　小社会与大社会——谈儿童的社会化

　“国际”幼儿园——谈幼儿园的国际化教育

　沟通手段何其多——谈家园联系

　年度画展——谈幼儿园如何募集资金

　生日聚会季——谈幼儿园外的儿童交往

　儿童安全教育之一：2—5岁

　儿童安全教育之二：5—7岁

　儿童的天堂 

　惠灵顿市立图书馆

　旁听新西兰国会

中篇　家学幼事

　我儿读书——0—3岁篇

　你妨碍孩子感受艺术了吗

　生命在于运动门27

　皮皮大哥、老贵族与救援游戏

　我想爸爸了门4P

　像学母语那样学英语

　承诺必须兑现

　与其他妈妈携手同行

下篇　新西兰的早期教育

　新西兰幼儿园之一：Kindergarten

　新西兰幼儿园之二：Playcenter

　新西兰的幼儿园之三：政府在行动

　新西兰早期教育纲要

　母亲(代后记)

进入Kea House

——谈入园过渡

许多父母都有这样的感受：孩子的入园过渡，其实从父母寻找幼儿园时就开始了。如果幼儿园管理者和接待人态度不错，那么家长会比较放心，孩子人园过渡也将比较顺利；否则，或者幼儿园要—选再选，或者家长和孩子将面临一个水深火热的开始。大卫的入园过渡就是从我寻找新西兰幼儿园开始的。

不一样的入园经历

我是否去新西兰访问学习，一个主要的顾虑是，能否给大卫找到—个合适的幼儿园。项目协调者Jason听到我的顾虑后立刻建议说，那你首先需要跟维多利亚大学早期教育中心主管Jean sunkou联系，维大虽然有五所早期教育中心，但是报名的孩子很多，需要提前预订位置。我按照他的建议给Jean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同时，Jason也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主管国际交流的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

那时正是圣诞节期间，Jean的邮箱的自动回复表明，1月5日才开始办公。我等待了几天，幸好，5日当天就收到了回信。Jean明确告诉我，我可以获得一个Kea House的位置。她同时说已经接到了副校长的电话，非常理解我的状况。我在此之前看到新西兰的网站上介绍Playcenter(活动中心)，一周只有五个上午或三个下午，所以问Jean是否有全天的教育，因为我不想耽误自己的工作时间。Jean热心地介绍了许多情况，告诉我可以有多个时间段选择，但是如果孩子生病，就不能送幼儿园了。她还说，孩子生病的时候，妈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子女，可能会非常辛苦(It might be very tough)。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接触国内的大多数行政人员，态度冷淡，照章办事，很少对新面孔说出安慰的话；Jean令人温暖的同情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Jean的介绍下，我跟Kea House的园长David Butle诹得了联系，约定了参观日期。2月初，Davld给我发邮件道歉，说约定的日期恰好是他孩子从警察学校毕业的日子，作为父亲需要去参加毕业典礼，他告诉我已经安排副主管来接待我。我当然不介意，因为他提前一个月通知并调整了安排，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

到惠灵顿后的第一天，维大政治学系为我举行欢迎宴会。他们问我是否已经给大卫联系了幼儿园。我告诉他们，大卫将要去Kea House。一位教授露出惊讶的表情说，获得那里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那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幼儿园。大家都羡慕我幸运，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真的吗？

到惠灵顿的第四天，我们如约前去参观。Kea House坐落在惠灵顿植物园的东南侧，距离维多利亚大学Kelburn校区和缆车博物馆(Cable Car Museum)都是步行几分钟的路程。这里的植物园、大学和博物馆都不设围墙，想着以后每天去幼儿园，一路风景如画，我们全家都感到心情舒畅。

当我们来到幼儿园南门外时，越过矮矮的木栅栏门，看到一位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女老师正冲着我们微笑着打招呼，对我们就那么一推门进来一点不感到意外，好像认识我们一样。我情不自禁问她：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那个老师笑了笑说： “你们是大卫的父母吧。”她身边的一个小女孩甚至对大卫笑眯眯地说： “Hello，Dawei！”我差点感到惊异了，但是还没来得及问，一个胖胖的女老师已经走出来迎接我们，她就是副园长Theresa。

在Theresa的介绍下，我们参观了幼儿园。幼儿园的室外是一个大院子，大概有两百多平方米，四周都是植物。门口是一棵不高不矮的开花的树，接着一排花，有攀缘的、有盆栽的、有直接种在地上的。旁边是两三棵稍微矮点儿的树，几个孩子正在爬那些向周围伸展的树干。树下是一个大沙坑，沙坑边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大箱子，有单人床那么大，里边放满了玩沙的玩具，挖掘车玩具足够大，孩子都能坐上去操作。有些孩子正在沙坑边用一口大黑锅做“蛋糕”，我走到跟前，一个小女孩热情地招呼我： “你想吃巧克力蛋糕吗？’’北墙边又是一排灌木，接着是一棵比较高大的树，树杈中间放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有一些过家家的餐具，一条绳子从树上一直垂到树下，绳子上系着一个托盘，可以上下运东西。旁边有一个造型别致的吊楼，像是古城堡的一部分，吊楼外也系着一根可以吊东西的绳子。院子中间摆放着各种活动架、篮球架，地上铺着厚厚的、有弹性的橡胶地垫，看起来能让孩子们安全地玩耍。

屋子里也有许多游戏设施和玩具，分散在四间彼此敞开的教室里，隔一道木门还有另外两个房间，用作婴儿室。教室里，孩子们都在快乐而专心地玩耍，有的抬头看我们一眼，大方中透着一点儿好奇。这时，一个女孩子穿着小公主的紫色衣裙，抬头挺胸地走了过去。Theresa笑呵呵地解释说，最近这个小女孩每天一到幼儿园就穿上这件裙子，自称是幼儿园的白雪公主。另一个小男孩走过来向我们问好，还跟我们攀谈起来。我们告诉他大卫来自中国，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他自信地说： “我的家也很遥远，在古巴大街。，’呵呵，真好玩，对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来说，从这里步行20分钟就能到达的古巴大街可能也确实是“遥远”了。有的孩子真不把我们当外人，一个小姑娘问我，你能帮我系鞋带吗？我帮了她这个小忙后，小姑娘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谢谢！

凡是我们遇到的老师，都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看年龄，三四十岁的居多，也有几位是五十上下。老师们看上去都很纯朴、真诚和自信，是那种让孩子愿意亲近和敢于亲近的气质。大概七八位老师分别在不同的区角，有的跟孩子们一起玩，有的在旁边协助。相比较十几个孩子的数目，这个师生比真的很高。

这时，Theresa给我介绍了一下幼儿园发布消息的方式，我才注意到幼儿园的墙壁简直有点不够用，到处都是彩色的墙报、图画、悬挂的标本等等，整个幼儿园的氛围显得生动活泼。其中一进门的板报上贴着大卫的照片和一则关于大卫来参观的消息。我顿时感到幼儿园对我们的友好。我对Theresa开玩笑说，看了这么多板报，我倒没觉得眼睛晕啊。Theresa回答说，是啊，可能是颜色的缘故，我们绝对避免使用大面积的鲜红色，专家建议我们不能在儿童装饰中使用。原来不是偶然，而是谨慎用色的结果呢。P2-4

2008年3月至2009年1月，我到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4岁的儿子大卫随行，进入维多利亚大学早期教育中心Kea：House(小鹦鹉之家，Kea是新西兰特有的一种乌，叫食肉鹦鹉)。Kea House给我带来了全新而强烈的幼儿教育感受，是促使我在专业研究外写作的第一动力。

早在2006年9月给大卫选择幼儿园时，我就感受了北京幼儿教育的现状和父母普遍存在的焦虑。由于种种缘故，我先后深入地接触了三所幼儿园，一所是传统幼儿园，两所是现代幼儿园。传统幼儿园用纪律进行简单划一的管理。而现代幼儿园的硬件和软件都不成熟，有时连幼儿基本生活流程都做得手忙脚乱。关于幼儿园的网络言论中，不时出现的虐待儿童事件和时髦的西方幼教理论似“落霞与孤鹜齐飞”，更令父母为上幼儿园的孩子备感担忧。

一日，朋友借我一本《幼儿园大战》，以排遣我的忧虑。书中描述了美国的父母如何为子女进入精英小学而紧张地争取。虽然入学同样有名额限制，但是，精英小学的入学评估多是从道德品行、行为习惯角度进行，评估标准也算合情合理。何况，美国的儿童都能在幼儿园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因此，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跟北京幼升小的惨烈状况相比，简直不足挂齿。在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的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乃至高考，几乎成了家庭综合实力的残酷竞争。各种奥数成绩、英语水平、钢琴证书、跆拳道段位等升学参考指标，使得年幼的儿童过早地进入竞技场，而无暇顾及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熏陶培养。

初到Kea House，我好像从雾霭重重的迷津经历时间隧道，空降到了桃花源。Kea House在教育模式、教师观察、家园沟通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成熟完善的经验。我看到的Kea House的小朋友，多茁壮成长而且举止文明。这是不是特例呢？抱着这样的疑问，我通过图书馆、网络和实际走访，了解了更多新西兰早期教育的状况。结果令我感到惊异：这种卓有成效的幼教模式建立在新西兰一百多年的自由幼儿园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好互动，目前成为新西兰普遍的幼教模式。作为该运动的结晶，以及作为指导这一模式的文件《新西兰早期教育纲要》(New’Zealand Early ChildhoodEducation Curriculum)，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把早期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具体明确的政府文件之一。

新西兰幼儿教育在世界的领先水平，从全球性教育评估数据中可见一斑。在学前教育的衡量中，通常采用三个数据。第一是儿童入园率。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都属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该组织每年对成员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一次横向比较。在该组织《2010年世界教育报告》中，新西兰学前教育入园率为91％，居第10位，比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入园率72％高出许多。第二个数据是学前教育师生比。同样根据该报告，新西兰的师生比为1：9．6，仅次于丹麦、冰岛和瑞典，与世界平均水平1：18拉开很大差距。第三个数据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7年以《早期养育和教育》为主题的教育报告中，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全球排名，新西兰排第16l位。这三个数据充分说明新西兰的幼教事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另外一个数据补充了对新西兰教育水平的总体认识。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根据健康、教育和财富三项的综合评估，新西兰位居全球第3位。

每天耳濡目染新西兰成熟的幼教经验使我产生了急迫的心情，想与中国的父母和读者分享我的收获。但这分享，并非面面俱到地讲述我的所见所闻，而是拣选与幼儿教育有关的制度化行为进行写作。这些制度化行为是反复发生、经验证而有效、已成惯例和制度的行为，也可谓是幼儿教育方面的成熟经验。尽管笼统地讲，幼儿教育是整个文明的冰山一角，而各国文化传承或有不同，无法全盘照搬，但是，制度和技术层次的学习模仿却完全可能。精神和文化的体会也无不可。所以，我特意从可行性方面对本书内容作过考量，目的正是让本书介绍的幼教经验对中国的幼儿教育者而言，不是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而是可欲可得，行之有效。

除了新西兰幼儿教育方面的内容，我还就自己的幼儿教育经验写作了数篇文章。因此，本书从结构上分三部分，上篇主题为“大卫在新西兰”，中篇主题为“家学幼事”，下篇主题为“新西兰的早期教育”，共计26篇文章。上篇讨论新西兰幼儿教育的幼儿园经验和社会生活，包括入园过渡、日常教育模式、教师观察记录、儿童社会化、幼儿园资金募集、父母聚会、家园沟通、幼儿园的国际化等，计14篇。中篇总结我的幼教经验，涉及运动、艺术、游戏、阅读、情绪管理、英语学习、信守承诺等，计8篇。下篇编译了新西兰早期教育的两种主要观念、模式和政府的角色，以及《新西兰早期教育纲要》，计4篇。如果说全书侧重于制度，那么代后记“母亲”则以感性的爱作为主题，风格完全不同于前面的所有文章。它白描了母亲这一教育者的象征形象，阐发了爱是教育的灵魂、教育扎根于生活的理念。由此，它和全书相反相成，勾勒出完整的教育图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把《新西兰早期教育纲要》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奉献给读者。这是新西兰教育部的政府文件，可谓是新西兰一百多年幼儿教育运动的理论结晶，而了解幼教实践的人都知道，它浓缩了当下新西兰幼教事业的全部经验。根据作者的了解，迄今它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中文译本。因为其重要和缺乏，作者个人购买了其主要章节的翻译版权。新西兰教育部向作者证实，此翻译版本是第一个中文版本。

全书的写作方法遵循认识的过程。认识既是一种时间的顺序，也是知识和感受内在化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难以自然铺展一个外来者——中国母亲的视角——她如何在新西兰幼儿园教育体验中产生认识和变化，如何解释其中的惊讶和喜悦，又如何不断挖掘新的发现和知识。经由这个特定的认识过程，中国读者将会与这位中国母亲不断产生共鸣，不断随着阅读的深入自然而然地获得想要的信息。

无论是写作视角还是方法，都是本书教育期望的体现。这个期望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培养一个“人”的教育。它不是知识密集型的精英教育，而是强调培养儿童对知识的兴趣；不是过度社会化的意识形态教育，而是强调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成长；不是反教育的“丛林教育”，而是强调儿童的行为品质的养成。

有点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用某种特定的概念来对它进行命名。事实上，我认为这并不必要。优良的教育往往是系统而历史的，难以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加以概括。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柏拉图的学园教育被简称为“古典教育”，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被简称为“核心课程模式”，剑桥大学的被称为“全人教育”，单从这些概念上，你能获得独特而丰满的理解吗？《新西兰早期教育纲要》在第一部分也提出，纲要是新西兰幼儿教育经验的提炼，它超越于包括蒙台梭利、华德福等在内的各种幼教哲学，具有更普遍的适用价值。我所期望的，就是一个更普遍、有价值的幼教，培养正常的、身心健康的儿童。如果非要从功利的角度去评估一下，那我也可以说，它能最大限度地培养出可持续发展型精英！

实现这种期望，我的想法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而不是割裂于生活的单个元素。完整和有机的生活，是儿童成长的健全环境，也有利于培养未来的健全人格。我深以为然的是，成人把儿童引领到这种环境中，儿童就可以自己寻找和发现自己。成人需要做的，是提供条件和从旁协助，以及尽力进行精神、道德和习惯的熏陶。

因此，这本书尤其写给三类读者。第一，对幼儿教育感兴趣的人。父母、幼儿园管理者、幼教专业的学生和学者，是本书潜在的读者对象。幼儿园管理者尤其可以从中发现幼儿园教育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制度。幼教专业的学生则可以获得许多第一手的新西兰幼儿教育的资料和信息。  第二，对社会学感兴趣的人。儿童的社会化、新西兰社会对儿童的影响、父母的交往等等，体现出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所形成的人的日常行为模式。这些信息在比较和学术的意义上，将带来许多启发和思考。

第三，带孩子短期旅居国外的人。越来越多的父母有机会带着孩子短期旅居国外，那么，如何更早融入当地社会、更快掌握外语、更适应当地的教育、更充分地获得当地的资源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相信本书会提供一些经验之谈。

最后，我希望表达我的一番谢忱。首先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和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交换项目的主管，感谢常保国院长、Rabel Roberto教授和PatMoloney主任，他们的慷慨承诺给我提供了访学的机会和大卫在Kea House的位置。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其次还要感谢维多利亚大学的幼儿园主管Jean Sunko和Kea House的所有人。跟这些教育管理者的交流中，我深深体会到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为“顾客”着想的善意。Kea：House的孩子们像天使一样，美丽纯真。父母们则是一个热情洋溢、友好团结的社群，我从家庭交往中获得的快乐不亚于我的学术收获。2008年11月中旬，几个父母给大家群发邮件，自发提名Kea House的全体员工作为维多利亚大学2008年度优秀员工团体奖，打破以往仅仅推选专家教授的传统。父母们纷纷添加推荐评语。圣诞节前夕得知Kea House荣获该奖项，大家都很受鼓舞。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Kea House的老师和父母们都承诺我可以使用他们以及子女的个人信息和照片，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便利。Martin的父母还给我发来更多照片，充实我的资料。与以上诸位的交往，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

但是，如果没有出版人陈知寒先生的推荐，这本书恐怕还会更晚与读者见面。在认识陈知寒先生之前，我就已经阅读了他出版的《家庭美德指南》。得知他将为我的书进行推荐后，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也非常感谢中国言实出版社的张越编辑。他给所有文章编写了提示语和小标题。他严谨、扎实的工作，使本书受益匪浅。谢谢两位尽职尽责的出版入！

特别的感谢给我的先生和家人。他们永远是我的心灵甘泉和梦里故乡。先生工作辛劳，可是对待我的事，总是心上牵挂，亲历亲为，仿佛我延伸了的头脑、心灵和四肢。我的感恩，难以言表。

最后，还想感谢惠灵顿的风。惠灵顿是一座风城，一年四季地刮，忽大忽小地刮，突如其来地刮，可是这风干净、湿润、冬不冷夏不热，还卷来送去万千云朵，让我这个从北京来的人感到非常享受。惠灵顿港口2008年3月新立起一个铜像，那是一个赤裸的男性，他的脚下是波澜壮阔的太平洋，身体则在无遮无拦的风中努力地挺出去，背上的肌肉似乎已经紧张到最大极限，好像是去接受风、拥抱风、挑战风，与风诉说自己全部的情感、力量和心事。铜像名为风的慰藉，恰切我的心意。

我在写作全书的过程中，刻意采取了一种“节制的”写作风格。所谓节制，就是写制度化行为，不谈偶然事件；写可行性经验，不谈特殊方法；要事实，不要抒情；要语言准确，不要优美夸张。所以，我把笔墨拧干了又拧干，文笔过滤了又过滤，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客观的、清晰的、全面的新西兰幼儿园教育图景。

但是，从教育的角度，仅仅制度化行为仍然是不充分的，没有了真正的爱，教育将失去灵魂。为了说明爱的意义，我想以下面这篇文章来平衡前面的各篇趋于理性的文字，使它们彼此支撑。文章通过回顾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还透露出教育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广阔理念。虽然文章写的是“母亲”，但她其实代表了教育者的形象。我也想由此提醒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爱心+先进的经验，才可能改善我们的教育！

是故，仅以下文代后记——

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亲生母亲，另一位是我的婆母。

我的母亲应该算长得很好看吧。一次，我在姥姥家翻出了一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照片只有一寸大小，已经泛黄了，照片边缘还是一圈切割出来的花纹。瘦削俊俏的妈妈站在一个木头雕花的窗户后面，．额前的刘海梳到一侧，扎了一个小辫子，长得很像电影明星陶慧敏，只是眼睛更大，气质更爽朗。乍看之下，我不禁惊呼：妈妈，你年轻时长得太好看了！我要能长成你那样就好了。妈妈听了，好像有点高兴又有点难为情地说，什么好看不好看的。我接着问妈妈，你当时是不是老家村里长得最好看的，以至于爸爸这个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一下子就看中了你。妈妈笑了笑说，反正小时候有一次跟村里的一个人吵架，那个人吵不过我，就讽刺说，你长得样子倒是难得，可惜生在农村了。连吵架的人都承认妈妈长得好看，肯定是真的好看了。

在那以后，我偶尔偷偷观察妈妈，发现妈妈真的很美：大而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两个深深的酒窝，因为经常大笑，总是一脸阳光灿烂。不过，这只是我心里的想法，很少跟妈妈说。事实上，妈妈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作为母亲的角色存在的，是一种女儿一母亲关系中的对方，而很少意识到妈妈也是一个独立个体。

妈妈更没有时间来关注自己，好像是为了别人而活着。姥姥身体虚弱，妈妈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挑起重担照顾姥姥和四个弟妹。21岁时，年轻的妈妈生下了我的大哥。一年后，二哥出生。为了照顾孩子，妈妈辞掉了进城后找到的工作，成了家庭妇女。在我和姐姐出生前，妈妈只要一有时间就找些零碎的临时工作，赚钱养家。后来我问妈妈，养这么多孩子多累呀，为什么不只生一两个呢。妈妈又是笑着说：没法呀，那时候避孕措施不管用，再说你爸爸又喜欢儿子。

虽然做家庭妇女的妈妈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对我来说，却有了每天能和妈妈在一起的幸福时光。闲下来时，妈妈经常给我唱歌。她的声音响亮悦耳，配合着活泼的动作，快乐的表情，很富有感染力。我记得妈妈经常唱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解放军。”以及“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那些歌词也像她的歌声一样，充满了乐观的气息。

妈妈还特别喜欢看戏唱戏。河南的豫剧、河北的梆子、安徽的黄梅戏，都是妈妈喜欢的戏种。妈妈每次去看戏，都会抱着我去。我记得听得最多的是《红娘》、《白蛇传》、《铡美案》、《穆桂英挂帅》、《卷席筒》等。每到戏中悲惨的情节，听着戏中人咿咿呀呀地泣诉，妈妈就会哗哗地流下眼泪。泪水落到我的头上或身上，她都没有察觉。我悄悄地抬头看到妈妈那哭红的眼睛，往往噤住声音，一动不动地，怕打扰妈妈此时的心情。

受到妈妈的影响，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把她会唱的戏曲选段都教给我，我也学得有模有样。在家里，每天晚上都是我的演出时间。爸爸妈妈劳累了一天，吃过饭后，就坐在床上，等着看我的“好戏”。我会用爸爸的红印泥给自己抹个红脸蛋，有时候在双眉中间还点一个红点；然后把家里的双人床单披到肩上，长长的床单从手上一直垂到床上，就是我的水袖了。先是一出“谁说女子不如男”，然后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高兴了还唱唱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爸爸妈妈总是高高兴兴地看家里的“小不点”表演，然后发自内心地赞叹我学戏如何快，脑子如何灵，声音多么好听，等等。那些晚上，是我们全家人最开心的时候。

我那么喜欢唱戏，以至于妈妈表示，要是能送我去戏团学戏就好了。妈妈为此带我去过剧院，听剧院的人说学戏后要跟着戏团去外地演出什么的，妈妈觉得我当时年龄太小，没舍得送我走。可是我受到这种“浪漫的念头”的鼓励，竟然偷偷地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我知道醋和辣椒会刺激喉咙，所以为了保护嗓子，我开始不吃醋和辣椒，为了滋润喉咙，我还喝了许多水。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妈妈说戏团的人已经去外地了，家里人于是不再提让我学戏这码事。记得当时我还为此难过了好几天呢。不过，妈妈和我对文艺的热情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对妈妈的热情尤其是妈妈对待别人的热情，还总是感到惊讶，她好像是一团火，不知疲倦地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

妈妈结婚进城后，没有忘掉关心乡下的弟弟妹妹。春种秋收时分，妈妈经常带着我去乡下帮忙。妈妈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在地里割麦子，我就坐在田间地头自己玩。我记得妈妈经常给我从田埂上拔出一些一节一节的草，告诉我这是甜草根，让我嚼着吃。我尝了尝，果然甜滋滋的，嚼了一阵子，把水都吸干后，再扔掉。抬头看时，妈妈正躬着腰，拿着镰刀，一手抓住麦子，一手挥一下镰刀，然后把割下来的麦子放在一边，等着最后收起来。妈妈的身影渐渐走远，我却从不担心她会离开我。

晚上，妈妈和弟弟妹妹们会围坐在一堆玉米棒子周围剥玉米。我也拿了一根，用手指使劲抠上面的玉米粒，没过一会儿，手指头就肿起来了。妈妈看到我红红的手指头，心疼得亲了一下，笑着说，你看看妈妈怎么搓玉米。只见妈妈拿了一根玉米棒子，跟手里的另一根玉米棒子对着搓，玉米粒眼看着就哗啦哗啦地掉下来。我赶紧学起来，可是没搓几根，就累了。我索性躺在玉米堆上，看着忽闪忽闪的煤油灯光把屋里的东西打在墙上的影子，听着妈妈爽朗的说话声和笑声，闻着散发着清香的玉米，扯着一根一根玉米须玩。那柔嫩的白色、逐渐变成淡绿色最后变成粉红的玉米须，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永远扯不完一样。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很少穿新衣服。家里节省下来的布票，妈妈都留给了几个妹妹结婚用。那个时候农村姑娘出嫁，都讲究陪送，陪送的东西风光，在婆家的地位也会高些。妈妈家里穷，陪送不起高档电器，妈妈就用布票买些布料送给妹妹们做陪嫁。因为那时农村的人大都自己纺布，穿粗布衣服，只有城里人用布票才能买到化纤的布料，像乔其纱、的确良，和一些高档的布料，像呢子、绸缎之类。家里人都埋怨妈妈胳膊肘向外拐。哥哥甚至还偷偷地跟姐姐和我说，舅舅来看望我们，只拎了一捆油条当礼物，，可是等他回去时，妈妈把家里仅有的点心都送给舅舅了，舅舅每次离开我们家都比来我们家带的东西多……我问妈妈时，妈妈总是念叨，大饥荒时乡下亲戚如何半夜给我们家送粮食，生了大哥二哥后，兰姨琴姨如何帮着给孩子做衣服，大姨如何从姥姥那里传染上肺结核过世，留下两个孩子如何弱小，等等。我长大后，深深地体会到兄妹之间手足情深，也更理解了妈妈就是在那样艰难的处境里，一直拉扯着两家人度过了那些缺衣少粮的岁月。

即便在农村帮忙，妈妈还是尽量晚上回城，为的是给爸爸和哥哥们做晚饭。爸爸不喜欢吃机器轧的面条，妈妈就经常给爸爸和面擀面条吃。因为妈妈是家庭主妇，我也有幸吃了十几年的现成饭。反正每天到家，妈妈都已经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在我看来，妈妈照顾家庭已经尽心尽力了，可是脾气暴躁的爸爸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嚷妈妈。我却一点也不怕爸爸，因为爸爸对我们子女从来都是宠爱有加。所以，我就成了妈妈的“小兵”，经常跳出来给妈妈护驾。有一次，爸爸嚷完妈妈以后，我气不过，怂恿妈妈跟爸爸离婚。本来以为妈妈会因为我的主意高兴呢，没想到妈妈摇摇头说，哪能那么轻易离婚呢。我说，怎么不行呢，爸爸欺负你，你干吗还给他做饭。妈妈坚持说，不能离。我举例子说，那要是爸爸干了坏事，被警察抓去坐牢呢？妈妈笑了笑说，那我就等他回来。客观地说，我认为爸爸有很多臭毛病，要是我，估计忍受不了这样的人当丈夫。可是我确实是从善良的妈妈那里深深地感受到婚姻和家庭的传统价值，不能加以轻率地对待。

妈妈除了悉心照料子女的生活，其他方面都是放手让孩子们闯荡。从小学到高中，妈妈从来没有在学习上辅导过我，甚至没有督促过我，当然更谈不上给我报什么兴趣班之类的。我一点儿也没有埋怨，跟现在的孩子相比，我只是感到无比的幸运，遇到了宽松的父母，遇到了简洁、廉价而扎实的教育。每次期末，我都能拿回家好几张奖状，妈妈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全都贴在墙上，过年扫房子时也不揭掉，几年小学下来，我的奖状贴了满满一墙。在我的印象里，妈妈对我得奖状、当三好生、到市里演出、连年的大队长和学生会主席、考入市里最好的初中和高中，好像都只是由衷的高兴，而从来没有过奖励。我也从来没有期望过妈妈给我奖励。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高考的时候，父母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可能是他们对高考的意义不那么了解，可能是他们没有强烈的生活压力——从物质上看，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是父母从来没有对生活产生特别高的欲望，也不认为生活只有高考一条道路，当然，也可能是他们不了解我的实际学习状况——我一直保持着省重点高中文科班第二名的成绩，因此他们也没有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能因为这一切，反倒让我能一直轻松地面对高考。我记得高三下了晚自习回到家，已经快十点了。妈妈会大声叫我的名字，让我一起看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我一集不落地看完，还比谁都更早地学会了唱那首主题歌：“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事实上，后来当我遇到一些学习上工作上的困难时，我都会想起，这算什么呀，高三时我还天天看《渴望》呢！

我在北京工作后，新居宽敞漂亮，还有保姆，于是接妈妈来享享清福。我特意跟妈妈说，不用做家务活，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保姆来做。可是勤劳的妈妈每天都忙活着做家务，还跟我说，看着别人干活自己干坐着，怪不好意思的。更有甚者，离饭点儿还有两三个小时，妈妈往往就开始张罗着做饭。我笑话妈妈说她是生来的劳碌命。妈妈说，哎，真是的，天天给你们做饭习惯了，就盼着你们一回来就能吃上热乎饭。北京的冬天总是寒气逼人，在我谈论了一天高深的西方政治思想和理论后，回到家里，看到妈妈朴实的身影，爽朗的笑脸，闻到做得不怎么好吃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饭菜味道，我总是一下子感到特别的踏实和幸福。

姐姐结婚后，妈妈连带着也经常照顾姐姐的公婆。姐姐的公公是大教授，婆婆是医生，是两位特别正直善良的老人。公公平日里尤其爱好花鸟虫鱼，种了满院子的花花草草。妈妈是农民出身，也特别喜欢种植，进城后不能种庄稼，也种了许多花。入冬时节，妈妈总是叫上爸爸，一起到姐姐的公婆家，帮他们把多余的枝杈剪掉，用塑料布把一些花的根部包裹一下，然后搬到地下室。妈妈时常跟我说，你伯伯快八十了，没那么多力气，我和你爸还年轻，能帮就帮一下吧。

街坊邻居中的那些最穷和最可怜的人，都能得到我妈妈的关心。我们住的那条街道上曾经有一个老人，子女都不怎么照顾她，后来她得了糖尿病，经常提着裤子进出公共厕所。只要妈妈碰到她，总是帮她把裤子穿好，然后送回家里。街道上的人嫌那个老人脑子笨，口齿不清，浑身上下还老有一股尿骚味，都不愿意理睬她。只有我妈妈见了那个老人，会跟她说说话，安慰安慰。大学假期我回到老家，碰到那个老人，老人用一种定定的眼光瞅着我，嘴里嘟哝着：你妈妈是个好人．好人。

妈妈在北京小住时，认识了一个大石桥胡同的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老人的子女住得非常远，跟孤寡老人差不多。妈妈白天有空常到老人那里串门，跟老人聊聊天，顺带帮着做点家务。妈妈回老家时，我们送妈妈去车站。临上出租车前，我突然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出租车边。妈妈看到老人，也很意外和激动。她给我解释那是她新结识的老邻居后，我才明白原来老人是来送妈妈的。后来妈妈每次到北京，都要去看望她。在老人去了敬老院，听说又住了院后，妈妈跟老人失去了联系。每次打电话，妈妈都会嘱托我再去找找，说她很牵挂那位老人。

我的妈妈是位平凡的女性，但她源源不断的热情和爱心，使她的形象变得独特和神奇。在我年龄渐长、稍有阅历后，不仅为妈妈感动，更觉得她的宝贵。现在我也做了母亲，对母亲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体会，妈妈更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对大卫的爸爸感慨：我是最怕死的，可有了大卫后，我实在太累了，累得我觉得死都是一种解脱了，可是我还不能死，等大卫到18岁以后，我就放心了，到时候再解脱吧。大卫的爸爸同情地说：我妈妈也说过一样的话呢。

我先生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母，早在我们还没有见面时就已经让我惊异了。那是我跟先生谈恋爱的时候，聊起各自的家庭，先生说，从他记事时起，从来没有看到过母亲和父亲吵架。这对我来说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虽然婚姻稳固，但是吵架拌嘴是家常便饭，吵完就忘了。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夫妻之间从不吵架的？惊异归惊异，我打心底里向往婆母和平的性情。

记得我第一次去先生家，看到了婆母。婆母个头不高，衣着朴素，眉目特别慈祥，态度特别和蔼。白天每个人都跟我嘘寒问暖，我也顾不上跟婆母多说几句。到了晚上，按照婆母的安排，公公去我先生的房间睡觉，先生睡书房的沙发，我则和婆母一起睡阳面卧室的大双人床。晚上一上床，婆母开始跟我聊天，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家里的往事。这一开头，婆母好像回到了许多年以前，她一点没把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丫头当外人，娓娓述说着家人如何从天津辗转到张家口，如何上大学，然后又辗转到内蒙古；从日本侵略到新中国成立，从饥荒到“文革”，话语还偶尔哽咽着。那天我坐了将近一天的火车，往床上一躺就抬不动眼皮了，可是我的思绪还是被带到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好像看到婆母一家像蒲公英一样，颠沛流离，最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扎下根来。不知不觉地，我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全家一起包饺子。我以前没包过饺子，所以包得歪歪扭扭的，有的饺子皮还没完全捏拢，更不会像先生那样一手拿面团，一手推擀面杖，圆圆的饺子皮像上了发条一样旋转着就出来了，还心里厚，周边薄。先生看到我包的饺子扭扭捏捏地排成一行，跟别人包的小巧玲珑的饺子形成鲜明对比，就笑话我说：你包的饺子真难看，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包饺子的。我当时感到很难堪，也很委屈，再加上平时先生从不跟我顶嘴，这次一回“主场”，倒是先找我的茬儿。于是我毫不嘴软地回敬了他几句，然后撅着嘴，不说话了。婆母看我们拌嘴，什么也没说。后来小外孙不知道说了什么，婆母开玩笑地说小外孙：“咱不学大尾巴鹰啊，一骄傲就翘尾巴。”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震。可不，我那个不由别人分说的骄傲劲就像个大尾巴鹰啊。我有点惭愧，心里倒是释然了，开始检点自己的骄傲。

后来过了许多年，我的先生偶尔跟我提起说，那天婆母把他叫到一边，批评他了，说他当面说别人，伤害别人自尊。我又是一震，看来我的婆母是很公正很细心的人啊，我从她的沟通方式上很受启发。  第二次去婆母家，婆母完全把我当成自家人了。除了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待我以外，我有机会融入了先生家的日常生活。一天早上，婆母拿了一个小碗，一些大蒜，让我和先生剥蒜。我和先生坐在圆圆的饭桌的两侧，一边说笑一边剥蒜，饭桌散发着淡淡的饭菜味道，混合着大蒜的新鲜刺激，内蒙古的阳光好像特别透彻清冽，一道一道地倾泻在脚下，公公在书房看书，偶尔听到翻书的声音和一两声清嗓子的咳嗽，婆母则在厨房和客厅进进出出，做点家务。家里虽有人声，气氛却安详静谧。我问先生，剥这么一小碗蒜，中午要做什么好吃的？先生说，爸爸吃饭时，喜欢吃几瓣蒜，所以家里饭桌上总是准备一小碗剥好的蒜，碗空了，就再剥，总是有……我倒不用特别惊讶婆母对公公的呵护，因为婆母对我也呵护备至。听先生说我在老家时暑假里每天吃一根冰棍儿，一向节俭的婆婆提着篮子批发了几十支回来，家里的小孩子和我，每天吃一支。看着我们吸溜吸溜地舔着冰棍儿，婆母笑眯眯地坐在沙发上，满脸的爱惜。

我和先生刚刚结婚，就遇到了家里的不幸：婆母被检查出两种癌症，而且都是晚期。再看到婆母时，她刚刚从医院做了大手术回来，已经无法正常活动，一天到晚几乎只能躺着。婆母以前红润的面庞，现在只是一片白皙，体重也在一个月内减轻了将近20斤。我在家的日子里，婆母情绪一直很平静，很安详，看到她时，婆母的眼睛里充满了笑意。偶尔白天坐起来，虽然最多只能坐十来分钟，但婆母总是尽量跟我们说几句话，有一次挣扎着到客厅看了一会儿《新闻联播》，婆母好像很欣慰——那是公婆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必看的节目。孩子们不懂事，放学回家看到婆母，就会围到婆母身边，或者在床上蹦来蹦去，对这种喧嚣和震动，婆母从来不抱怨，甚至没有忍受的表情，反而像往常一样享受着这凡间的天伦之乐。

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家里人都围坐在婆母床前说话。先生说起来什么事情，很让我恼怒，我不假思索地反驳了几句。气氛一时有点尴尬。我不好意思地看了婆母一眼，啊，婆母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那一瞬间，我好像立刻明白了婆母的眼神：她没有任何责备我或者我先生的意思，而是在为我们担忧，担忧我们的小家庭会不和谐。婆母的眼神一直印在了我的心上。后来我和先生遇到一些争执时，我越来越能够静下心来，想想婆母会有什么样的期望，会有怎样的处理方式，想想这位我尊重的女性对她最心爱的儿子的感情……很多时候，纠纷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软化了、融化了。想想身边的先生也是一位母亲含辛茹苦养大的，也是她的命根子，一种对先生的理解和爱护自然而然地就生成了。而现在如果遇到一些大卫让我烦恼的事情，我甚至会想到，如果婆母看到自己的大孙子，指不定多开心呢，我怎么忍心对他乱发脾气呢！

后来我跟公公相处的时候，发现公公的性格其实是相当急躁的，也渐渐明白了，婆母没有跟公公吵过一次架，完全是因为婆母通情达理，性格温和容忍，也拥有豁达的智慧。我和婆母接触的所有时间里，她都像冬日的阳光，永远温暖，永远透彻。她的一举一动，都能刹那间照亮我的心胸，让我心悦诚服。

婆母去世已经快八年了，她的音容笑貌对我来说还是那么清晰可见。作家周国平曾说，父母离去后，死亡的大门轰然向我们打开。这句话似乎透露着一种恐惧和无奈。但是在我看来，由于父母留给我们的记忆如此温暖，足以抵御死亡的虚无和寒冷，以至于我想象着带着对父母的记忆，离开这个世界，或许是去跟父母团聚吧。我的婆母在生病期间，早已知道自己的大限，但她的静美从容，她的一世宁静，早已超过了任何世间炫妙的时刻，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我还惧怕什么呢？

这两位母亲都是我生命中的传奇。她们给予了我有限的物质生活中的无限的爱。是她们，支撑着我的血液中的乐观，使我不至于深陷理论的相对主义陷阱，不至于为生活的不幸而沉沦堕落，也不至于因为生命本身的虚无而丧心病狂。我相信母亲的形象会停留在子女的记忆中，伴随他们一生，如果这些形象辉映着光和热，那么孩子的生命也会因此光明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