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人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尽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拚命哽下。等老板匣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足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
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满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金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馋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满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有生气地、又像做贼一般梭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
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刘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的事情，连贼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得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没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做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吓，再添一点钱，就得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像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足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像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P4-7
本卷是艾芜、沙汀、周文的合集，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四川籍人，而且都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改名汤爱吾。生于四川新繁县。在成都读过师范，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读大学，便自己开辟了半工半读的道路，在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流浪，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1931年到上海因找不到工作，便靠文学创作谋生。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改名杨子青。生于四川安县，年少时曾随担任四川军阀混成旅旅长的舅父“跑滩”，在成都读师范时与艾芜为同窗，毕业后曾担任过县教育局局长。1929年到上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周文(1907-1952)原名何开荣，曾用笔名何谷田。生于四川荥经县，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在西康川军中做过书记员。1932年在安徽参加革命，同年抵达上海。他们三位都于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艾芜曾任左联执委，沙汀曾任左联常委秘书，周文曾任左联组织部部长。在上海期间，这三位左翼作家都得到过鲁迅的指点。1931年11月29日，艾芜、沙汀联名写信给鲁迅，请教有关革命文学的创作题材问题，问能不能写“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外的自己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显然，在当时“革命文学”的潮流下，他们在“写什么”的问题上遇到了困惑。鲁迅于当年12月25日回信，认为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战斗者，只要这样，他“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咱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艾芜和沙汀在上海期间并没有塑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而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这与鲁迅劝他们不必趋时等指点是直接有关的。周文的成名作《雪地》也是在鲁迅的鼓励下发表的，同样，这部作品也不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而是以暴露军阀的腐败黑暗为内容。如果艾芜、沙汀和周文当时放弃了自己在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的丰富素材和感受，硬去写自己陌生的题材，可能就很难在文学史上留存下来了。
同样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由于他们各自有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以及个人禀赋方面的不同，所以绝不雷同，都能自成一家、别具一格。
艾芜以写短篇小说见长，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写自己流浪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带有自叙传的色彩。1935年他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南行记》这部短篇小说集，便是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南行记》和后来的一些小说都无一例外地写到了南中国的贫困、愚昧、落后，但在这位流浪诗人的笔下，又处处刻画着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充满着生的意志的一面，大自然的美丽在他的作品里也描绘得令人神往。社会的黑暗、人生的阴郁与生存意志的顽强和西南边陲大自然的奇美，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这就使艾芜的小说在逼近生活原生态的同时，具有一种浪漫传奇的色彩。艾芜的前期小说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从“飘泊者”的经历和视角切人，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
沙汀1932年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再版时改名为《航线》)使他知名于上海文坛。茅盾随即发表读后感，肯定他是“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手法也是他自己的”，赞扬他不蹈袭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的“旧公式”，而是“用了写实的手法，很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真实的生活图画”，对话都是活生生的四川土话，有活的人物的语言。与此同时也指出其弱点。其实《航线》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与四川无关，而后来的许多作品则更多地取材于他最熟悉的家乡川西北农村小镇的社会生活。正如他有一篇作品取名《兽道》一样，沙汀以冷峻的写实主义笔法和戏剧夸张，描绘了当地人兽混杂的黑暗现象，鞭挞了在黑暗社会诱发下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他的小说具有犀利的讽刺力量，辛辣苦涩，被誉为“农村痼疾的严峻解剖家”。 周文的代表作都集中于上海时期，除了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创作力十分旺盛。由于他在川西地方军阀的部队里待过，本人又倾向于革命，对军阀的拥兵自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黑暗腐败现象有深切的了解并深恶痛疾，遂能刻画得淋漓尽致、人木三分。其作品以批判现实主义见长，并兼具戏剧化的特点，长篇小说《烟苗季》最集中地反映了这个特点。茅盾曾发表过评论，认为“《烟苗季》驱使着众多的人物，展开了巨大的场面”，“《烟苗季》的主人公们是武人”，“在中国这个最大最富庶也最黑暗的边省里，封建军阀们——大的和小的，曾经怎样把广大的幅员割裂成碎片，而且在每一最小的行政单位内也成为各派军阀暗斗的场所”。茅盾还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多数人物是有生命的”，有的还具有“充分发展了的性格”。
艾芜、沙汀和周文都于1937年“八一三”后相继离开上海回四川。1940周文奉调到延安，1947年艾芜曾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大场乡下居住过半年。本卷中入选的小说，多数是他们在上海生活期间写作和发表的，以显示他们在上海的文学成就和对海上文学的贡献。他们的作品无论在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上，都与当时概念化的革命文学截然不同。
王纪人
2009年2月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艾芜·沙汀·周文卷)》是艾芜、沙汀、周文的合集，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四川籍人，而且都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本卷中入选的小说，多数是他们在上海生活期间写作和发表的，以显示他们在上海的文学成就和对海上文学的贡献。他们的作品无论在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上，都与当时概念化的革命文学截然不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是艾芜、沙汀、周文的合集，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四川籍人，而且都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