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涵盖了中国古代清以前的全部历史，是中国古籍中最有价值的图书，读之，可以令人知古知今知未来；用之，可以经纬天地，纵横捭阖；藏之，可以使你的家庭书香有继，蓬荜增辉。但二十四史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读不懂，二是读不完，三是买不起。张传玺教授主持主编的《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让我们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之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智慧，让你学会不仅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洞悉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精彩！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北史》的第[一]册。

庞大的“家传”不仅是《北史》为省文而采取的编写方式，更是对北朝大族发展状况的反映。在北魏孝文帝之前，北方大族都凭借在地方的影响力，在地方政治、社会、文化方面施加作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大族的地位得以巩固，同时大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其势力自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史》在对传世史书的改写方面有典范性作用。其所开创的对传世史书进行删削后补入正史所未录之内容的做法，上承《汉书》对《史记》中有关西汉历史的记录进行抄录与改写之法，下启北宋欧阳修、宋祁在《旧唐书》的基础上修撰《新唐书》达到“文省而事增”效果的前驱。单就这一点而言，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十分有意义。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北史》的第[一]册。

《北史》由张传玺等主持主编。

魏书

 魏书卷一 帝纪第一

序纪

 魏书卷二 帝纪第二

太祖纪

 魏书卷四上 帝纪第四上

世祖纪上

 魏书卷四下 帝纪第四下

世祖纪下

 魏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二

燕凤

许谦

张衮

崔玄伯

邓渊

 魏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

高湖

封懿

 魏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李顺

 魏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刁雍

 魏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二

游雅

高闾

 魏书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三

游明根

刘芳

 魏书卷六十 列传第四十八

韩麒麟

程骏

 魏书卷六十二 列传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悦

 魏书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二

郭祚

张彝

 魏书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一

奚康生

杨大眼

崔延伯

 魏书卷八十二 列传第七十

李琰之

祖莹

常景

 魏书卷一百一十 志第十五

食货志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 志第十九

官氏志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 志第二十

释老志

北齐书

 北齐书卷四 帝纪第四

文宣

 北齐书卷五 帝纪第五

废帝

 北齐书卷六 帝纪第六

孝昭

 北齐书卷十五 列传第七

窦泰

尉景

娄昭

厍狄干

韩轨

潘乐

 北齐书卷十六 列传第八

段荣

子韶

孝言

 北齐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

孙腾

高隆之

司马子如

 北齐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斛律羌举

尧雄

慕容绍宗

 北齐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高乾

弟慎

昂

封隆之

 北齐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李元忠

卢文伟

 北齐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孙搴

陈元康

杜弼

 北齐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李浑

弟绘

郑述祖

 北齐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崔暹

高德政

崔昂

 北齐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王昕

弟唏

 北齐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杨情

 北齐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八

邢邵

 北齐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

辛术

元文遥

赵彦深

 北齐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埏

 北齐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二

冯子琮

唐邕

白建

 北齐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酷吏

宋游道

 北齐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恩幸

和士开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韩凤

献帝拓跋邻

献皇帝托跋邻立。他在位时，据说有神仙进言说：“此地荒僻，不能建都立国，应该再行迁徙。”献皇帝此时已经衰老，便将皇位传给其子。

圣武帝拓跋诘汾

圣武皇帝托跋诘汾。其父献帝传位给他，命他南迁，但一路有高山深谷阻碍，迁徙十分艰难，圣武帝便想停止南迁。后来得遇奇缘，一年多后终于迁徙到匈奴故地。迁徙的政策因为多在宣、献二帝时制定，所以国人将他们都称为“推寅”，就是“钻研”之意。据说圣武帝与天女相逢，生下神元皇帝。因为这段奇异的经历，所以当时的人曾经有个说法：“诘汾妻家不可寻，力微皇帝无外家。”

神元帝拓跋力微文帝拓跋沙漠汗

始祖神元皇帝托跋力微，生来睿智英武。神元帝元年为庚子年，此前，西部(鲜卑)进犯，拓跋部组织离散，神元帝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他有英雄气概，旁人不能揣测他的想法。后来他和窦宾攻打西部(鲜卑)，兵败后窦宾失去座马徒步逃亡，神元帝派人把自己的坐骑给了窦宾。窦宾逃脱后命其部属寻找赠马之人，打算加以重赏，神元帝没有声张，很久以后窦宾才知道是神元帝救了自己，十分惊诧，打算将其一半的领地分给神元帝管辖，神元帝拒不接受，窦宾便将其爱女嫁给神元帝。窦宾还想再报答神元帝的恩情，一再向神元帝打听他想要得到什么。神元帝提出想率领其部族北迁到长川作为居所，窦宾接受了他的请求。迁徙之后的十多年中，神元帝以德服众，那些离散的族人纷纷前去归附。

二十九年，窦宾临终前告诫他的两个儿子，让他们恭敬地侍奉神元帝。可是他的儿子没有听从他的遗言，私下里计划对神元帝发动战争。神元帝将他们召至自己的地盘，并杀掉了他们，将他们的部众全部纳入自己的治下，各部大人都诚心归服神元帝，神元帝的实力大增，拥有二十万骑兵。

三十九年，神元帝率领部众迁徙到定襄郡的盛乐。夏四月，祭祀天帝，各部首领都来参与祭祀，只有白部大人持观望态度而未去，神元帝便出兵讨伐白部，将该部大人斩杀。此举令各部受到震慑，无不畏惧神元帝的权威。神元帝而后对各大人说：“我考量前代匈奴、蹋顿之流，贪求钱财之利，对边境百姓进行劫掠，虽然是有一些收获，但与出兵侵扰中原造成的死伤相比却是得不偿失，而且还为自己树立了仇敌，又使百姓遭受困苦，那绝对不是游牧部族的长久之计。”因此神元帝与曹魏交好。

四十二年，神元帝派其子文帝到曹魏，考察内地的风俗。这是曹魏景元二年发生的事。

文皇帝托跋沙漠汗，以拓跋部太子的身份在洛阳居留，是曹魏的外宾中身份最显赫的。(他在曹魏期间，)曹魏与拓跋部经常互派使者访问对方，边境的互市也经常举行。曹魏每年赠给拓跋部的黄金以及各类布帛丝织品都数以万计。神元帝笃信在与邻国交往中应该开诚布公，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而改变与邻国相互依存的关系，用宽厚、仁恕、真诚之心与周边各部交往，远近之人对他都十分景仰而来归附。曹魏江山禅让给西晋之后，拓跋部与中原友好的关系依然密切。神元帝年事已高，文帝便以父亲老迈为缘由请求回到家乡，晋武帝安排仪式为他送行，并派人护送他回国。

四十八年，文帝从西晋回到拓跋部。

五十六年，文帝再次去西晋；同年冬天回国。西晋赠送给他锦、厨、缯、彩、绵、绢等各类丝织品，数量十分丰厚，运输这些物品的牛车达到了一百辆。文帝行至并州，西晋的征北将军卫瓘因文帝杰出卓异，担心他成为西晋的后患，就秘密向晋武帝奏报，要求将文帝扣留在朝中，不让他回国。晋武帝不愿做失信之事，没有批准卫瓘的提议。卫瓘又请求用钱财和锦缎贿赂拓跋部中的大人们，让他们和文帝之间产生嫌隙，进而互相争斗，两败俱伤，晋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让文帝留在中原。而后拓跋部的主政者和其他部的大人都接受了卫瑾的贿赂。P2-3

《魏书》、《北齐书》、《周书》和《北史》因为分别以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为主要记载对象，因而被合称为“北朝四史”。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因头绪纷繁而不易把握，更因此时处于南北分裂、对峙状态而容易各执一词，使真相湮没在双方的笔墨官司之中。在这两个方面，北朝四史既为我们勾勒出了北朝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又为我们留下了南北朝在历史记录上歧异的明显记录。

北朝四史卷帙浩繁，行文中常引经据典，对今日一般读者而言颇有距离。因此我们从中选取了部分重要内容译为白话，希望能借此让广大读者接近元典，并产生对这些史籍的阅读兴趣。

以下对这四部史书的基本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一、《魏书》

《魏书》问世于北齐时期，共130卷(含子卷，如不含子卷则为11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主要记载了自拓跋氏先祖至北魏分裂前后的历史，并对东晋以来与拓跋氏政权共存的南北政权历史进行了简述。

此书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正式开始修撰，至天保五年(554)初次修成。因为议论纷纷，并未马上颁行于全国，而是在北齐孝昭帝、武成帝时期进行改写，今日我们所见之本就是成于武成帝高湛时期的修改本。

在《魏书》问世之前，北魏政权就先后在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分别委任邓渊、崔浩等人编纂北魏早期的历史，但这两部史书都是编年体。后来李彪负责国史编纂，才将编年体改为纪传形式，再后来邢峦、崔鸿、王遵业等人又对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的起居注进行了编写。因此，《魏书》是在这些北魏国史的基础上删削编纂而成。

《魏书》的主要编写者为魏收。根据《北史·魏收传》的记载，虽然当时还有房延祜、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辅助他一起从事这项工作，但“房延裙、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干以左道求进”，所以修史工作还是落在了魏收一人身上。

魏收字伯起，出生于北魏世宗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他是东魏北齐时代著名的文人，在北魏节闵帝(后废帝)时期开始兼任国史修撰之职，接触到北魏的图籍档案，这也为他日后修撰《魏书》打下了基础。

魏收修《魏书》，历时四年就完成了第一稿，但质量较高，这与他此前的准备是不无关系的。他长期担任国史修撰工作，对材料非常熟悉，因此在高洋建立北齐王朝后不久，就表达了“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的志愿。

《魏书》的长处与特色主要有四：

一为取材真实可信。20世纪30年代，周一良先生就发表了《魏收之史学》，对《魏书》的取材真实性给予了肯定。而近年田余庆先生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时，也认为《魏书·序纪》的记载十分准确(见《拓跋史探·前言》)。记载真实可信，对《魏书》而言意义重大，在问世之后，这部历史著作就被强加以“秽史”的恶名，用实证研究论证其记载的真实，是还它以清白的最好方式；而证明了记载的真实，《魏书》对了解北魏历史的重要性也自不待言。

二为体例上的自觉创新与改造。《魏书》没有拘泥于《史记》、《汉书》定下的传统，在写作过程中，魏收能够做到因时而变，创立一些对反映北魏历史有利的体例，或是对原有体例进行改造。例如，为了反映北魏时期道教和佛教对于上层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他就专为这两教设立一篇《释老志》；再如，拓跋鲜卑原来治下诸氏族在北魏从民族政权发展成为中原正统政权过程中的发展情况，与官制一样都能反映出北魏政权“中原化”(或称之为“汉化”“封建化”)的特色，他将这二者合编为《官氏志》，就如班固在《汉书》中将“礼”“乐”合为一志那样。除了创新之外，魏收针对北朝时期大家族成为左右朝廷和地方政治、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力量这一现实，改变了列传的写法，记传主时，将其父祖、兄弟、子孙也一并载人，使家族源流与家族概况得以直观地表现出来。

三为规范史书写作。《魏书》之前的史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陈陈相因，虽然体例创新屡见，但对传统中不合理之处则少有变革。比如，《史记》做《天官书》，因其为通史而无碍，但《汉书》中设《天文志》，则将西汉以前就存在的星空情况也记于其中；至于《外戚传》多记后妃之事，更是显而易见的弊病。针对《天文志》的这一问题，魏收主动效仿《宋书》、《南齐书》中《天文志》的写法，只记史书所载时期的天文现象，而星空介绍、分野情况则完全省略；针对《外戚传》兼记后妃的陈习，魏收在《魏书》的《外戚传》中只记外戚家族中有政治表现的男性。这种将史书写作推向规范化的做法，也为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针对史书写作提出全面的规范性要求打下了基础。

四为以北魏为中心，对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政权进行记载。《魏书》中，对于与拓跋鲜卑早期政权并立的十六国政权、北魏建立后的南朝、柔然等政权都有记载，尽管为了正统的原因，以“僭”、“私署”或“岛夷”名之(当时又有哪个政权没有这种做法呢？)，但全局之观念足可称道。此做法，上承陈寿《三国志》，下启唐修《晋书》与欧阳修《新五代史》，从史学上对“大一统”进行了表现。

当然，《魏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记载北魏分裂后的历史，以东魏为正统，对西魏历史一笔抹杀；列传中突出家族世系，使传记成为“家传”等等。后来隋朝魏澹、唐代张太素都重写北魏历史，但终究未能流传，可见《魏书》自有其特殊价值。李延寿在做《北史》时，北魏部分也以《魏书》为底本，也是对《魏书》的肯定。

二、《北齐书》与《周书》

《北齐书》与《周书》都是唐代贞观年间所修，这两部史书与《梁书》、《陈书》、《隋书》在唐初合称“五代史”。

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622)，开始修北魏、齐、周、梁、陈、隋六代史书，但没有下文。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三年(629)，修撰“近代史”的工作重新被提起，这次明确提出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到贞观十年(637)全部完成，其中就包括《北齐书》与《周书》。

《北齐书》共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记载了东魏j匕齐时期的历史。作者李百药，其父李德林先在北齐为官，齐亡后人周，至隋任内史令。李德林在北齐时就担任修国史的工作，在隋朝也继续修北齐史。因此，李百药修《北齐书》，可以说是像司马迁、班固一样继承父亲未竞之业，因而在“五代史”中较为优秀。

《周书》共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记载了西魏北周时期的历史。周书是成于众人之手的一部史书，主要编写者为令狐德棻。

相比较而言，在史料的翔实程度和反映时代性的语言方面，《北齐书》优于《周书》。《周书》也在编写体例上有所尝试，由于“五代史”都只有纪传而无志，因而一些北周时代的重要制度都散入列传之中，《赵贵独孤信传》记载了府兵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基本建制，《卢辩传》记载了六官制，但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故而被后来的批评者所嘲笑。另，《周书》行文力求古雅，因而在反映时代风貌上有失真实，也是为人所诟病之处。

宋代以后，《北齐书》和《周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现象严重，后人不得不以《北史》相关内容补人其中，才得以成为今日之面貌。

三、《北史》

《北史》问世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共100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北史》以北朝和隋朝为记载对象，主要蓝本为《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并兼采其他史料。

《北史》与《南史》都出自李延寿之手，而做这两部史书的原因，是其父李大师不满于南北朝对峙时期互相攻击、诋毁之辞，想要做一部混一南北的史书，可惜书未成而去世，因此，李延寿继承了其父遗志，继续这项工作。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曾经参与编写了《晋书》、“五代史志”(即后来的《隋书》各志)，得以窥见一些外间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这对他编写《南史》和《北史》是极大的帮助。

较之其父的计划，李延寿写成的《南史》和《北史》有两方面的改变：一是将李大师的编年体改为纪传体，二是将原来的计划一分为二，南北各为一书。

《北史》在编写上有一些特点：一是对《魏书》、《北齐书》和《周书》进行剪裁删削，删去了其中大量的文章以缩减篇幅，同时对同一性质的类传进行合并，如《儒林传》、《酷吏传》、《恩幸传》等；二是在省文的基础上补人一些这三部书没有的内容，即“杂史”中的记载；三是将分散于三部书中的同一家族人物传记合并，形成庞大的“家传”。

庞大的“家传”不仅是《北史》为省文而采取的编写方式，更是对北朝大族发展状况的反映。在北魏孝文帝之前，北方大族都凭借在地方的影响力，在地方政治、社会、文化方面施加作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大族的地位得以巩固，同时大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其势力自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魏收做《魏书》初成，之所以引起朝野震动，就是因为很多大族子弟发现自己的父祖没能在史书中占据一席之地，或是虽被写入史书，但没有得到重点描写甚至受到批评，因而他们称《魏书》为“秽史”，可见家族观念在此时的重要性。

在南北朝后期，大族的发展并不平衡。南朝后期，大族逐渐失去了对政权的控制，只是凭借家族名望和长期积累的影响力而继续能在社会上立足：北朝后期的大族，则靠着孝文帝时期为氏族划定的等第依旧享有政治上的特权，无论政权如何变化，入仕为官者与此前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李延寿做《北史》，自然要对这一时代特色进行充分的表现。这样写的好处，就是对某一个家族自身的发展脉络呈现得十分清晰；坏处，自然就是将《魏书》中原本不是很过分的家族性传记写成了家谱形式，同一家族之人，前后相差几百年，也尽数收于一传，造成了一大批“生无令闻，死无异迹”(《史通·列传》)之人厕身于史册的现象。所以，烦冗的家传即是《北史》的特色，也是《北史》最令后人反感之处。

《北史》在对传世史书的改写方面有典范性作用。其所开创的对传世史书进行删削后补入正史所未录之内容的做法，上承《汉书》对《史记》中有关西汉历史的记录进行抄录与改写之法，下启北宋欧阳修、宋祁在《旧唐书》的基础上修撰《新唐书》达到“文省而事增”效果的前驱。单就这一点而言，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十分有意义。

《北史》还有一个很有价值之处，就是可以与《魏书》、《北齐书》与《周书》互相对照，在这三部史书流传过程中出现内容散失时可以用来补全。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三部史书，阙漏的各篇正是用《北史》的内容补入的。