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麻编写的《美国镜头里的中国风情(一个传教士家族存留的山东旧影)》中收录的所有图像均从曾在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生活过的美国传教士普鲁伊特家族拍摄与收藏的照片中复制编排。现作为该家族安娜·普鲁伊特《往日琐事》和安娜的女儿艾达·普鲁伊特《在中国的童年》两书中文合译本《美国母女中国情——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的姊妹卷出版。这本照片集与《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书珠联璧合，会有图文并茂的效果，更是难得的近代珍贵历史资料，有助于学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回顾与认识自清朝末年到民国中期山东省胶东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与风土人情。

普鲁伊特家族在传教、办学、行医与生活之际拍摄的黄县及胶东一带的大量照片，反映出他们曾以友善、客观的眼睛对当地风土人情留有鲜明与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值得中美两国人民珍视。

自清朝末年至民国中期，普鲁伊特家族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生活五十余年，他们用当时罕见的照相器材，记录下他们传教、行医、办学的真实情景，同时被摄入镜头的还有大量当地的自然风光、城楼屋舍、道路车马，当时中国人的衣着装扮、婚丧嫁娶、乡风民情。这些图片资料早已由普鲁伊特家族捐赠给美国哈佛大学阿瑟与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经历了数十年的沉睡之后，这些浓缩着岁月的斑驳光影终于回到它们诞生的地方重现光华。

《美国镜头里的中国风情(一个传教士家族存留的山东旧影)》中收录的所有图像均从曾在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生活过的美国传教士普鲁伊特家族拍摄与收藏的照片中复制编排。

《美国镜头里的中国风情(一个传教士家族存留的山东旧影)》的编者是程麻。

黄县风情

黄县最早的照片

男基督教徒，1888年

女基督教徒

黄县人与外国人

外国传教士和清朝官员

怀麟医院护士到达黄县

美国传教士普鲁伊特家族

艾达和父亲，1890年

普鲁伊特家族合影，19世纪末

宋家疃套院(一)

套院西墙外

套院内的院落

宋家疃套院(二)

普鲁伊特家族正房，1893年

艾达和约翰在院中，1896年

村庄街景

宋家疃外士地庙

村庄街头

黄县旧城墙

黄县城外围墙平定门，20世纪初

黄县城东门外河边，1920年

黄县集市

黄县城外集市，20世纪初

街头摊贩与卖糖葫芦

旧式婚礼

民国时代婚礼

清代婚礼1、2、3

旧日“支楞”

挑“支楞”的商贩

挎“支楞”的女人

女人和纸元宝

外国人出行

普鲁伊特家族出行，1892年

骡筐里的孩子

黄县教会建筑

浸信会学院主楼，20世纪初

黄县老教堂

怀麟医院

黄县教会学校

宋家疃男子学校师生，1894年

黄县男子学校初级班

一丈红女子学校

崇实学校合影031

崇实学校神学科合影，1920年

崇实学校夏令营留影，1923年7月

1935年师生合影

雅乐研究会

崇实学校雅乐研究会合影，1926年

百盈的古坟

坟前石人

石马和外国孩子

黄县的“神树”

古树

中国用人

厨师从集市归来

杜达尔与保姆

外国孩子和中国人

艾达与中国双胞胎姊妹

外国孩子和中国木匠

农村儿童

孩子和小羊

拾粪少年

村路上的孩子们

街头众人

村头

行人

清末“全家福”

栾永福一家

拾草女孩

裸露上身的拾草女孩

逃荒者

背井离乡

登州古韵

登州人与外国人

传教士和登州官员

落地的骡轿

狄考文下乡

外国人出行

出行，约1890年

圣经翻译者

合影，1904年

登州旧城

登州北城门

登州城墙

登州城墙外

登州街道

登州大街

登州房屋

登州河

登州城内的河与桥

戚继光牌坊

街道与牌坊

牌坊近景

登州城外牌坊

牌坊样式

登州庙宇

海边的庙

登州火炮

海边火炮

远望蓬莱阁

远望蓬莱阁1

远望蓬莱阁2

蓬莱阁旧貌

蓬莱阁

水城旧貌

登州水城

登州传教士住宅

“鬼子楼”

登州旧教堂

长老会旧教堂

浸信会旧教堂

芝罘新潮

芝罘最早的照相馆

芝罘翠阳照相馆，1895年

芝罘街景

清末芝罘街道

码头一景

芝罘外国人住宅

外国楼房

芝罘老教堂

天主教堂

长老会教堂

芝罘教会学校

内地会学校

教会学校餐厅和宿舍

教会学校教学场景

“焕文中学”旧楼

女子学校教学场景

教会学校课外活动

师生聚会

学生游戏

芝罘女装

春秋装

裙装

冬装

照相馆合影

荣雨宁的丈夫和孩子

童装照

烟台街景

街头水井

磨刀人

街头缝补者

下棋

乞丐

乞丐

老年乞丐

盲人乞丐

出殡

出殡

旧时烟台交通工具

外国人和马车

1923年的汽车

烟台人和外国孩子

中国保姆和外国婴JL

中外儿童在一起

男用人和外国孩子

中外女基督教徒

女基督教徒

基督教女教会成员

冻海履冰

1935年冬至1936年春烟台海滨

胶东印象

清末女装

清末女装

清末男装

清末男装

清末童装

清末棉童装

富家子弟

结婚礼服

新婚纪念照

清末母女

清末母女合影

少妇与孩子

清代轿子种种

清末官轿

清代椅轿

清代“狮子轿”

抬轿登山

中国独轮车

传统独轮车

“宝马”级独轮车

清代马车

带棚马车

骡轿

正安装的骡轿

骡轿走平道

骡轿走山路

农活场景

耕地

装车

木工

木匠活计

旧时饭摊

街头饭摊

胶东百姓形象

农夫、农村文化人、道士、老翁、老妇

科举考试报喜单

清末科举报喜单

基督教徒活动

“李教长”全家福

平度县基督教徒洗礼

招远旧城

废弃的城门

厝坟

“琉琉坟”

海边古建筑

海边建筑遗迹

编后记

在普鲁伊特家族保存至今的旧照片中，最早的一枚标识年代为1888年，是黄县早期基督教徒合影。它应该是龙口最早的照片之一。

当时，外雪人手里的照相机无疑是那里绝无仅有的稀罕物件。照相机主人浦其维最早没把镜头对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竟去拍摄基督教会的男成员们，反映了他对传教成果的重视。另外，照片中没有浦其维本人，这大约因为早期照相机没有自拍装置，中国人不懂照相技术，只能由照相机主人给中国人拍照。说得准确一点，这应该是美国人最早为黄县人拍摄的照片，是当地与外国人早期交往的见证。

照片中的人们穿着厚棉衣裤，时当冬季。从年龄上判断，当时黄县的基督教徒多在中年以上，仅有左边寥寥几个青年人。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普鲁伊特家族女主人1894年在宋家疃创办了黄县第一所男子教会学校，想从青少年入手培植基督教徒。

据普鲁伊特家族女主人浦安娜和大女儿艾达回忆，当时黄县富人很少加入基督教，教徒以贫苦妇女居多。这并不难理解：劳动妇女在中国所处的社会、经济与家庭地位一直最为低下，精神苦楚也最深重。基督教较易使她们获得精神安慰。基督教在近代传入中国伊始，就带有“半个社会救济站”的性质与功能。

照片中的清末黄县四位女教徒，胖瘦不一，年纪都在中年左右。她们好像都不是那种极端贫困无告的悲苦身份。虽说所穿衣服布料算不得上等，但里外三层，像在有意 “显摆”家底不薄。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圣经》之类的书籍，说明其并非大字一个不识。由于当时黄县是农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较之常受黄河水灾之害的山东西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要强一些，人们的文化素质也相对略高。

这是黄县人与外国人最早的合影。照片中左起第三人为当时住在黄城北宋家疃的美国南部浸信会传教士浦其维，第四人是时在登州(今蓬菜市)的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照片里的其他人应为黄县或登州的清朝地方官员。

自普鲁伊特家族在宋家疃定居后，来到黄县的外国人逐渐多了起来。1902年，美国教会在当地建立了第一所医院即怀麟医院。这是该医院第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护士杰西·佩蒂格丽小姐1902年到达黄县时的照片。右侧戴帽子的是杰西·佩蒂格丽小姐，中间的中国妇女惊异地看着她，左边男人们的眼神则不那么专注。

普鲁伊特夫妇于1888年结婚并定居于黄县。1888年底，大女儿艾达在登州的教会医院出生。据母亲浦安娜在《往日琐事》一书中回忆，女儿出生后，当地人都称赞她有黑色的眼睛与头发以及粉红色的脸蛋。有人还赞扬说：“她看起来真像一个中国小孩儿。”

这幅艾达被父亲抱着的照片拍摄于1890年，时当两岁。艾达后来在《在中国的童年》一书里曾提到她们背后即院里南墙上那个神龛，当地人称为“天地窝”。

普鲁伊特夫妇在黄县共生育了六个子女。这幅家族合影大约拍摄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秋。那年春天，他们的小女儿维吉妮亚因病天折，还有三个孩子。照片中站在父母后面的是大女儿艾达，左侧的男孩子是长子约翰，二儿子阿什利夹在父母中间。第二年，他们又生了三儿子罗伯特。可到1898年，五岁的阿什利被怀疑患了白喉在当地去世。两个孩子都埋葬在登州城外。

普鲁伊特家族在黄县的住房是美国南部浸信会从黄县城北宋家疃一家丁姓后人手里买下的。那是一座共有六排住房、五个庭院的大套院。

这座套院位于宋家疃最西边，紧靠黄县城去羊岚的大路。后来，因修建黄城直达羊岚的公路，这座套院已被拆毁了西半部分。

照片中，一位客人站在套院外西南角。

这枚照片1893年拍摄于套院正中的正房前。房左前方有一棵大树。最右边是普鲁伊特家族男主人浦其维，中间三个身穿中国服装的孩子，自右至左分别是长子约翰、大女儿艾达和次子阿什利。

这幅艾达和约翰的合影1896年拍摄于套院中。两个孩子正在向身旁的一个小花园里挑水浇花。据艾达在《在中国的童年》一书回忆说：“妈妈把熟悉的家乡蔬菜栽植在开辟于院子西边的园圃中，她种了豌豆、青豆和甜玉米。她还试过开垦一块芦笋地。而那名目繁多的种种中国蔬菜，她却从来不了解。有一两种她也种过，但对她来说，只是出于别的目的，比如为了美观，她曾种过甜豆角。”

过去，在中国农村，土地产随处可见，称得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代表胜建筑物。

据艾达在回忆录《在中国的童年》里说：“像其他任何村子一样，我们村的外面也有‘土地庙’，就是‘土地神的庙’，那是我们这一小片土地的主管。这座小矮庙离我们村东头有三四百码。它有三四英尺高，用土砖建成，在灰色平屋顶下敷有白石灰。它位于我们村的街道拐向一条连接着小公路的村路边的土丘上。在庙的前面，铺有一个约六英尺见方的平台。”“‘土地’即‘土地的神’或主管村子的神，其神力非常低。他是天堂众神殿里所有官员中最小的，但他又是非常重要的神。他掌管着村里的生死簿。当有人咽了气，要赶快去向他报个信。”10-13

本书中收录的所有图像均从曾在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生活过的美国传教士普鲁伊特家族拍摄与收藏的照片中复制编排。现作为该家族安娜·普鲁伊特《往日琐事》和安娜的女儿艾达·普鲁伊特《在中国的童年》两书中文合译本．《美国母女中国情——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的姊妹卷出版。这本照片集与《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书珠联璧合，会有图文并茂的效果，更是难得的近代珍贵历史资料，有助于学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回顾与认识自清朝末年到民国中期山东省胶东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与风土人情。

普鲁伊特家族男主人西塞罗·华盛顿·普鲁伊特，中文名浦其维，受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派遣，于1882年到达中国。1888年，他与安娜结婚并在黄县定居下来，在当地从事传教、办学与行医等活动共五十多年。普鲁伊特夫妇在黄县生育了六个子女，除中文名字为浦爱德的大女儿艾达(Ida)外，还有儿子约翰、阿什利、罗伯特(和杜达尔以及小女儿维吉妮亚。其中，阿什利和维吉妮亚因病幼年夭折，其他几个子女都在中国长大。他们曾分别在中国的英文学校读书，后回美国接受教育。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普鲁伊特家族于1938年返回美国。

普鲁伊特家族最早住在黄城北面的宋家疃。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曾回美国探亲，并在各地讲演介绍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全家再回黄县后，接手参与管理位于黄城东面小栾家疃的教会、学校与医院等。其中，“崇实中学”、“怀麟医院”等热心推行新式教育与医疗，在胶东一带受到平民称赞，也为当地抗日斗争培养与掩护了一些进步青年。普鲁伊特家族遗留的建筑物历经战乱与动荡，至今仍有数栋保存完好，已被认定为当地的历史文物保护对象。

普鲁伊特家族在山东省胶东生活期间，曾留有不少本家族与所办教会学校或医院成员的合影，他们还用当时罕见的照相器材，拍摄了大量的当地风光、社会场景照片。这些图片资料已大都由普鲁伊特家族捐赠给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所阿瑟与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现承蒙该图书馆与普鲁伊特家族后人同意，除在《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一书中插印相关图片外，再选择复制更多的照片，编著成本书奉献于世。

普鲁伊特家族在传教、办学、行医与生活之际拍摄的黄县及胶东一带的大量照片，反映出他们曾以友善、客观的眼睛对当地风土人情留有鲜明与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值得中美两国人民珍视。

按照编著者的眼光，印入本书的普鲁伊特家族存留照片，可划分为四大部分：

一是标明或能够确认在该家族住地黄县拍摄的，书中标示为“黄县风情”，选24幅；

二是看得出应属邻县蓬莱的古迹或建筑，以“登州古韵”为标题，选17幅；

三是当时烟台港区比较时髦的风尚，命名为“芝罘新潮”，选16幅；

还有一些图景难以辨认究竟摄自何时何地，总归在最后第四部分，定名“胶东印象”，选18幅。

各部分照片按内容分类排列，每枚照片加注了长短不一的说明文字，以助鉴赏者理解与品评。

普鲁伊特家族和本照片集编著者深信，当包括胶东在内的海内外各方读者们翻开这册旧影集，面对这些历经沧桑的白光黑影，一定会既意外惊喜又啧啧感叹：难以置信照片拍摄的年代之早，交口称赞图像蕴涵的情调之美，积极评价摄影技术的水平之高等。它们确实具有长期保存的意义，并将永远吸引后人反复玩味，爱不释手。

程麻

2008年12月于美国加州

2009年初春的一天，华盛顿郊区不时飘起鹅毛大雪。大女儿开车拉着我，赶着去见一家美国人。

华盛顿那不算很大、近乎菱形的辖区，像美国多数州区版图一样，也是以直线人为划成的。我们要去的这个美国家庭住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紧贴着华盛顿的西北区线。在一座隐藏在树林深处的浅黄色住宅前，一位老者似乎等待我们好久了。他在家中约了七八位家族成员和我们见面。他们都是长期在中国山东省生活过的美国传教士普鲁伊特家族的后人。

普鲁伊特家族眼下最年长的迪恩夫妇都已年近八旬。他们的祖父母西塞罗和安娜，受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派遣，曾先后于1882和1887年到胶东地区传教，后来在我的家乡黄县(今龙口市)定居半个多世纪。在那里，这对夫妇共生育了六个子女，即女儿艾达和维吉尼亚、儿子约翰、阿什利、罗伯特与杜达尔。其中，维吉尼亚和阿什利先后在当地夭折，其他四个子女在黄县农村长大后，都在烟台的英国内地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读过书。而热情迎接我们的迪恩老人则是杜达尔最小的儿子，是耶鲁大学退休社会学教授。

我与这个美国家族神交已有十多年，期盼着早和他们会面与交谈的急切心情不言而喻。

还在上世纪70年代，我在家乡中学教书的时候，就知道并见过原黄县一中校园里有几栋西洋建筑，但没听说谁知道它们的确切来历。后来到北京工作，曾听一位研究生同学说，他认识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教授山口守先生，把出生于我家乡黄县的美国传教士后代的一本书译成了日文。译者想亲自去黄县了解这个美国家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就是自那时开始，我才认真端详与了解至今存留在家乡的那几座美国楼房，对普鲁伊特家族在当地传教与生活的经历逐渐有了了解，进而激发出了浓厚的兴趣。

被山口守教授翻译成日文的，是艾达·普鲁伊特的英文著作《殷老太太》。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艾达在北京协和医院任社会福利部主任时，所写的一位山东蓬莱老妇人的真实故事。至今我没有问过山口守先生，他当初为什么有兴趣把那本书译成日文，并写作介绍和研究普鲁伊特家族的文章。依我猜测，可能因为他学习中国文学，曾被艾达英文书中讲述的中国旧时妇女生活的经历吸引，觉得外国人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理解别具一格，忍不住想介绍给日本的读者。我由此事朦胧觉察到，与艾达和普鲁伊特家族在国外的名声与影响相比，当今中国特别是山东人似乎对她们还有些陌生。后来，自己对这个家族的历史知道得越详细，越觉得艾达及其家族在国外名声和影响之大正在情理之中，其原因是：第一，普鲁伊特家族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据说，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前后共派过650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在中国居住过50年以上的仅有4人，其中便包括西塞罗和安娜夫妇。以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之久、人数之多来说，普鲁伊特也许和司徒雷登、赛珍珠等家族不相上下。第二，当初他们从美国带来善款，在黄县和胶东创办与经营的教会、学校和医院等，既曾是美南浸信会在华北最大规模的建筑与设施，在当地也多有称誉。第三，普鲁伊特家的子女，特别是大女儿艾达，在美国读完大学后，到北京协和医院首创了中国现代医疗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还曾是为中国革命有过重要贡献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骨干之一。她受创办“工合国际”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委托，长驻纽约为中国抗日战争募集捐款，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两人之间长期书信往来一情真意切。尽管都终生未婚，却均收养了多名孤儿并抚育成人。第四，艾达和母亲安娜回美国后，先后出版过多种回忆中国风土人情的著作。像我们翻译出版的《往日琐事》、《在中国的童年》等，都是上世纪学习中文或中国历史的美国人必读的书目，曾多次重印。

后来听说，美国也有人研究过普鲁伊特家族历史。通过山口守推荐，我在《光明日报》上拜读过一位中文名叫金敏的美国女博士介绍艾达生平的文章。不久，山口守和金敏一起要我陪同，再次到龙口调查相关资料。金敏女士学习中国历史，她在艾达晚年居住的费城生活过，对普鲁伊特家族当年在胶东的经历细节知道得很具体，评价也相当高。金敏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艾达的经历。后来，她还寄来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英文学术专著、也是她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美国女儿》。

目前知道，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着当年艾达创办的社会福利部档案，北京的“工合国际”中国秘书处收藏有她的资料，她和路易·艾黎之间的来往书信则存放在研究中美友好关系的中国三s研究会。所谓“三S”，即指美国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这三人的姓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显而易见，在了解中美关系的人眼里，艾达与“三s”一样，也是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有过重要贡献的美国友人。如她在日本攻占北京后救助过抗日的中国青年，而去纽约后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捐赠过相当数量的物质与资金。为此，新中国成立前，艾达已和宋庆龄、周恩来等相当熟悉，共产党和新中国也把艾达视为患难之友。艾达对新中国的三次访问，都是由中国政府出面邀请的。

不过，山口守、金敏以及别的外国朋友都向我提到过，普鲁伊特家族成员的著作对认识和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与风土人情确实有帮助，但当年他们在中国是说当地方言，书中回忆的一些地方风俗、称呼、物品等，外国人读来有些似懂非懂，若不是胶东人很难理解得准确无误。其实，这恰好与中国作家老舍对与艾达合作翻译小说《四世同堂》时的印象相吻合。现已收入老舍文集的几封书信中曾说，1948年他在美国与艾达合作时，发现她听得懂普通话，但讲话却是胶东方言。《四世同堂》一书最后部分《黄昏风景》的初稿，就是由老舍口述，让艾达译为英文的。后来该作品这部分中文是从英文回译的。如此说来，小说《四世同堂》也包含着艾达的劳动。这又让我想起多年前听说的，一位在京工作的龙口乡亲随代表团访问美国时的奇遇：他在费城的一次欢迎宴会上，竞意外被一个地道的美国老太太听出了自己说话有龙口口音，而且对方也讲同样的汉语方言，真称得上“他国遇乡亲”。那位老太太就是艾达，她曾热情邀请那位龙口乡亲去自己在费城的家中做客。

山口守还跟我说过，他在译完艾达的《殷老太太》后，原想再把她《在中国的童年》一书译为日文。他觉得，后一书中艾达幼年对黄县风土人情的记忆既细腻又生动感人。不过，他对书中那些地方词语和童谣之类，难以完全看懂，只得放弃了翻译的念头。后来，金敏博士寄来了英文版《在中国的童年》，我一翻看便难以放下。这本书不但插印了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旧照片，其中的回忆事事犹新，亲切如画。像文中深情描述的黄县独特的大套院式民居，早听长辈讲述过的昔日婚丧习俗，曾经流行的交通工具“轴子”即骡轿，以及那些耳熟能详的当地村镇、显赫家族的种种传说与故事，都一一活灵活现。可见，艾达虽是地道的美国女孩儿，但她对黄县那片土地、那些乡亲的终生强烈的依恋，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黄县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未等读完全书便涌生义不容辞之感，情不自禁决定动员自己的大女儿、妻侄和一个学生的孩子，三人合作把《在中国的童年》译成了中文。为核实书中的叙述内容，我多次亲自回龙口，核实了地名、姓名等，除尽量保证译文准确无误，还在译文中添加了一些为当今中国读者理解书中内容必不可少的历史与宗教方面的注释文字。

按出版界法规，要在国内出版艾达《在中国的童年》中译本，必须获得此书版权所有人的翻译授权。经山口守和金敏指点，我在网络上查到了普鲁伊特家族后人创办的“普鲁伊特家族虚拟图书馆”。正如该家族后辈所说，他们非常珍重祖辈虔诚的宗教信仰与敬业精神，想通过网上“虚拟图书馆”，存留并广泛传播那段历史，尽管他们已不再像前辈那样热衷于传教。我借助于这个“虚拟图书馆”，最终知道了普鲁伊特家族后人的身份和住址，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也是通过网上“虚拟图书馆”，除艾达的著作，我又读到了她母亲安娜生前出版的几种回忆当年在胶东经历的书。其中，她的《往日琐事》一书，比较全面与概括地记述了自己和丈夫在黄县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与传教的种种经历及其感受，正好可与艾达的《在中国的童年》前后衔接与相互补充。《往日琐事》的回忆比较宽泛，对中美两国历史、社会与宗教的对比理解面面俱到但不很细致，而《在中国的童年》则以孩子的目光，体贴人微地观察、描绘了当年黄县的自然环境、人情与世故。我决定自己来翻译安娜的《往日琐事》，与三个孩子合译的艾达《在中国的童年》中译文合印成一书，定名为《美国母女中国情——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

我同女儿驱车去华盛顿郊区，除拜会普鲁伊特家族，主要是商谈请他们授权翻译《往日琐事》和《在中国的童年》相关事宜。七八位不同年龄的普鲁伊特后人与我们一见如故，交谈如乡亲一样热情。他们非常爽快地答应委托我们翻译与出版两本回忆录中译本。同时，还主动告诉我们，艾达于九十七岁高寿逝世后，家族后人已将先辈当年在胶东拍摄的全部旧照片捐赠给了哈佛大学一个美国妇女运动研究所图书馆，他们与那图书馆联系，同意我选择复制部分照片在中国出版旧影集。

这次访问中期盼的收获与意外的惊喜，让我们忘记了长途旅行的疲惫。接着，又途经纽约去了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在那图书馆里，我用两天时间选择与复制了两百多幅胶东老照片，满载而归，回到女儿在西海岸旧金山附近的住所。我将这些老照片按内容列为烟台、龙口、蓬莱等四部分，加上少量文字提示，最终编成了名为《美国镜头里的中国风情——一个传教士家族存留的山东旧影》的照片集。按我设想，回忆录《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与照片集《美国镜头里的中国风情——一个传教士家族存留的山东旧影》应该成为一对姊妹图书，一文字一图象，相互借重，会有珠联璧合之妙。现在，这两本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同时推出，算是我最终兑现了对国内外众多朋友的承诺并为家乡文史资料积累增砖添瓦，大而言之，也许还能对深化近代中美关系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

程麻

2011年夏于京北

我们见识过革命中的中国，然后，其又因匪徒和残酷的火并陷入了战争。不过，我们对中国民众的感觉只有钦佩与热爱。

1936年，我们的名字被列入退休传教士名单中。而我们的心，还有房屋、家具以及书籍，依然留在我们度过了三分之二生命时光的中国。

——安娜·普鲁伊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